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轉折點。
儘管生活困苦，但在同學眼裡，黃怒波是個極愛乾淨的人。他總穿著一套洗得泛白的黃色軍裝，戴著黃帽子、背著黃書包——這是他父親留下的軍裝。雖然總穿著這麼一套黃軍裝，但他的同桌和麗麗從不覺得他家困難，因為黃怒波很乾淨，從小都不是髒兮兮的孩子，不像有些男生，湊近就聞到難聞的氣味——雖然黃怒波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但他從沒有把自己當成豬狗不如的人過活。
他沒有放縱自己在爛泥裡躺一輩子。他喜歡讀書、寫詩。小學到高中，他一直拚命地看書。他媽媽不讓他看，他就搭個梯子爬上房頂，再把梯子抽上來，坐在房頂上如饑似渴地看書。他還在路燈下看書，看著看著就睡著了，是過路的人把他搖醒的。
在插隊前，能看的中外名著黃怒波都看了，《西遊記》、《家春秋》、《安娜·卡列尼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一個《金瓶梅》沒看。他不僅借書看，還翻窗進圖書館偷書看。他給他的夥伴們講述書中的故事，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誦保爾·柯察金的話。他少年時的夥伴、現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水利廳工作的魏興還記得，當年黃怒波愛講《魯濱孫漂流記》，他嚮往那種四海為家、無拘無束的生活。當知青的時候，他每晚點著煤油燈讀《反杜林論》、《資本論》，油煙熏得鼻子黑糊糊的。
他開始學寫詩，深受蘇聯詩歌的影響，尤其是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詩。13歲那年，他在《寧夏日報》發表了第一首詩。但是學校在展覽的時候，把他的名字給摳掉了，因為他的父親。
當時，文學向他展現了另一個美好的世界：普希金、泰戈爾的東西怎麼這麼美啊？「野蠻的環境給了我野性，人類文學的精華熏陶了我內心儒雅的一面。」黃怒波說。他整天都在幻想，插隊的時候也不斷地寫詩，發表在《寧夏日報》上。他夢想著去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這段創作經歷，成為他命運轉折的助推力。
黃怒波至今保持著寫詩的愛好，在企業家與詩人的雙重身份之間遊走。他不用電腦，在一個本子上手寫，靈感來時，一口氣寫下去，如狂馬在奔，不可遏止。他的詩人朋友歐陽江河認為詩歌是幫助黃怒波淨化心靈的。
18歲的時候，高中畢業的黃怒波面臨著前途的抉擇，他懷著命運何去何從的迷茫，騎了兩個小時的自行車來到黃河邊上，這將是他人生的轉折點。
天下黃河富寧夏。黃河從青海巴顏喀拉山上的涓涓細流，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嶺之間裹挾著泥沙奔流向北，一過青銅峽，奔騰咆哮的黃河在一馬平川的銀川平原上緩下了步伐，舒緩地流淌著，如脫韁的野馬套上了轡頭。2010年3月27日，我隨同黃怒波一行來到離銀川城三十公里的黃河邊上。遠遠看去，河道彎彎曲曲，渾濁的黃色河水是靜止的，兩岸是綠色的田野。走近一看，黃河正值枯水期，河面有三四百米寬，波浪起伏不大。黃怒波說，四十年前，黃河比這寬多了，兩岸荒無人煙。無邊無際的荒涼裡，是浩浩蕩蕩的黃河水鋪天蓋地，充斥於天地間。這讓18歲的黃怒波恐懼。那時候他還叫作黃玉平，飽受歧視與屈辱。黃河讓他恐懼，又讓他歡喜地享受著孤獨。他看著浪濤不停地拍打著河岸，一個浪頭蓋過來、又一個浪頭蓋過來，堤岸的黃土一點一點地崩塌。堅韌的波浪一米一米地蠶食著堤岸，這讓內心充滿迷茫、不知命運何去何從的少年深受觸動：「我這一輩子，要像黃河的憤怒波濤一樣，永不停息。」
「我要去插隊當知青，我要和過去的生活訣別。我不是一個平靜的人，我要憤怒。」他決意將自己的名字改成黃怒波，這個新名字後來伴隨了他數十年。少年黃玉平永遠地留在了黃河邊上，有著新名字的少年期冀著受盡屈辱與歧視的黑暗過往被黃河憤怒的波濤撕得粉碎。他要主宰自己的命運。
黃怒波下鄉插隊前告訴塗老師：「我要憤怒。」塗老師在臨別前送了他一床毯子和一個枕頭。
下放到寧夏銀川最窮的地區通貴鄉後，黃怒波曾打算扎根農村一輩子。「這是無可選擇的無奈。」當年與他同是知青的允女士說。黃怒波相當堅忍，他們這批知青一天要求挖四段溝渠，很多人挖個一兩段就不行了，黃怒波能堅持到第三段，「雖然他力氣不行，但有股不服輸的勁」。寧夏冬天的早晨很冷，誇張一點說撒泡尿都會馬上被凍成柱子，但黃怒波每天三更半夜爬起來套車，往田里運糞。後來他被任命為大隊會計，老會計不肯教他打算盤。窩在被子裡哭過後，黃怒波很快就自己學會上手了，變成別人報賬，他雙手打算盤。
他紮實肯幹，又沒有城裡人的清高勁，很快和當地農民打成一片。不到三個月，他就入了團。後來做了公社團委副書記，成了寧夏回族自治區知青標兵。他的名字也出現在《寧夏日報》上、電台廣播裡。黃怒波18歲的時候大隊發展他入黨，上面有異議，說他父親的問題。大隊書記急了，與那些人爭了起來：把他捧成標兵的是你們，不讓他入黨的也是你們。最後，黃怒波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入了黨。
當年離開農村有三條路，招工、參軍、上學。上學是最好的路，畢業出來肯定是當幹部。招工黃怒波不去，軍區來人招籃球兵，這在當時是很好的路子了，他還是不肯去。他的野性呼啦啦地往外冒，他不想服從。「憑什麼一個班長能管我？」黃怒波梗著脖子對我說，笑瞇瞇的小眼睛也睜大了，「如果我也去當體育兵，現在早就不行了，沒有什麼出路。」他就像西北荒漠裡的野狼，桀驁不羈，不可被馴服。辛飛說：「黃怒波什麼事情都覺得不能屈服。我們一般幹部家庭的子弟，對貧民子弟有這種想法感到很驚訝，這很少見。當年什麼都是安排的。你什麼樣的家庭背景我就給你安排什麼樣的工作，但他不覺得，他不覺得我一定要服從你的安排。」
1977年，寧夏下來唯一一個北大招生名額。當時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的女兒已經到北大上了四個月，因為群眾上告，被勒令退學。這個名額最後給了通貴鄉。群眾聯名推薦了黃怒波，「黃怒波的條件最適合，有文化，會寫詩，知青也幹得不錯，群眾基礎好。」通貴大隊當年的老書記馬銀保說，「群眾對他上大學沒有一點意見，都心甘情願讓他走。」黃怒波的高中老師秦老師說：「那時『文革』剛結束，很講民主，群眾的意見很重要。」
在同村的知青看來，黃怒波在當地與大家關係打成一片，自己的東西都送給人家用了，和公社的領導關係也處得好。而且他很有表現慾望，有想法、有點子，不管當民兵營長還是做團委副書記，工作都做得比較好，也比別人別緻，吸引眼球。「再加上當時知青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們幾個，不保送他保送誰呢？」
從知青開始，一向面目猙獰的命運向他露出溫柔的笑。讀北大、進中宣部、29歲正處級。黃怒波的人生看起來是康莊大道。而這個時候，他卻因契訶夫的《小公務員之死》驚出一身冷汗。「我想我這一輩子不能這麼活，就做個官吏，我試試看離開中宣部還能不能活？」黃怒波說。他害怕自己也有一天會變成契訶夫筆下的小公務員，為權勢而戰戰兢兢、唯唯諾諾。
黃怒波說：「我不能像青蛙一樣在溫水裡慢慢被煮熟。（離開）這個決定是對的。現在我越來越掌握自己的命運了。」
20世紀90年代中期，黃怒波在中國市長協會下面的城市出版社當負責人，出版社曾被停掉。停掉期間，出版社三十多人要生存，建設部允許黃怒波成立一個咨詢公司，養活這些人，這是中坤公司的由來。中國市長協會副會長陶斯亮曾與黃怒波共事多年，她說：「一個小小的咨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為很快就乾枯了。但他竟然把它變成一條涓涓細流，然後變成大江大河，現在奔向大海了，成了中坤集團。從這一點就能看出，他絕對不是一般的人。他白天整天在協會處理大量問題，晚上又上中歐商學院，學了很長時間。我就不知道，他用什麼時間做企業，怎麼就越做越大。」
黃怒波說：「可能少年時代養成的野性才能讓我做企業家。要是沒有這個，現在做民營企業家挺難的。潘石屹也是在野性的環境生存，不然他也做不到現在。」
人性的復甦。
從18歲到20歲，黃怒波在通貴大隊做了三年知青。他說，這三年改變了他的命運。他體驗到做人的尊嚴和快樂，感受到人性的溫暖；這三年也讓他出人頭地，成為自治區標兵，常在大會上面對千人作演講，《寧夏日報》也常報道他的事跡。
通貴村當年的民兵營長楊懷忠回憶，全村一千四百多人，男女老少都認得黃怒波，他們親切地叫他「大個子小黃」。他在通貴吃百家飯，別人招呼他來家裡吃飯，也不講究，家常便飯，有啥吃啥，端起就吃，沒有假惺惺的邀請，也沒有假惺惺的推辭。「他們把唯一的雞蛋讓給我吃，覺得我可憐。」黃怒波說，「尤其是母親去世之後，我走到哪裡都有人感歎，可憐啊，沒有父母。」黃怒波曾在村民段忠禮家養病40天。當時他一個人住在大隊部，生病了，躺在房裡。段忠禮去大隊部打油，發現黃怒波起不了床，趕緊用板車將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禮妻子照顧了他40天，他叫她「姨媽」。後來，黃怒波要讀北京大學，姨媽給他縫了一套被子、褥子。他背著這套被褥，坐上大隊的拖拉機「鐵牛55」，從大隊到銀川火車站。臨走時，他穿一藍色、打著補丁的衣服，來與姨媽告別。他背著姨媽縫製的被褥爬上了拖拉機。他已經長到一米八五高了，但很瘦弱。姨媽看著他的背影，忍不住哭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