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詩人。
2008年北京大學110週年校慶，黃怒波捐了一億元，名列「北京大學十大名人」榜。有人說，這個名人是捐出來的。黃怒波不否認，他覺得：「我能掙來錢，又不是偷來搶來的。北大不只是培養政治家、文學家，也培養企業家，這是當今社會進步的標誌。我很坦然，證明我有本事。」黃怒波的辦公室，寫有北大現校長周其鳳的題字「聚財難散財更難」等。從2006年開始，近幾年，黃怒波在福布斯慈善榜上排名前十。
他對財富帶來的自由感到滿意：「我現在不覺得累了，因為我現在可以任性，不高興我就不做了。」他覺得做100億與做一個億又有什麼差別呢？現在他想登山就登山，想出詩集就出詩集，想辦詩歌論壇就辦。他不喜歡為商，但也不喜歡做一個窮酸詩人。他常說「不幸為商」，他的理想是做一個浪跡山野的詩人。不過他也說，如果沒有錢，他的詩也不會為人所知。他捐贈3000萬元成立中坤詩歌發展基金，其中向北京大學新詩研究所和中國詩歌學會各捐贈1000萬元，余1000萬元委託中坤所屬帕米爾國際詩歌交流中心（原帕米爾文學工作室）管理使用。他在柳傳志、俞敏洪等人面前朗誦剛在飛機上寫的詩；《中國企業家》雜誌社社長劉東華每次見到黃怒波都說：「黃總，你的詩讓我激動，太深刻了。」也有獨立詩歌評論家認為，他的詩太直白了，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微博，只能說他愛詩愛思考。
2010年3月18日下午，黃怒波接受我採訪，這天上午他剛剛拒絕了一筆生意。有一山東企業來中坤大廈談租金的事。對方說我們有好多家樓盤在談，黃怒波就回答，我還不想給你呢。他蹺著二郎腿，右手拍了拍桌子：「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賺那麼多錢幹什麼？」他的桌子上堆滿了商業計劃書，他虛指著這些計劃書，又重複了一遍：「我要賺那麼多錢幹什麼！」
2009年上半年，中坤曾和銀行談貸款的事，到最後需要黃怒波簽字。可黃怒波登珠峰的日子也到了。中坤總裁焦青讓他再等兩天，黃怒波卻說：「寧可不要這筆錢，也不能阻擋我去登珠峰。」焦青趕到首都機場攔黃怒波，飛機已經起飛了。最後是銀行一方的負責人與中坤財務總監共同趕到珠峰大本營，找到黃怒波簽字。
2008年春，黃怒波與歐陽江河在美國田納西州進行了一段公路之旅。他們穿過田納西州，在寬闊的公路上奔馳。車窗外大片大片的森林、田野飛速地掠過，時不時有漂亮的獨棟別墅在眼前閃過。他們在貓王故鄉孟菲斯停留，在酒吧裡聽歌手吟唱貓王的歌。旅程的盡頭是田納西的湖，湖水閃閃發亮。他們停留下來，與一位退休飛行員談生意。那位老人駕駛了一輩子的飛機，買了這塊地，想修一個小飛機場、一棟房子，在此終老。可是金融危機讓他的退休計劃破產。歐陽江河說，黃怒波根本沒和老人砍價，對方報價多少就是多少。黃怒波覺得那樣一個人孤老了一輩子，有這麼一個夢想，卻破產了，沒了養老費，他不能和這樣的人講價。
他相當隨性，尤其是酒桌上。「我這人就是這樣，要是投了脾氣喝了酒，就會幫人辦事了。」這也給他帶來一些麻煩。2003年，黃怒波在新疆喝了六七場上馬酒、下馬酒，在酒桌子上喝高了的他一口應允了南疆克州、喀什、阿克蘇、和田、巴州五地州的投資。儘管黃怒波本人已有南疆開發的計劃，但看起來這個計劃卻因酒桌子而推進得太激進了。黃怒波宣稱要在五至十年內對南疆投入14億元２見《經濟觀察報》報道《黃怒波的南疆往事》。
他雄心勃勃，卻未預料到很多事，尤其是政策政治問題。2006年，國家文物局下發一紙禁令，明確提出不允許企業經營文物景點，中坤當時經營的尼雅、小河墓地、唐王城、克孜爾千佛洞等均被歸為整頓之列。在這些項目上，中坤已經有了較大的前期投入。黃怒波當即表示，全數無償撤出。
2009年新疆「7.5事件」又是一次沉重打擊，新疆旅遊迅速降溫。中坤煞費苦心的宣傳基本打了水漂。2004年至2010年，中坤在南疆投入了4億多元，但經營慘淡，年年在賠錢。中途中坤甚至有撤資打算。「外界對中坤的非議開始增多。很多人認為這家公司名不副實、雷聲大、雨點小，像一個騙子公司。『有多大腳就穿多大鞋。』一位喀什的官員很婉轉地表達了對中坤的評價，而大多數被採訪的官員在談及中坤時保持了沉默。」２
2010年，新疆重新穩定，新疆旅遊重新升溫。是年，中坤在南疆首次贏利，儘管數額很小，近百萬元。這被黃怒波視作一個良好的信號見《數字商業時代》報道《中坤地產偷著胖》。
他不再被那些曾經給他帶來苦難和麻煩的東西束縛。
1990年，他在城市出版社任副社長，發現下面有人倒賣書號。有上級來查，黃怒波就開放檔案讓他們查。這得罪了社裡的人，他們想辦法來幹掉他，先拉他下水，不行；就乾脆上告他，反反覆覆來人查他。「在這種體制內生活沒有人格，八分錢一個郵票就能搞得你雞犬不寧。」黃怒波感歎。
黃怒波多年前曾去參加某市一個商業活動開幕式，原定有他的演講。頭一天晚上，該市市委書記在會議上說了好多黃怒波的壞話，一怒之下黃怒波扭頭就走。該市市長趕到機場攔截也沒攔住。黃怒波說：「對不起，我不伺候。」他說那個市委書記在當地口碑很差，像個土匪，後來下台了。「商機那麼多，我為什麼要和亂七八糟的人打交道？」黃怒波承認在全國各地做生意的時候，總會遇到一些官場上的麻煩，比如索要好處。「我大不了不做，不賺這個錢。」
他說：「我覺得中國人活得這麼難，好不容易活過來，憑什麼再委曲求全。你委曲求全必然有所圖，那我不圖你什麼。我不要你的項目還不行嗎？你再惹急了我，這個項目不要了，我不要這個錢也行，但是我人格得要。」
中宣部的背景也給他帶來一些好處，至少官員不會特別為難他。現在常有官員找他做項目。「那種心思存得很深的人也不來找我的。一般找我的，也是覺得我能把他們的項目做出彩，他有政績。」
陶斯亮認為：黃怒波是從中宣部出來的，比較懂得政策。他的政策水平始終沒有踩到地雷線，保證他的企業穩定發展。他不去搞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沒有什麼原罪感，「他足夠聰明，通過合法的手法，或者不違法的方式賺錢。他把握得很好，游刃有餘。真的保守刻板，就別當企業家了，就像我這樣坐辦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規，你的企業很快就會完了。我覺得他在這兩者之間游刃有餘，處理得非常好，這是他成功的一個原因」。
黃怒波覺得，我們這一代民營企業家，確實為自己爭得了一個生存的空間，但也是體制給了你空間。由於法律的滯後性，的確出現了很多違規違法的事情。因為很多規則沒變，所以就有灰色地帶，在不確定的環境裡創新，進行毀壞性的創新、帶有某種不道德性的創新，是中國企業家的一個特點。「下一個30年我們怎麼辦？我們是不是還得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下進行創新？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一個悲劇了。」
很多企業家熱衷於在政治上有一點東西，這是榮譽感還是安全感？他感到疑惑。「現在企業家拚命保護的是自己的財產權利，保護這一權利在中國不被侵犯。所以為什麼很多人移民，他有一種恐慌心理、不安全心理。」
他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失望，有些人沒有獨立的人格。「熱衷於官場，追逐名利，沒有獨立的傳統，新社會文明從何而建？」
他的命運因政治運動而發生巨大變化；他在困厄裡目睹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深受摧殘，喪失了尊嚴，給他帶來錐心之痛。他說：「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強調人的自由、人權，是對人的尊嚴的尊重。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將人格的尊嚴解放出來。儒家尊稱君臣、父子，倫理都是一種依附的關係。從來沒有鼓勵過尊重任何一個人，給他自由的權利。所以，在當下的政府行為裡，他會說誰擋我一年發展我就整他一輩子。他連這種口號都喊出來，為什麼？因為他沒有尊重個人自由的概念。中國社會沒有開始也沒有去完成一個人性的啟蒙工作。這是一個大課，必須上。」
孤獨的登山者。
黃怒波向我描述了他在珠峰上看到的景象：早晨快七點的時候，天亮了，整個群峰都亮了起來，8000米的山頭都在底下。陽光從雲層下打到上面，陽光就在雲層背上一閃一閃的，雲層背面塗滿了銹黃。黃怒波低頭往下看，大本營就在腳下。他感覺人想飄起來，有往下跳的衝動。他嚇得趕快下意識地檢查保險繩扣緊了沒有。那個時候，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會死，這麼多年了，他從來沒有想到。
少年時代的黃怒波曾經兩次面對死亡。一次是到賀蘭山的樹上摘杏，樹枝斷了，他從樹上掉下來，掉到溝裡，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醒來後躺在山上一戶人家裡，那家人拿土方童子尿給他喝。他運氣好，醒了過來。喝了以後，他也是呆呆的，不知道疼。回家後，母親幾天沒見他，以為他又出去調皮了，不分青紅皂白，又打他一頓。「文革」期間，黃怒波一次爬上報刊欄看遊行，好多孩子爬上來，後來人越來越多，報刊欄就倒了，下面剛好有一女孩和男孩經過，被砸在下面。報刊欄倒下的時候，黃怒波正低頭看連環畫，別人跳下去，他沒反應過來。等他反應過來，就已經躺在醫院了，路過的那個男孩就在他旁邊，大便都出來了，最後死在醫院。「這個場景終生都忘不了。」他說。
「這樣的經歷太多了，好多次要死掉了，但都沒有死。我就是覺得老天爺不讓我死。我死都死過幾回了，還怕什麼困難！」黃怒波說。而在珠峰走神瞬間，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會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