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４年初，葉公超創始主編了這個月刊，只出了三期，林徽因在這個刊物第一期上發表了她最放異彩的短篇小說《九十九度中》。對於這篇小說，李健吾先生作出過極高的評價，他說：「在我們過去短篇小說的創作中，盡有氣質更偉大的，樸實更事實的，然而卻只有這樣一篇（指《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現代性；惟其這裡包含著一個個別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來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個人生的橫切面。
在這樣的一個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們的眼前，沒有組織，卻有組織；沒有條理，卻有條理；沒有故事，卻有故事，而且那樣多的故事；沒有技巧，卻處處透露匠心。這是個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來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動之中，呈出一個複雜的機體。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筆鋒，作者引著我們，跟隨飯莊的挑擔，走進一個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戀的，有做愛的，有慶壽的，有成親的，有享福的，有熱死的，有索債的，有無聊的……全那樣親切，卻又那樣平靜，我簡直要說透明。在這紛繁的頭緒裡，作者隱隱埋伏下一個比照，而這比照，不替作者宣傳，卻表示出她對人類的同情。一個女性的細密而蘊藉的情感，一切在這裡輕輕地彈起共鳴，卻又和水紋一樣輕輕地滑開。」
林徽因寫過意識流小說，這就是《九十九度中》。它寫一天之內的處於「九十九度中」高溫天氣的北平各階層人物，通過人物的內心世界來表現他們的思想意識，使各階層人物構成鮮明的對照，這是典型的意識流小說。在卞之琳看來，比起徐志摩的小說，「更顯得有意學維吉妮亞·伍爾罕（按：即費吉尼亞·吳爾芙）而更為成功」。確實，我們不難發現，這篇小說除了意識流的藝術特徵之外，敘述結構也類似費吉尼亞·吳爾芙的長篇名作《達羅衛夫人》，只不過《達羅衛夫人》把敘述視角分別限制在以並不相關的兩個主人公為焦點，交替進行，平行發展，而《九十九度中》則是分別以一系列的人物為中心，類似於「散點透視」，當然，還有一點更為明顯的相似之處：《達羅衛夫人》的故事發生在英國的倫敦，時間長度是一天，而《九十九度中》則是在中國的故都北平，時間長度也是一天。
林徽因雖然只寫過６篇小說，但說來也許讓人奇怪，她所受到的藝術影響，歷歷分明，反倒比徐志摩更容易看得清楚。其實，道理很簡單，林徽因畢竟不是專門的小說家。以《模影零篇》為總題的那一組小說中，《文珍》和《繡繡》兩篇，明顯有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兒的那種藝術風格。沒有情節，片斷化；人物的言行、瞬息即逝的情緒和普通的生活場景，都有潛在的意味。還有敘述，都是通過成人來回憶童年時代的關於別人的故事，敘述者顯然有能力透視童年時發生的事情的意義。但敘述者在敘述到當年的故事時，完全又是讓自己回到童年，敘述視角由成人轉換到不明世事的兒童，這是典型的「含蓄敘述」一種類型，這些都是曼殊斐兒小說的明顯藝術特徵。
曼殊斐兒的名作《幸福》，敘述視角限制在以女主人公為視角焦點，但敘述者的透視限度控制得很節制，只限於表現女主人公的感受及微妙的心理變化。最後，當女主人公發現丈夫與別的女人交換的一個眼色，馬上意識到自己原來一直是被欺騙的。很顯然，小說一開始所表現的女主人公對家庭、對生活的那種幸福感，從此將不復存在了，但小說也就到此結束了，點到為止，給讀者回味，有一種和女主人公一樣的恍然大悟式的「頓悟」。
那麼《文珍》本該仍是灰暗的色彩，卻代之以明亮。大戶人家的吉公最終未能掙脫時代於他命運的左右，而出身卑賤的女傭文珍是把命運堅決攥在自己手中。作者不再滿足表示同情於窮困者，進而挖掘他們身上至美的精神品格。作品沒有點明文珍出走之後的結局，不排斥或將更慘，可是單這燦爛的人生一搏，足夠振奮人心，有文珍們在，社會才有望。
另一篇名作《園會》，寫一個富裕家庭的幾個孩子興高采烈地籌辦在花園中舉行的聚會。恰恰此時他們家不遠處的貧民區裡，一個家庭的男人死了，留下妻子和幾個幼小的孩子。此事給籌辦聚會的孩子以很大的精神刺激，惶惑「人生是不是——」這樣一個對他們來說不可能理解的問題，感到莫名的恐懼與不安。小說沒有什麼情節，彷彿是幾件並不相干的普通小事串連在一起，卻寫得意味深長，令人回味。《吉公》的篇幅僅是《九十九度中》的一半，而其內容之豐富並不亞於後者，滲透著深沉的歷史感。小說借一個小人物的命運反射出時代畫影，給讀者諸多方面的啟悟、思考，某些方面至今未必失去其現實意義。
若說《吉公》的色彩略顯灰暗的話，至於《鍾綠》中的鍾綠，《繡繡》中的繡繡，皆是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它寫美的幻滅，淒艷動人，詩意濃郁，不妨謂之小說詩，堪稱中國現代小說中不可多得的精品。這後四篇以主人公名字命題的小說，冠以「模影零篇」的總題，是都有其生活中的原型。
林徽因小說雖僅有六篇，但已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審視題材的深刻，結構內容的周密，表現手法理智而雋永，文體上的純正、雅致，乃至語言簡潔，描寫精細，均見出作者所受中國古典小說和西方現代小說的內在影響，形成一種兼有古典意味的現實主義風格，放置京派諸多名家之中，既反映京派的一般風貌，又卓然自成一家。那柔曼、溫婉自是男性作家如楊振聲、沈從文、蕭乾、師陀所不備，即使與京派中同為女性的凌淑華亦大異其趣。論其藝術的精湛當在不少頗負盛名的女作家之上。
林徽因在《深笑》這首詩中，把笑喻為「細香無意」可真是傳神致極了啊！她探問高塔：
「是誰笑成這百層塔高聳，
讓不知名的鳥雀盤旋？是誰
笑成這萬千風鈴的轉動，
從每一層琉璃的簷邊
搖上雲天？」
梁從誡說：「從她早期作品的風格和文筆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種影響，直到晚年，這種影響也還依稀有著痕跡。」徐志摩對林徽因的詩歌創作的影響，表現得尤為明顯。至於小說，問題恐怕複雜一些，從上面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林徽因的小說，與其說受到徐志摩的影響，不如說受到徐志摩推崇並介紹的曼殊斐兒的影響，還有吳爾芙夫人的影響；並且，無論是曼殊斐兒還是吳爾芙夫人的藝術風格，比徐志摩來得更為純正一些，也更有成就。
詩心將她的勞累詩化了，所以，她不停地勞動。１９４５年在重慶，美國胸外科專家裡奧·埃婁塞爾博士發現她的雙肺和一側腎已被結核菌嚴重侵染，測其壽命不過５年。可她並不去探問這個檢查結果，似乎都明白了。便悄悄地、匆匆地彙集一批又一批建築資料，寫論文，寫詩，顯得分外忙碌。此時她寫了《人生》這首詩，詩中說：「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者。」
凡林徽因的朋友，幾乎不約而同地提到過她對戲劇的狂熱。卞之琳說林徽因「酷愛戲劇」；費慰梅說「戲劇曾強烈地吸引過她」；梁從誡也說「母親始終是一個戲劇愛好者」。林徽因熱衷於戲劇，是包括傳統戲曲和新劇在內的兼容並蓄式的愛好，她「瘋狂地喜歡梅蘭芳」，「為能把傳統戲曲帶進２０世紀節奏的前景而喜歡」（費慰梅：《梁思成與林徽因》），但這並不妨礙她對新劇的愛好，後者在當時尚屬新生，林徽因也算開風氣的實驗者。
１９２５年，余上沉、聞一多、梁實秋等留美學生在美國組織「中華戲劇改進社」以倡導新劇，林徽因是主要成員。在留學的時候他們心比天高，滿腦子都是藝術理想，林徽因也是其中一分子。他們發函邀請國內新月社成員參加，建議在北京大學開設「戲劇傳習所」，並設想歸國後由聞一多辦一所大門戶之見的藝術大學，「有梁思成君建築校舍，有駱啟榮君擔任雕刻，有吾兄（按：指聞一多）儒寫壁畫，有餘上玩、趙太悻君開辦劇院，又有園亭池沼花卉草木以培郭沫若兄之詩思，以逗林徽因女士之清歌，而郁達夫兄年來之悲苦得借此消釋」。
把為正統文化所排斥的戲劇視為藝術理想的一部分而心嚮往之，林徽因的這種心態，與家族的傳統有關。林家雖為書香門第，卻從不固守清高，拘於經史。從林徽因祖父林孝詢起，就有務「旁門左道」的歷史。林孝詢身為光緒朝翰林，不僅自己習武好藝，研習醫術，並讓子侄個個學習，這在當時已屬少見。到了父親林長民，留學既早，眼界又寬，再加上從小的開明教育，見解更是遠出同輩。他為林徽因的藝術天分而欣喜，平時對林徽因的藝術理想也多加鼓勵甚至指導。
１９２４年泰戈爾訪華，林長民以半百年紀登台與女兒同演泰氏名劇《奇特拉》，當時《晨報》連篇累犢介紹演出狀況，稱讚「父女合演，空前美談」，縱是「美談」付諸實施也需要勇氣與眼界，以娛耳目是一回事，身體力行又是另一回事。在大庭廣眾下拋頭露面出演愛情戲，林徽因的作為，就得不到梁啟超夫人李莫仙的諒解。
所以，應該說，是林家的氣氛、林家的空間鼓勵了林徽因對戲劇的興趣。１９２７年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學士學位後，林徽因隨後就轉往耶魯大學戲劇學院學習舞台美術設計，足見心情之迫切、態度之嚴謹，她是認認真真把戲劇當做了藝術來對待。
回國後林徽因在研究古建築之餘，一直念念不忘對戲劇的嘗試。她對戲劇的努力，主要體現在新劇的創作以及舞台美術設計兩個方面。
１９３７年，林徽因創作的四幕劇《梅真同他們》發表於《文學雜誌》，劇本描寫一個大戶人家的丫頭梅真，在「五四」思想啟蒙運動作用下的環境裡，所經歷的獨特的人生際遇，以及由此帶來的愛情悲劇，人生悲劇。
雖然是頭一部也是惟一一部劇本創作，林徽因在《梅真同他們》中表現出的技巧的純熟卻令人歎服，從情節對白，不難看出精彩一二；口語化的白話文運用收放自如，人物對白個性鮮明、動人逼真、劇情緊湊幹練、高潮迭起。林徽因自己在附致編者的信中說明了自己的創作宗旨與創作意圖：「我所見到的人生戲劇價值都是一些淡香清苦如茶的人生滋味，不過這些場合須有水一般的流動性……像梅真那樣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在李家算是一個丫頭，她的環境極可憐難處。在兩點鐘的時間限制下，她的行動，對己對人的種種處置，便是我所要人注意的，這便是我的戲。」
《梅真同他們》原計劃寫四幕，實際上只寫出三幕。抗戰的開始中斷了林徽因的寫作計劃，不少熱心的讀者也曾追問林徽因：梅真後來怎樣了？林徽因笑答：抗戰去了。
作為在國外學習舞台美術設計的第一人，林徽因還曾經為天津南開新劇團公演的話劇《財狂》擔任舞美設計。《財狂》改編自１７世紀法國劇作家莫裡哀的《吝嗇人》。故事敘述一個富裕的守財奴韓伯康，即使對自己的兒女也一樣吝嗇，他因為不肯出嫁妝，便將女兒韓崎麗許給一個年老的商人陳南生，韓崎麗的情人梵籟為求愛情的圓滿不得已去韓家做賬房先生。韓伯康一心要娶兒子韓可揚鍾愛的姑娘木蘭為繼室；兒女束手無策之際，他們的僕人費升將守財奴的大皮包——全部生命財產之所在——偷了去，結果是逼他答應不娶木蘭。有情人終成眷屬，卻發現木蘭與梵籟原來是陳南生的兒女。韓伯康得回股票，大喜過望，繼之股票跌價，伏地不起，全劇結束。
應該說《財狂》的成功，是張彭春、曹禹、林徽因的成功。尤其是林徽因，她以舞台美術的專業素養，以不俗的眼界與功力，為舞台劇作美術設計，一生就只此一次，單只因這是惟一一次，就值得紀念，更毋寧說她的匠心獨具獲得了如潮的好評，《財狂》公演，林徽因成為報界關注的焦點。
此劇一出，好評如潮連篇累讀，不惜筆墨讚歎，足見演出之盛況。林徽因出奇不意，一時在冷僻的學術圈外，獲得了明星般的轟動效應，這是戲劇界的華彩所在，也是林徽因內在才藝，多年修煉一朝示人後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