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李開復從台北到北京少年時期從福建逃到台灣的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跟人說，如果他沒去台灣，可能現在還是個鄉下老頭，李開復則不這麼認為：「如果我家沒去台灣，我認為憑著我們家的教育和影響，我依然能成功。」
開始新的闖蕩。
中關村，號稱「中國的硅谷」。
在這片科技熱土上，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是中國大學密度最高的區域；同時，它也是中國IT公司密度最高的地區，聯想、新浪、搜狐、百度等均在此起家，無數創業公司活躍在此地，他們懷著成為下一個Google或者Facebook的夢想在這裡創業。
學府雲集，意味著潛在的人才；公司攘攘，意味著蘊藏的金礦。
李開復，理所當然地在這裡開始他新的闖蕩。2009年8月辭去Google中國區總裁職位後，他創辦了創新工場，從一名高薪職業經理人成為一名創業者，自己做老闆。
依他的設想，「創新工場」是天使投資+孵化器的模式。對有好點子、有創業激情的青年，「創新工場」將投入一二十萬美元作為創業者的啟動資金，並為創業者提供場地、法務、公關、培訓等服務。他將「創新工場」定位為，一位投資者、一位輔助者、一位教練。他認為，自己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在蘋果、微軟、Google工作的17年，是和喬布斯、比爾·蓋茨、埃裡克一起工作的經驗，是他對跨國企業如何運營、用技術改變世界的理解。他說，「創新工場」不是慈善事業，目的是賺錢。不過，他希望不僅自己能賺錢，而且還能幫助青年人成功。最初，創新工場安家於清華科技園——北靠清華大學，西臨北京大學，與Google、微軟、網易、搜狐為鄰。
清華科技園16層，出了電梯，拐角的牆上貼著一張A4紙大小的告示：「創新工場左轉」。游敏麗——創新工場「點心」項目研發總裁——第一次到這裡就對此印象深刻：「創新工場名氣這麼大，但到了它門口，居然不知道怎麼走。我在走廊上碰見過好幾次拖著箱子一臉迷茫找不到路的人，因為告示太小了。」
「他原本可以舒適地找一個國際機構，拿著數百萬美元的年薪，過比較舒適的生活。」創新工場第一批投資人之一、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說，「現在的開復比以前務實多了，他忙的是創新工場能不能成事。」2009年，李開復曾和俞敏洪探討過創業的問題。俞敏洪說：「你快50歲了，再往後還有出來創業的機會嗎？」
俞敏洪的問題也許讓李開復下了決心。他帶上汪華（創新工場管理合夥人）、王曄（創新工場產品總經理）、王肇輝（創新工場新聞發言人）一起創業。汪華與王肇輝出生於1978年，王曄是1982年。而李開復，1961年生人。他的資歷、人脈、經驗遠優於他們。一開始，創新工場就是一個中年創業者帶著三個年輕人做。
這並不常見。就我所接觸的創業公司，更多的是幾個資歷相似的年輕人共同打拼，或者一個成熟的職業經理人（他們的年齡也遠小於李開復）帶著構架較成熟的班子闖蕩創業之路。
放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時間範圍裡來看，李開復仍然是獨一無二的樣本：他出生於台灣台北市一個「外省人」家庭，深受中國傳統教育熏陶；他少年時求學於美國，耳濡目染西方開放文明十餘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與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做過同學；他先後在世界最著名的三家IT公司——蘋果、微軟、Google就任，以跨國公司高管的身份與中國大陸發生緊密的聯繫，創辦了微軟中國研究院（現微軟亞洲研究院），為Google在中國開疆闢土；2009年他進行職業經歷上的轉身，做了一名天使投資人，創辦創新工場，旨在幫助中國的年輕創業人，並且獲得投資回報。
鴻海精密集團董事長郭台銘說：「開復的創新工場其實最重要的產品不是產品本身，而是人才。在他血液裡面，他一直都在想怎麼樣把科技跟中國的年輕人結合起來，再加上大家的創意。」他亦是創新工場第一批投資人之一。
從台北到北京，直線距離1700公里，直飛航班需三小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兩地並不通達。橫亙彼此之間的，是被歷史強行隔斷的遙不可及的空間，是同宗同源卻漸行漸遠的文化。
2005年，李開復辭去微軟的工作，跳槽至Google。微軟以一紙訴狀將李開復和Google推上法庭，引起全球轟動。最後，此案經調解，不了了之。李開復披露他決意走的原因：除了Google的年輕、創新吸引著他以外，他還希望FollowMyHeart（跟隨我心），回到中國工作。縱觀他這些年來的經歷，離不開以下幾個詞：中國、青年、科技、創新。你難免會好奇追問，支持他回中國、推動他熱衷於中國青少年教育的精神內在驅動力，是什麼？
也許，這需要回溯他的前半生，一直至他生命的原點——台北。
在台北的外省人。
1961年，李開復出生於台北一個「外省人」家庭。「外省人」是區別於台灣本省人的稱呼。1949年前後，數百萬人隨國民黨遷徙至台灣。他們及其子女，被稱做「外省人」。
李開復的父親李天民，隨國民黨遷台，與妻兒離散。1950年，李天民妻子帶著兒女變賣家產，將金子焊在手電筒裡藏著，一路輾轉，不顧關山險阻，離川赴台，與李天民團聚。從四川到台北，這段路，走了半年之久。
李天民，四川華陽人，1909年生。他是黃埔六期學生，與羅瑞卿大將是同學。當時羅瑞卿個子最高，有個綽號叫「羅長子」，排隊排第一個。李天民個子矮，還沒槍桿高，排最後一個。葉挺擔任過他們的教官。1927年馬日事變爆發，當晚發生槍戰，葉挺還對李天民說：「小鬼，趴下。」第二天，李天民他們坐船到九江，很多年齡大的同學參加了南昌起義。
後來，李天民受人資助去了日本，考上了早稻田大學，客居異鄉五年。當時物資匱乏，思鄉之情久久纏繞心頭，一名中國留學生太太常唱陽關三疊以解鄉愁。李天民在台北與兒女憶起，每每動容。
留學歸國後，李天民在南京擔任當時的《中國日報》總編輯，後去國民黨「中央黨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戰前參加民族復興運動，又至西安行政訓練所辦理訓導教務，在成都青年團工作，任青年團幹事長。1947年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他獲得高票當選。
1949年，李天民隨戰事節節敗退的國民黨遷台。在台北，他看不慣當政者的腐敗等種種行徑，政治興趣淡了，將精力轉移到國際事務與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共黨史。1984年起，李天民接受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東亞所的邀請，在碩士班開設「中共黨史」，在博士班開設「中共黨史專題研究」、「中共人物專題研究」等課程，直至去世那年3月因病入院才辭去教職。
李天民夫婦一生共養育七名子女，李開復是老來子，在台北出生。李天民秉持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美德，一生清貧。他在台北郊區很偏遠的名叫永和的地方購買了房子，將一家人安置下來。
據李開復五姐李開敏回憶，那是很老的房子，他們七兄妹與父母住在四間房裡。院子裡有蓮霧樹、檳榔樹。門口有魚塘，鄰居在裡面養魚。附近只有幾戶人家。為了生計，李天民夫妻一直很忙，不忙的時候家裡很熱鬧、很開心。如果忙起來，李開敏就只能和狗一起玩，很寂寞。
作為ど兒，李開復很受寵愛。李開敏說：「我感覺自己成了灰姑娘，爸媽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了他身上，我覺得自己失寵了。」話是這麼說，但是，李開復遭遇微軟起訴的時候，李開敏和三姐一起在美國陪他。
國民黨遷台之後，小小的台北市能嘗到中國的五大菜系。來自各省的大廚匯聚在台北，很多大廚是從將軍、高官家裡的廚師做出來的。李開復記憶裡的台北，充滿了美味。「太好吃了，我從小就貪吃。」他的母親王雅清以前在四川時，跟著婆婆學，也做得一手美味川菜。
遷台，給台灣帶去的不只是五湖四海的中國美味，還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在高等學府裡薪火相傳，還在普通人家的家庭教育中得以傳承。
少年時期從福建逃到台灣的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跟人說，如果他沒去台灣，可能現在還是個鄉下老頭。李開復則不這麼認為：「如果我家沒去台灣，我認為憑著我們家的教育和影響，我依然能成功。」
李天民是傳統的中國父親，甚少言語，與孩子並不親密，不會直接表達「我愛你」，父愛隱埋心底，以身體力行對孩子產生畢生的影響。李天民與最小的兒子李開復差了半個世紀的年齡。他們很少聊天，每天獨處的時光是李開復早晨上學，李天民送他上校車。父子倆一起散步。一前一後地走，兒子有時小跑著跟上父親的步子。
李開復堂哥李開釗憶起，1929年，李天民曾教李開釗父親李天福唱《國際歌》。那時候，李天民20歲，李天福15歲。這是哥哥教給弟弟的第一首歌。「實際上從那個時候起，他們關注的就都是中國的前途。」李開釗說。
李天民很關注李家後代的教育。他曾給李開釗的孩子寄書，都是非常傳統的、講忠孝的書。李開釗覺得，李天民的一部分在他的兒子李開復身上延續了下來。無論在四川大學還是四川農業大學的演講，李開復關注的都是中國的未來。「中國傳統的教育，在開復身上沒有丟。」
「我父親很少要求我們做什麼事情，他很放權。他都是希望孩子們通過觀察父親如何做人處事，從中學習如何做事。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大。」李開復說。
李開復記得父親滿架子的書，他記得裡面最顯著的一本是《蘇俄在中國》。他知道父親最尊敬的人是胡適、錢穆、張大千。錢穆在世時，父親春節必親自拜望請益，年年如此。錢穆手書一副對聯「有容德乃大，無求品自高」，是李天民的立身存世之道。去世前，他將這副對聯贈送給了最小的兒子李開復。這副對聯也隨李開復輾轉於美國、中國。
雖然少小離家去美國求學，但李開復的中國傳統教育沒有斷過。母親要求他每週都寫家書，她對兒子的每封家書都會認真校對，修改每個錯別字，再把原信寄回給李開復。在美國讀大學，他學中國古文，其中一文是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文裡一句我們耳熟能詳：「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