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拉爾德·魯道夫·羅易的《克什米爾爭端：洲際邊界衝突的國際政治之個案研究》Roys，GeraldRudolph，Ph.D杄，TheKashmirDispute:ACaseStudy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anInterstateBoundaryConflict，The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1981杄，是南加州大學1981年的博士學位論文。該文從洲際邊界衝突的角度來分析克什米爾，視野開闊，有深度。
哈里？弗裡德曼的《印度獨立後的統一行動：葡屬殖民地、法屬殖民地、海德拉巴和克什米爾四個印度領土爭端的比較和研究》Friedman，HarryJ杄，Ph.D杄，ConsolidationofIndiasinceIndependence:AComparisonandAnalysisofFourIndianTerritorialProblem:ThePortuguesePossessions，TheFrenchPossessions，HyderabadandKashmir，UniversityofPittsburgh，1956杄，是匹茲堡大學1956年的博士學位論文。該文雖然行文比較簡單，但仍然很有價值，選擇四個具有代表意義的印度領土爭端進行橫向比較研究，文章認為，決定印度對這些領土爭端的政策，是印度的政治力量而非法律權利，儘管印度領導人在爭論時想遵循甘地主義的道德教導，但他們更多的是奉行現實主義政治的原則。
克什米爾問題無疑主要是印巴兩國之間的問題，也是學者們研究的重要對象，這方面的著作很多，希西爾？古普塔的《克什米爾：印巴關係中的研究》Gupta，Sisir，Kashmir，astudyinIndia-Pakistanrelations，Bombay，NewYork:AsiaPub杄House，1966杄、普拉克斯？昌德爾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無盡的衝突》PrakashChander，IndiaandPakistan:UnendingConflict（Vol杄3，Presentturmoil），NewDelhi:A杄P杄H杄PublishingCorporation，2003杄和羅伯特？沃爾辛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爾爭端》Wirsing，RobertG杄，India，Pakistan，andtheKashmirdispute:onregionalconflictanditsresolution，NewYork:St杄Martin𠖥sPress，1994杄可謂這方面的代表作。希西爾？古普塔從上古的歷史起，對克什米爾的歷史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對查謨和克什米爾土邦的形成以及克什米爾問題的產生和發展都有介紹和分析。如果要從印巴關係的角度去理解克什米爾問題，該書是不錯的選擇。普拉克斯？昌德爾以主題的形式來展開自己的論述，主要關注目前克什米爾的問題，這與本文的主題關聯不大。羅伯特？沃爾辛雖然也涉及克什米爾問題的產生原因，但更側重於尋求它的解決辦法。
儘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克什米爾爭端是學者們的研究重點，但印度和印控克什米爾之間的克什米爾危機的研究者也不乏其人。
貝赫拉的著作《國家、身份和暴力：查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Behera，NavnitaChadha，State，identity&violence:Jammu，Kashmir，andLadakh，NewDelhi:ManoharPublishers&Distributors，2000杄認為，通常的分析都是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視角來分析克什米爾問題，這是不夠的，有必要從克什米爾內部來認識該土邦的政治特徵，理解克什米爾各共同體人民的政治渴望，進而去研究克什米爾問題。
她運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各種社會模式，包括族裔的、宗教的、地區的、文化的和語言的身份，他們的政治性以及在查謨和克什米爾的背景中與該土邦變動的關係。從印度過去五十年政策的得失和克什米爾人的反應，考查了不同時期克什米爾動亂的原因，以及上世紀九十年代印控克什米爾爆發分離主義運動的原因。指出印控克什米爾危機的出現，是印度政策失誤、經濟發展滯緩和教育水平提高，導致克什米爾人的認同發生變化，使得他們在不同時期對印度態度也發生改變，導致問題產生或和緩。她得出的結論是，社會現實多元化和政治結構單一化之間的矛盾，是克什米爾分離主義運動產生的原因。
波比爾？辛格通過考查克什米爾人在不同歷史時期認同的變化，以及由此對政治產生的影響，得出結論：克什米爾危機的惡化是由於克什米爾人在不同時期的認同轉變而導致的V杄B杄Singh，ShankarBose，StateelectionsinIndia:datahandbookonVidhanSabhaelections，1952-1985，NewDelhi;NewburyPark，Ca杄：SagePublications，1987-1988杄。
古拉姆·納瓦拉卡在《祈求的聯合：克什米爾和「婆羅多」官方民族主義》一文中則認為，克什米爾危機是印度官方民族主義和克什米爾區域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碰撞和激化的結果。問題的根源在於印度統治階級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克什米爾人身上，削弱他們的特性，導致雙方產生矛盾，克什米爾人的分離主義情緒越來越濃，與印度漸行漸遠T杄V杄SathyamurthyEdi杄，SocialChangeandPoliticalDiscourseinIndia（Vol杄3），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杄。
簡而言之，闡釋克什米爾問題的產生和發展的論著，大致是從兩個方面來展開的：一是從印巴關係方面來解釋克什米爾爭端，一是從印控克什米爾方面來剖析克什米爾危機。分析克什米爾爭端的著作，一般都採用現代民族理論來展開分析，它的中心思想是一元化發展，由傳統到現代、部族到民族。因此，他們多從政治和外交的角度來分析克什米爾問題為何產生及其解決的可能性。分析克什米爾危機的著作主要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採用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拒斥中心化意識形態，強調給人民、社群和族裔以社會、文化和政治等空間，認為克什米爾人有權利保持他們的特性，應當給予他們高度的自治權。
巴基斯坦學者伊伽茲？侯賽因說：「克什米爾問題的法律視角被忽視了。克什米爾問題的政治而非法律方面是人們關注的熱點，人們更多的是從政治角度來考查它是否以及何時產生。」IjazHussain，Kashmirdispute:aninternationallawperspective，Islamabad:Quaid-i-AzamUniversity，1998杄傳統的克什米爾研究過於注重從政治尤其是印巴關係的角度來展開，或者是從克什米爾內部局勢的演變來進行闡述。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把克什米爾問題的法律背景予以忽略，也有學者只專注於法律問題而不顧及政治層面，從而把克什米爾問題的政治與法律層面割裂開來。傳統研究中存在的另一個缺點是，把1947年作為分析的起點或終點，從而在闡釋克什米爾問題時把現代與傳統（近代）割斷開來。傳統研究的第三個缺點是，分析克什米爾問題的格局比較小，對於周邊形勢對克什米爾問題的影響沒有給予充分的考慮。這三個缺點破壞了克什米爾問題的完整性，因為它們具有不可割裂的內在關聯性和繼承性，所造成的後果是不能對克什米爾問題產生的原因做出完滿的解釋。
四、研究思路
傳統的克什米爾問題研究大致有三大缺點，即傳統與現代的斷裂、政治與法律的割裂以及分析格局稍小。通過對克什米爾問題的來龍去脈進行考查可以發現，克什米爾問題產生的原因主要在於克什米爾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周邊緊張的國際關係。為了避免傳統研究的缺點，本書試圖立足於相對宏觀的國際關係格局，考之於相關的法律文本，把克什米爾的現代與前現代結合起來，闡釋克什米爾問題的產生和發展。出於這樣的考慮，本書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研究克什米爾問題，大致的思路如下：
克什米爾問題因查謨和克什米爾土邦而起，它雖然產生於1947年，但與克什米爾此前一百多年的歷史緊密相關。本書首先考查了查謨和克什米爾土邦如何在地緣政治的作用下得以建立和成型，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版圖和政治結構對克什米爾民族民主運動的影響及其與克什米爾問題的關係。
克什米爾問題是英國結束對印度殖民統治的一項副產品，沒有印巴分治就沒有克什米爾問題。本書接著闡釋了在印巴分治的大背景下，國大黨/印度、穆盟/巴基斯坦和英國對克什米爾的政策，查謨和克什米爾土邦內部各主要政治勢力對其歸屬的態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導致了克什米爾問題產生。此外，本書還試圖解釋為什麼地緣政治才是克什米爾問題產生的原動力，而不是一般所認為的宗教衝突、民族主義或霸權主義等因素。
克什米爾問題產生之後沒能及時地得到解決，反被捲入更大範圍的國際政治鬥爭之中。因此，本書接下來分析，在地緣政治的作用下，克什米爾問題如何被捲入國際衝突之中，期間是怎樣發展演變的，這些後果反過來又對克什米爾問題有什麼影響，直到1971年孟加拉戰爭爆發。
孟加拉戰爭是印巴兩國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較量，以巴基斯坦慘遭失敗和肢解而收場，從根本上改變了南亞的地緣政治形勢。孟加拉戰爭的結果對克什米爾問題的直接影響是，1972年7月2日，巴基斯坦與印度簽訂《西姆拉協議》，宣稱此後以和平手段解決兩國之間的分歧和矛盾；1974年11月13日，查謨和克什米爾土邦最重要的政治領袖謝赫·阿卜杜拉與印度政府簽署了《克什米爾協定》，接受印控克什米爾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徹底放棄此前一直不肯放棄的克什米爾獨立計劃。《西姆拉協議》和《克什米爾協定》是孟加拉戰爭結果的法律表現。因此，三者一道成為克什米爾問題發展史上的分水嶺，標誌著它在此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五、史料基礎
中國是一個有著深厚史學底蘊的國家，在歷史研究方面有著許多優良的傳統。自唐代劉知幾提出史學三長以後，歷代後學對此莫不孜孜以求。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說：「歷稽載籍，良史必有三長：才、學、識。學者，史料精熟也；識者，選材精當也；才者，文筆精妙也。」馮友蘭著，《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自序第1頁。對於歷史研究而言，首要的是對史料有盡量全面的掌握，但浩繁的史料不可能窮究，研究者唯有從中擇取精當之材，再用流暢的語言來闡明自己的觀點，力爭對歷史事件和現象作出完整而準確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