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8日，任志強出生於一個典型的紅色家庭。任志強的父親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於山東省掖縣，2007年8月在北京過世，當時新華網發了通稿。據新華網介紹，任泉生1937年參加革命，曾是新四軍幹部，新中國成立前擔任過中原局稅務局局長，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商業部副部長；母親在「文革」後期主管北京副食、煙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在當時，屬於高幹家庭。
任志強初中就讀於北京35中學，這是當時幹部子弟比較集中的中學。據他的同學趙曉航回憶，任志強當時的家位於西城區平房區，是一個獨立院子，紅漆大門，車能開進去。平房外表看不出什麼，但裡面裝修是西式的，鋪著木地板，安有暖氣。
任志強說，他家當年生活其實是相當困窘的。家裡人口多，有任泉生父母以及四個孩子。任泉生夫妻兩人的工資，不僅要養活家裡六口人，還得接濟在河南的任母兄弟等親戚。任志強記得，他母親總往老家寄錢，「河南省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三年困難時期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地方，如果不靠他們寄錢，可能我舅舅他們都死了。」即使現在他母親已經90高齡了，仍保持著寄錢這一習慣。
任志強小時候去照全家福，穿的都是破衣服、露腳趾的鞋。他們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衣服接一接袖子、褲腿，打上補丁就接著穿。他說當時整個國家都在挨餓，沒有一個家庭不挨餓，只是餓的程度不同。他每頓都吃不飽，早晨是稀粥加一片窩頭，中午是紅薯面、高粱面的窩窩頭。
在父母被打成右派之後，家裡日子更加難過了。
回憶起母親，他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語氣平緩：「我的母親是一位馬列主義老太太。」他身體前傾靠在桌子，右手肘支在桌面上，手握成拳頭抵著頭。時不時，陷入深思中。他對母親最深刻的印象是，當紅衛兵衝到家裡來時，母親手握著刀攔在門口，保護背後的兒女。他還記得當時缺糧，家裡人每逢吃飯，一碗飯要用筷子分成兩半，每人半碗。任志強豎起右手食指，斜著虛劃了一道線：「我母親下筷子是斜著劃的，這樣表面上看是兩半，實際上我那一半飯量比她多。」
在2010年5月18日的採訪裡，我問他是否從小缺少母愛，任志強矢口否認了這一點：「我沒有說，是潘石屹說的。我的父母他們平常為了工作把我們放在保姆家裡，潘石屹就說我缺少母愛。這是兩回事，我認為恰恰是一種愛。他們愛更多的人。」
但我找出了2009年10月11日採訪任志強的錄音，他是這樣說的：「我很悲哀，我從小沒有父愛母愛，都是別人在帶我。潘石屹認為交給警衛員帶是自豪的事，我覺得是悲哀，沒有母愛。父母在戰場上，孩子只能交給警衛。從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愛。從小部隊今天走到這，明天走到那，我跟著到處跑。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他的角度當然羨慕我。」
潘石屹和任志強是截然相反的兩個人。一次，潘石屹、任志強和曹景行一起參加電視節目，談各自的「六一」，潘石屹告訴我：「曹景行年齡最大，他是在大上海生活的，所以他的感觸，我是一點感受都沒有。任志強家是高幹，他家的桌子都貼著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標籤。我說我小時候家裡沒有桌子。」
任志強說：「潘石屹家再窮，一張破床也是他私人的。當時國家公務員都是供給制度，我家裡窮得連自己的一張床都沒有，都是公家的。1988年改革，我家慘得很，桌椅板凳那些破東西扣了我父母幾年工資。我寧願扔了再買，但就是不行。」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衝擊了這個家庭，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
任志強母親在戰爭年代就有很嚴重的關節炎，在「文革」時期去了遼寧盤錦干校種水稻，住棚子，站在冷水中插秧，這加重了她的關節炎。這樣，家也散了，任志強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獨立或半獨立的生活狀態。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被捲入了時代的洪流，他與同學一起抄過成分不好的人家，押送過人回原籍。「我們認為毛主席說的都是對的，我們就該去做。」他說，「我們從小就受這樣的教育，包括大煉鋼鐵，在學校都是大煉鋼鐵。現在看來是胡鬧，但當時也會去做這種事。那時候我們到處撿釘子、撿破銅爛鐵。學生的一片熱情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不讓大家受窮。所以毛主席說到哪我們就打到哪，包括毛主席說讓我們下鄉。這在當時是普遍意識。」
對於命運巨變、家庭離散，任志強的父母和他本人，以天生該如此的態度坦然接受。1968年年末，任志強作為知青去了革命聖地延安。他曾在博文裡寫道：「（父母）他們並不知道將子女送出家門後的未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但他們知道只要黨中央、毛主席發出了指令，他們就一定會奮不顧身地衝鋒在前，這已成為一種深刻在頭腦中、融入血液中的信念和習慣。」
與他同去延安的，基本是17歲的學生。最小的是14歲的畢京京。畢京京現是在國防大學任教的少將，他記得，他從北京出發總共花費五天才抵達插隊的郭莊。先是坐了兩天火車到陝西銅川。第三天，部隊的大卡車把他們帶到延安；第四天又坐卡車到延安郊區李渠，在那裡大隊的驢車正等著他們。行李放驢車上，人跟著走，走上三四十里路，到了馮莊公社。在馮莊歇了一夜，第二天又起來趕路去郭莊。
在郭莊，當地支書說，延安這地頭，革命聖地，好。如果天旱了就溝裡收，如果澇了就坡上收，旱澇保收，靠天吃飯。當時當地畝產也就四十多斤，主要農作物是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蕎麥，極少種小麥。因為靠天吃飯，同樣的土地面積種細糧產量反而更低。收穫季節，老鄉會用這些小麥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換粗糧，換成玉米或其他雜糧，否則填不飽肚子。一個大隊的全部財產就是一個碾子、一輛價值80元的驢車、幾頭牛、幾十隻羊。1971年的延安GDP（國內生產總值）僅僅相當於1946年的水平。
2010年5月6日，我去了延安市寶塔區郭莊村，離延安城區約四十公里，全程是水泥公路，坐車一小時就到了。我找到了任志強居住過的窯洞。在長著荒草的低矮山坡上，有兩個破敗的窯洞。洞口約兩米高，上面是白紙糊的窗子，下面是一米多高的木板門，個子高的人進去需要低著頭。我把照片拿給任志強看，他說，這是後來翻修過的。當時是個羊圈，比這還破。
剛下郭莊的時候，任志強想去延安寶塔山「朝聖」。他與其他知青結伴，半夜兩點出發，步行60里路抵達李渠，再在李渠公路邊上攔截過路車輛，搭上順風車一路坐到延安。耗費了六七個小時之後，這群知青終於來到心目中的革命聖地。他們花上三毛錢，到了寶塔山，照了相作留念，又當天返回了郭莊。
在郭莊，知青需要學做農活，什麼都干，種小麥、小米、蕎麥、玉米、紅薯等。第一年分口糧，一個人只有七斤小麥。在同去的知青眼裡，這些年任志強變化不大，他當時就很直爽、很實在，幹活從不投機取巧，像個小老虎似的。一次割麥子的時候，鐮刀把任志強的腳給劃了，有的農婦就叫了起來：「哎呀，流血了。」任志強拿起一把土抹在傷口上，連說：「沒事、沒事。」「他特別粗獷，當地人都說他是一個幹農活的好把式。」畢京京說。郭莊的老百姓對任志強很好，覺得這個後生肯干、能吃苦，也很好學。
郭莊沒有乾淨的水。黃泥塘裡的水擱到缸裡用白礬沉澱。幾天時間就需要洗一次缸，要不然缸裡的沙土能積半缸。舀水的時候不能攪動，一攪沙子都起來了。「經常缸裡跳出蛤蟆，很正常的。」任志強說。如同他的父母一樣，他認為吃苦是理所當然的。
一個人的性格成型，都是在青春期奠定的。17歲的任志強在郭莊經歷了一段與過往不同的歲月，與一群他從未接觸過的、中國社會底層的人生活了一段日子。這段下鄉的經歷對他的一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等於是確立了他一生的軌跡。
任志強回憶起過往，說：「當然了，我們不會忘記背著麻袋上山背糞、犁地、揚場的經歷。後來我在部隊幹農活的時候，他們都很驚訝，一個城市來的人怎麼所有農活都會幹。因為我在農村待過，我可能比有些農村來的當兵的年輕人更熟悉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