我們看了敦煌出來的許多佛曲，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宣傳佛教的曲子實在沒有文學技術，也沒有高明的思想內容，所以他們都沒有文學的價值。他們的宣傳作用似乎是音樂的成分比文學的成分佔的多，他們全靠那些人人能唱的曲調來引動許多男女聽眾。文字的不通，內容的淺薄，都是不重要的。……
從盛唐以下，儘管有一些和尚用最流行的民歌曲調來製作佛曲，但因為那些作宗教宣傳的佛曲實在沒有文學價值，——正如那許多倡家歌妓唱的歌曲，雖然「音律不差」，而「下語用字，全不可讀」【此用沈義父《樂府指迷》的話】，也沒有文學價值，——所以「詞的時代」不能起於盛唐，只能起於白居易、劉禹錫之後，必須到了溫庭筠、韋莊、李後主的時期，方才有文學的詞，方才有詞的文學。【胡適，同上文，集刊引外編第四本，頁31】
以上幾點，都只是摘抄近作的一篇文字，就是先生去年的兩封信引起來的一篇文字。此文出版尚在數月之後，故摘抄一部分，說明我所以承認那兩首《五更轉》是神會作的，又附帶說明我因此須修正我在三十多年前發表的「詞的起源」說。
簡單說來，我們必須承認敦煌出來的證件是第一手的史料，我們必須用這種證件來試驗我們提出的文學史上的某種假設。「神會時代的歌曲是否已發達到這樣複雜的『定格聯章』形式？」只是中國文學史的一個問題，我在三十多年前提出「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的答案只是一個假設。現在我們既已搜集了這許多敦煌出來的第一手史料，既已發見了其中的兩件是有作者的主名，而作者的生卒年代是大致可信的，——那麼，我豈可不接受這種第一手史料來修改我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假設嗎？
我們應該承認「五更調」，「十二時」一類的俗曲都必定是「定格聯章」的形式。《五更》須有五聯章，《十二時》須有十二聯章，都是題材規定了形式。這種「定格聯章」，實在是幼稚的，原始的，並非進步的。敦煌出來的佛曲之中，有許多「五更」、「十二時」曲子，都是這一類原始的「定格聯章」，因為不得不具十二時，或不得不具五更，故往往有極劣的湊調句子或湊韻句子。
故尊函提出的問題本身即有小錯誤。問題並不是神會時代的歌曲是否已發達到這樣複雜的「定格聯章」的《五更轉》形式？真的問題似是：神會時代的歌曲明分還在那很幼稚的、很笨重極滯的「定格聯章」的五更轉形態，唐人的歌曲何時才從這種「定格聯章」的幼稚形態發達到《雲謠集》、《雜曲子》那樣自由的歌唱？
先生試想，問題是不是應該這樣問？
寄上英文拙稿一份；其中如有錯誤，千萬請先生指正，並請告知大谷大學改正。
如果先生有關於《續藏經》的消息，請早日告我。我大概七月初要出國一行。
先生的《太公家教》校釋與Demievillm先生的《太公家教》譯本，都是我很想見的。
將來巴黎的伯希和敦煌寫本若能像倫敦的斯坦因藏一樣可以全部製成縮微膠片出來，豈非大快事！
此信太長了，千萬請恕罪！
敬祝起居萬福！
右手還不太方便，故寫字多潦草，乞恕。
胡適敬上
11與柳田聖山討論禪宗史的綱領柳田先生
去年夏天，承先生寄贈TheGenealogyoftheToHistories【《燈史之系譜》】的Mr．LeonHurwityEnglishTranslation【英譯本】及《唐末五代之河北地方與禪宗興起之歷史的社會情形》、《存獎》、《南院慧頤》各拔刷本，我真十分感謝！
那時候我要出國遠行，所以我沒有回信道謝，千萬請先生恕罪！
先生的《燈史之系譜》我已仔細讀完了。我很佩服先生的功力，很高興我有機會得讀這一篇一百多頁的大文！【英文的日本名詞譯音，往往很不易認識，故我讀此文頗費力，——如Sosei與Sosei，Konan與Konan，如Gi【魏】與Sei【齊】，甚至於不認得我自己的姓名【KoTeki】。我得益不少，我很感謝先生的好意！我已托朋友在京都代覓大文的日本文原文了。
我近年來也研究《寶林傳》，已寫了幾篇備自己參考的筆記，——如《惟白和尚關於、的記載》，《裡的唐碑》，《神會與》等等，但都未敢發表。將來也許寫副本請先生指教。
先生似是一位佛教信徒，似是一位禪宗信徒，而我是一個中國思想史的「學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所以我與先生的根本見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
但我很高興，先生的大文的一部分結論是與我大致相同的。例如，先生說，中唐與晚唐有許多偽書與假歷史，都成了《景德傳燈錄》的原始資料，這完全是我贊同的。
又如，先生說「二十八代祖師」之說最早出現於《歷代法寶記》，我也同意。【《大正大藏經》的《歷代法寶記》，金九經[韓國人]排印本《歷代法寶記》，都有無數錯誤。我將來要出版一部校定的《歷代法寶記》，也許可以抬高此書的歷史價值。】
又如，先生重視我的《神會和尚遺集》，我也很感覺榮幸。貴國的學人，如宇井伯壽先生的《禪宗史研究》，至今不肯接受我在30年中指出的神會的重要，我頗感覺詫異。根本的不同，我想是因為他們是佛教徒，而我只是史家。例如宇井先生引用中宗召慧能的詔書，他依據《全唐文》卷17，他豈不知道此詔是出於宋以後修改的《六祖壇經》！他若比勘《曹溪大師別傳》裡的「高宗」【！】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召慧能的詔書——此時「高宗」已死了22年了！——他就可以知道此中宗詔書完全暈偽造的了！《全唐文》是政府大官編的書，不記出各篇的來源，故往往不可信任。宇井先生因此相信「神秀……推舉了比他自己更高明的慧能；由此可知，神秀與慧能對立之說是烏有之談」【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196】；他不知道神會《南宗定是非論》說的神秀「臨發之時……雲，韶州有大善知識，元是忍大師付囑，佛法盡在彼處。」【宇井【一】，200引】，也都是信口妄語，全無歷史根據！
所以我看了先生此文裡大體承認我關於神會的研究成果，我很高興！
但我覺得先生大概沒有看見我的其他研究，如《楞伽宗考》、《菩提達摩考》、《白居易時代的禪宗世系》【研究白居易的《傳法堂碑》】一類的文字。所以我想向先生陳述我對於禪宗「西土二十八祖」的傳說的一些見解。我今日的看法是：
【1】菩提達摩來中國，是在劉宋晚年，他在中國北方住了50年左右，故他建立了一派「禪學」，有道宣的《續高僧傳》的《達摩傳》、《僧副傳》、《法沖傳》，及《習禪》總論可以作證。
【2】菩提達摩建立的宗派，用「四卷楞伽」為「心要」，故後來稱為「楞伽宗」。參看我的《楞伽宗考》及淨覺的《楞伽師資記》。
【3】這個「楞伽宗」是注重「頭陀」苦行的，自達摩至神秀，自470左右至700年，都還是一個山林苦修的頭陀禪。【看道世的《法苑珠林》的「六度」的「禪宗」一門。】
【4】武後久視年中【700】詔請神秀入宮供養，使神秀成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於是山林的頭陀苦行的楞伽宗，成為都市的、宮廷的、朝野尊崇的國教了。這就根本改變了楞伽宗的性質，——正如智者大師受陳、隋二代帝王的尊崇，就根本改變了南嶽天台一系禪門的性質一樣。
【5】但神秀門下的大師，如普寂，如義福，以及神秀同門的和尚，如法如，如降魔藏，如老安，如玄賾，甚至於韶州的慧能，——都還不曾拋棄楞伽宗的傳統思想。他們還沒有完全拋棄頭陀苦行的禪法。
【6】但楞伽宗在8世紀的「氣焰熏天」，當然引起了無數和尚的歆慕。所以在8世紀的前半，已起了一些「攀龍附鳳」的法統之爭。最可注意的是牛頭山一支自稱是出於道信門下！道宣的《續僧傳》的《法融傳》，共有2433字，無一字提及法融一系與道信有任何關係。然而牛頭山的後人都承認道信教化法融了！這是自附於北宗的「趨炎附勢」運動。
【7】在開元盛世，忽然有「異軍突起」，即是神會在滑台的大挑戰，他採用了神秀碑文裡的菩提達摩一系的傳授世系，但他說，其中第六代不是神秀，乃是慧能！他指斥神秀——普寂一系「師承是傍，法門是漸」。他偽造了「袈裟傳法」的法統說。當時誰肯走到韶州去驗看那件本來沒有的傳法袈裟呢！
【8】神會奮鬥了30年，得到了王維、房琯、宋鼎諸人的有力支持；更重要的，他遭遇到政治勢力的打擊，如盧奕的奏劾，以及神會的三度被貶謫，就使他成為一個為宗教受摧殘壓迫的「殉道者」了。國人的同情心更大了，更有力了。在安史大亂裡，神會又建立了幫助政府推銷度牒的大功。於是一個三度貶謫的和尚居然成了新皇帝【肅宗】的宮廷供養的大師了。他死在「元年」【元年號的「元年」】建午月十三日【762】。
【9】神會創立「西國八代，菩提達摩在西國為第八代」的傳統說。先生指出我的錯誤，說神會晚年似沒有修改「八代」為「二十八代」。這個錯誤，我早已修改了。先生指出《寶林傳》卷8《僧璨傳》有房琯的《三祖璨大師碑》，其中有「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之語。這是我去年【1960】也曾指出的。我還可以為先生添三證：【一】此碑「銘」文有「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貌殊心一兮相續一身」，這也是神會的「八代說」。【二】房琯此碑的建立，是在「元年建辰月」，見於趙明誠《金石錄》卷7的第1378件的注文：「唐山谷寺璨大師碑；房琯撰，徐浩八分書，元年建辰月。」神會死在「元年建午月」，此可證神會死時尚未修改他的「八代說」。【看我的《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集兩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頁873—875】
【10】神會的奮鬥成功了，勝利了。據宗密的說法，「貞元十二年【796】，敕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搜求傳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澤大師為第七祖。」宗密的孤證未必完全可信任，但元和十一年【815】詔書追褒第六祖慧能，謚曰大鑒，是無可疑的。神會為「南宗定是非」的奮鬥是成功了。
神會的數十年奮鬥，在當時必曾震動全國。貴國入唐求法的大師，如圓行、圓仁、圓珍，請去的佛典皆側重密教，然而他們都帶了神會的語錄【《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南宗定是非論》、《荷澤和尚禪要》等件回國去。這些寫本又都是他們在唐土南北各地收集的，北至五台山，南至浙江的溫州永嘉，這一點最可以使我們推想神會的著作傳播之廣遠。
【11】從大歷到元和【766—820】，這五六十年是「南宗」成為禪門正統，而各地的和尚紛紛的作第二度的「攀龍附鳳」大運動的時期。這些「攀龍附鳳」的各派和尚搶著自認是韶州慧能的兒孫，或自認是慧能同學兄弟的兒孫，或自認是荷澤神會的同學弟兄的兒孫。白居易在道一弟子惟覺死【元和十二年817】後作的《傳法堂碑》，有這一段文字：
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塚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矣。
這就把嵩山、牛頭、荷澤、江西各支都牽合作一個大家族了。
這是元和末年的形勢。但在大歷初期，北宗普寂門下的弘正一支勢力副很大，還有壓抑能大師一支的企圖。大歷七年【772】，獨孤及作《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即僧璨】，其中說：
……弘忍傳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無聞焉。【以上12字，《唐文粹》本無之，《文苑英華》本有之，《昆陵集》本有之。】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荊吳，自是心教之被子世也，與六籍侔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