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從舊中國走來的人都不能忘那一段硝煙瀰漫的日子，因為在那段日子裡有太多不能忘卻。不能忘卻的是夫妻之間的不離不棄，不能忘卻的是母子之間的難捨難分，不能忘卻的是國土的淪喪，不能忘卻的是同胞的血和淚。對於梁思成和林徽因來說，這段日子也是他們最為顛沛流離的時期。
１９３５年秋，日軍的全面進攻已經迫在眉睫，林徽因所在的國立大學正在作南遷的準備。在忙著為遷移作準備時，林徽因在北京的姨母家見到了本地的親戚，他們仍像往常一樣，準備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他們問她：「你為什麼那樣心情激動地準備南遷呢？即使這裡成立自治政府，那又怎麼樣呢？對我們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房子還在這兒。北平還是中國的，不是日本的，生活還像平時那樣過。」
看著家族圈子裡出現背叛祖國利益的變節行為，林徽因和梁思成無比痛心，卻也無可奈何，只能用盡全力地堅持自己的立場。１９３７年７月，林徽因、梁思成在考察歸途中知道戰爭全面爆發的消息，他們歷經艱辛輾轉回到日軍已兵臨城下的北平。安頓後，林徽因立刻給正隨姑姑們在北戴河度假的女兒寫信：「如果日本人要來佔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勇敢，什麼都不怕，不怕打仗，不怕日本人，要什麼都有決心才好。」
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梁家離開北京去天津，走上逃難路線的第一站。除了兩個孩子和外婆外，還有老金和清華大學兩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個很好的避難所。臨行前，營造學社同仁們調查古建築的原始資料，有的是無法帶走的照相底版，還有一些珍貴的文獻，梁思成和天津一家英國銀行談妥，把這些東西存在地下保險庫裡。一張匆匆寫下的紙條說：「發生了這麼多事，我們都不知道從何說起。總之我們都平安，一個星期前我們抵達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島，從那裡途經濟南，去到換車船不超過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長沙，而這期間盡可能不要遇上空襲。等到戰爭打贏了，我們就可以結束逃難生涯。」
金岳霖後來描述這趟旅途：「一路上沒出什麼大岔子，不過有麻煩已經夠難應付了。我們繞來轉去到了漢口，最後總算到達長沙已是１０月１日了，聯合大學１１月１日開學。」
長沙這個擁擠過度的城市，從他們抵達的那日起，時常拉空襲警報。儘管到１１月２４日為止，一個炸彈也沒有掉下來過，急匆匆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家常便飯。然而這一次由於疏忽，反而沒有拉警報。當地面上的人還不知道他們已成空襲目標時，日本飛機已在頭頂上了。林徽因寫道：
在日軍對長沙的第一次空襲中，我們的住房幾乎被直接擊中。炸彈就落在距我們的臨時住房大門１６米的地方，這所房子裡我們住了三間。當時我們——外婆、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都在生病。沒有人知道我們怎麼沒有被炸成碎片。聽到地獄般的斷裂聲和頭兩響稍遠一點的爆炸，我們便往樓下奔，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全然出於本能，我們各抓起一個孩子就往樓梯跑，可還設來得及下樓，離得最近的炸彈就炸了。它把我拋到空中，手裡還抱著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開始軋軋亂響，那些到處都是的玻璃和門窗、格扇、屋頂、天花板，全都坍了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向我們。我們衝出房門，來到黑煙滾滾的街上。
當我們往聯合大學的防空壕跑的時候，又一架轟炸機開始俯衝。我們停了下來，心想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們寧願靠攏一點，省得留下幾個活著去承受那悲劇。這顆炸彈沒有爆炸，落在我們正在跑去的街道那頭。我們所有的東西——現在已經不多了——都是從玻璃碴中撿回來的，眼下我們在朋友那裡到處借住。
每天晚上，我們就去找那些舊日的「星期六朋友」，到處串游想在那些妻兒們也來此共赴「國難」的人家中尋求一點家庭溫暖。在空襲之前，我們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飯館，而是在一個火爐子上欣賞我自己的手藝，在那三間小屋裡，我們實際上什麼都做，而過去那是要佔用整整一棟北總布胡同３號的。我們交換著許多懷舊的笑聲和歎息，但總的來說我們的情緒還不錯。
我們已經決定離開此處到雲南去……我們的國家還沒有組織到可使我們對戰爭能夠有所效力的程度，至今我們還只是「戰爭累贅」而已。既然如此，何不騰出地方，到更遠的角落裡去呢？有朝一日連那地方（指昆明）也會被轟炸的，但眼下也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我們又收拾行李了，要搭汽車走１０天艱難的旅程到雲南去。」林徽因寫道，「除了那些已經在這兒的人以外，每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和他們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
他們自己親愛的「家人」，其中一個就是老金。他那一組聯合大學的人馬臨時在離長沙一段路的南嶽暫居。他一個星期以後才得到長沙被炸的消息，而當梁家啟程前往昆明的５個星期後，他一個人仍留在湖南。他寫信給我們：「我離開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１２月８日把五口之家塞進超載的大巴士，天亮之前要從長沙開往昆明時，他們不可能知道他們是從一個大遷徙又換到另外一個。從廣州和東南地帶來的大批難民成群湧向昆明或重慶。
到湖南鄰近貴州的一個小城晃縣，林徽因的旅程突然中止。直到那時為止，在寒冷的天氣中摟抱著小兒子的林徽因，一路坐車還一路欣賞沈從文筆下描繪的湘西美景。到達晃縣以後他們才得知所有能向前開的大巴士都已被徵用，以撤離空軍航校的學員和機器，一般乘客只能慢慢等。
在這個關鍵時刻，林徽因病倒了，她得了很嚴重的支氣管炎，高燒４０度，兩周後勉強退燒，很快轉為肺炎。城裡骯髒的小旅館擠滿了難民，梁思成沒有辦法，卻奇跡般地得到了８位空軍學員和一位女醫生的幫助。
梁思成和林徽因從這裡開始和８位空軍學員結下親密的友誼，後來學員們到昆明進行最後訓練，晉陞為飛行員執勤時依舊保持聯繫。他們的父母都在淪陷區，所以把梁家當成自己的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樣看待。林徽因寫道：
「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那天凌晨１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車，到早上１０點這輛車終於出發時，已經擠上２７名旅客。這是個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
天黑下來時，林徽因的母親又發冷又發熱。但沒有退路，只能坐這輛破車繼續前進。深夜，他們所乘的長途汽車在以土匪出沒著稱的「七十二盤」頂上突然拋錨——沒有汽油了。拉著孩子們凍僵了的小手，全家人摸黑走了一段山路：「又一次，奇跡般地，我們來到峭壁邊上的一片房子，讓我們進去過夜……」
經過這麼多的「故事」起伏，林徽因終於在１９３８年元月中旬抵達昆明。他們在長沙坐上汽車準備進行的「１０天艱難的旅程」，實際上花了差不多６個星期。
１９３８年１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來到昆明後，借住在翠湖巡律街前市長的宅院裡。與他們毗鄰的還有張莫若夫婦。不久，楊振聲、沈從文、蕭乾也結伴來到了昆明。他們住在離林徽因、梁思成不遠的北門街——蔡鍔發動反袁戰爭時在雲南的舊居。這是一棟極平凡的小房子，斑駁陸離的瓷磚上，有「宣統二年造」字樣，院子裡有兩株合抱大的尤利加樹。過了一段兒，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帶了兩個孩子，也繞道香港，經越南河內來到昆明；楊振聲的女兒和兒子也來到這裡，組成一個臨時大家庭，外加金岳霖和他養的那只漂亮、雄壯的大公雞。
朱自清等一群朋友到昆明後，住處離他們也不算太遠，大家見面的機會多起來，很快又恢復了北平文化小圈子的鬧熱。然而他們聚會的地方，更多是在林徽因家裡，隔幾天他們便去林徽因家吃下午茶。大家一起談文學、談戰局，談累了的時候，大家便去李公樸開的北門書店逛逛，或去順城街老城牆腳邊排檔上品嚐風味小吃。
那時，林徽因的三弟林恆也在昆明航校，經常帶一群同學到家裡來玩。舅舅來了，是兩個孩子的節日。舅舅給他們做飛機模型，還帶來黃燦燦的子彈殼做的哨子。他們最喜歡舅舅講戰鬥故事。蕭乾來了，聽得比孩子們還入迷，那些故事，不是林恆肚子裡編出來的，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早他一兩年畢業的兄弟，而且他也即將畢業，很快要成為那些英雄故事的主人公了，蕭乾被深深激動著。每到這時，林徽因便鼓勵他把這些故事寫出來。不久，蕭乾寫出了那篇在當時文壇頗有反響的《劉粹剛之死》。
這段日子，記錄在林徽因當時寫下的幾首詩中。這個時期林徽因的作品，大都是紀事性的。如《對北門街園子》：
別說你寂寞；大樹拱立，
草花爛漫，一個園子永遠
睡著；沒有腳步的走響。
你樹梢盤著飛鳥，每早雲天，
吻你額前，每晚你留下對話，
正是西山最好的夕陽。
那個永遠睡著的園子，總是一班兒文友的腳步踏進它的夢境。園中有一石桌、三五石凳，逛完了北門書店，他們就買些瓜子、話梅到這片幽靜之處聊天，繼續著剛才的話題。從這裡可以看到西山最美的夕陽。還有她寫的《茶鋪》：
這是立體的構畫，
描在這裡許多樣臉
在順城腳的茶鋪裡
隱隱起喧騰聲一片。
各種姿勢，生活
刻畫著不同的方面：
茶座上全坐滿了，笑的，
皺眉的，有的抽著旱煙，
老的，慈祥的面紋，
年輕的，靈活的眼睛，
都暫要時間在茶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