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會說算了，別跟國家較勁，犯不上，也不是我們家的。（任志強）他那韌性就是，這事我覺得對，我一定要堅持。」齊躍曾經勸任志強盡量少說點。但是，「他就這性格，怎麼勸也沒用，他反而說：這對國家的利益和整個中國經濟都有用，你不能說為了華遠好辦事就不說。」
在齊躍看來，讓任志強不說話，是不可能的事。李春暉有時候勸阻任志強別說得這麼犀利，委婉一點。任志強說：「別人都不說，你們還不讓我說。」
他以前放炮時遇到麻煩，經常是華遠的老書記周堅給他抹平。周堅是開國上將周士第的兒子。1996年，老華遠在香港上市時，香港多家媒體和香港聯交所收到一封揭發任志強1985年入獄的匿名信。周堅到北京市檢察機關查閱十多年前的檔案，並從西城區檢察機關取得無罪的證明，才擺平了這件事。周堅現已退休，我多次尋找未果。周堅退休後，任志強還有一批特別能幹的人，對外溝通能力都很強，這也起了很大的緩衝作用。
有一次，任志強告訴閻陽生：不說不行，人家以為任志強被抓起來了，所以還得說，不說對公司影響更大。閻陽生說：「任志強不怕麻煩，有一些事低低頭就可以過去了，但他不低頭。他就是這種牛脾氣，其實他可以搞得更大、更好。」
任志強說，他父親對他的最大影響就是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這不光是我父親，應該說老一輩革命家都有這個觀念。當他們對革命事業有追求的時候，就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也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事業。」任志強有一個哥哥在戰爭年代寄養於老農家裡，後來失散了，再也找不到了。「這種為了革命事業而作出犧牲的老一代人可以數出千千萬萬來。他們大部分都可以為了革命付出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我們現代人所理解的家庭幸福，是可以拋棄的。老一代革命者，包括我的父母、叔叔伯伯，每一個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精神。我想這是他們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的財富。」
閻陽生說，任志強其實很聰明，會搞關係。參軍的時候他打橋牌，和連長套近乎，連長被他忽悠得團團轉。「現在別人只看到了他桀驁不馴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領導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就頂撞。實際上他還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沒犯大忌。爭論的時候，他是從純技術的角度來談的。即使對方生氣了，事後也會琢磨他說的是不是對的。」
潘石屹告訴我，任志強只有一次服過軟。幾年前一次宏觀調控的時候，任志強發表了很多言論，一個領導派好多人去查他，前前後後查了他一個月。任志強每天晚上都給潘石屹打電話，發牢騷罵一通，不知道查什麼東西。最後另一個領導和潘石屹都給任志強建議：你要給人家一個台階下，你給這個領導寫個檢查吧，否則你也難受，人家也難受。於是就有了任志強所有的語言文字中唯一的一次妥協。
「按任志強的性格，他是不會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觀調控幹到底的。」潘石屹說。
趙曉航說：「任志強應該是很純真的人，因為我們都到了耳順之年，都是60歲的人了，很清楚社會的險惡、站在對立面的壓力和來自媒體的壓力。但他單純得像一個說皇帝沒穿新衣的小男孩一樣。他老捅窗戶紙，你說他不童真嗎？」
忠誠的少數派。
雖然任志強屢遭炮轟，收了網民板兒磚無數，他仍堅持他的少數派本色不改。趙曉航和任志強，從13歲到18歲，同讀一個班，又同在一個地方插隊。他說任志強在學校也是不怎麼合群，不是那種能凝聚一幫小兄弟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他往往是個少數派。
包括任志強、趙曉航、畢京京等在內，延安郭莊共有七名北京知青。一次麥收過後，趙曉航等六名知青一致主張要吃一頓純白面的饅頭，陝西人叫饃。「這也沒有什麼指責的，大家都渴望吃，而且是自己的勞動成果。但任志強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建議吃兩麵饃或者三麵饃，就是麵粉夾雜高粱等其他粗糧做的饅頭。我們就是不理解，由此，就發生了一場論戰，爭論到底該吃什麼。」趙曉航說。
這時任志強一個人一方，另外六人是另一方，他們開始爭論。任志強堅持他的觀點：細水長流，粗水不流。
「實際上這麼多年過去了，當年咱們到底是吃的兩麵饃、三麵饃，還是吃白麵饃我不記得了，這場爭論還是記得很清楚。任志強是少數派，當時是一比六的局面，但他堅持自己的觀點，不管別人對他有什麼看法。」
趙曉航說：「現在是走市場還是顧民生，是講效率顧公平，還是先公平後效率，這些都是目前社會上很難解的難題，當時麵饃事件也是這樣的。我們完全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勞動成果，我也不奢侈，也不偷吧？這是人之常情。但任志強就很固執，甚至很頑固，不惜拉下臉。那時他就不是一個和事佬。」從任志強發表的眾多文章來看，他的核心觀點是各司其職，開發商進行商品房開發，政府則負責保障性住房。他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反對過多的宏觀調控。李春暉說：「媒體太斷章取義了，任總很早以前就主張住房市場的保障是多層次的，不同的人群應該有不同的住房問題解決方式。他大力提倡政府建保障房體系，結果媒體只抓住了任總所說的一個局部『開發商只給富人建房』。如果早按任總說的大力建保障住房體系，矛盾就不會激化成現在這樣了。」
「我接受的是共產黨教育，經歷了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教育階段，我從小就要忠於黨、忠於國家，要努力為國家、黨的進步和改革努力。」任志強說。他多次在文章中強調「我堅持共產主義信仰」，這也許是他屢次對房地產政策進言的行動原點。
「年輕的一代總覺得反對就一定要打倒，根本不懂什麼是忠誠性反對。」在談到他批判政府的行為時，任志強這麼駁斥，「改革是政府提出來的，我們只是在改革上和政府商量，怎麼能說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了呢？」
任志強的經驗都來自於他的實踐。他最初是很苦的，做小生意，在施工隊幹過。他對相關政策很關注，這不光是學術上的關注，還因為政策跟他的命運是緊緊相連的。
華潤時期的老華遠曾經佔有北京房地產市場15%的份額，是當時北京市場的老大。2000年前後，業界有「南王北任」、「南萬科、北華遠」的說法。這有點像「南慕容、北喬峰」，任志強狂迷武俠小說，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見《地產江湖》，作者肖賓，長安出版社。2001年9月，任志強從華潤辭職，老華遠和華潤分家。任志強帶走了「華遠」這塊牌子，再次創業，成立新華遠。儘管新華遠發展很快，但像當年獨佔北京15%市場的盛況，是不可能再出現了。「因為在房地產界他曾經當過老大，很自負，所以他經常表現出一種得理不讓人的態度，沒理也攪三分。」閻陽生說。
雖然潘石屹說「20年前，北京每個區縣都有兩家房地產公司，但現在，北京區縣一級的房地產公司大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華遠一家。在這樣一個體制下，華遠作為區屬的房地產公司能做到今天這一步，還是做得不錯的」，但畢竟與當年風光不可同日而語。對於好勝的任志強來說，他的人生訴求或許就是做中國房地產的「國策顧問」，這是另一個領域的呼風喚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