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榮是驕傲的，因驕傲而寂寞；他也是自知的，因自知而痛苦。長期痛苦的內心體驗導致抑鬱症的產生。抑鬱症患者自殺率高達12%∼14%，所以此症被稱為隱性殺手。美國心理學家史培勒說：「這種病往往襲擊那些最有抱負、最有創意、工作最認真的人。」如英國戴安娜王妃一生中患過4次憂鬱症，多次自殺，伍爾夫、普拉斯、三毛都死於抑鬱症。
那喀索斯投水而死，哥哥墜樓而亡。他們都有水仙臨水照花式的愛戀，一個愛自己的幻影，一個愛傳統觀念之外的人，他們都陷入了愛而不得的宿命。張國榮與唐先生真心相愛，既非強佔，亦非亂倫，他們到底招誰惹誰了呢？於己有益，於人無害，為什麼世人不能接受？竟有人還說：「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我才慢慢明白尊重與體諒。才慢慢明白，沒有比道德優越感更堵心的面具。」雖然是偏向於哥哥的話，卻讓我看著好笑，這跟道德有什麼瓜葛呢？尊重是必須的，體諒根本不應該存在，體諒是說一個人做錯了，你要接受和寬恕他，哥哥做錯了什麼？他憑什麼需要你們的體諒？
每個人都有愛的權利。
電影人金娜說：「我人生第一次採訪是1998年在花園飯店，因《紅色戀人》採訪張國榮。鼓足勇氣舉手問，你會為愛而死嗎？全場哄笑。我的臉刷的紅了。哥哥說：『你問得好，但電影是電影，人生是人生。』群訪結束，他特地走到我身邊說：『不要在乎他們的笑聲，你問了今天最好的那個問題。』」
哥哥雖然說電影是電影，人生是人生——迴避了這個問題，但他始終是一個真性情的人，他會為愛而死。
「時間是不等人的。這是電影《暴雨將至》裡修道院神甫說的一句話。此刻的張國榮最無法忍耐的就是時間，如果時間靜止，他或許可以度過這最讓他難以忍受的時刻。」
這一時刻是2003年4月1日下午18點41分，張國榮已經在文華酒店24樓健身房外的露台上徘徊了一個多小時。對於死亡，他是遲疑的，遺囑上說自己無法忍受病痛——憂鬱症的折磨，但是時間是不等人的，不能在這一刻靜止，下一刻，他必須去做他應該去做的事情——他望著這可怕的未來，毅然走向死亡。
時間如果可以靜止，他就能在這靜止的時間裡多待一會兒，少些擔心，少些憂慮。曾經有一段日子，我害怕黎明，希望時間在黑夜那一刻停止，在安靜無擾中逃避即將到來的一切。《牛虻》中的亞瑟也是如此，他說，天就要亮了，又要去面對蓋利那些人了。他愛他的事業、革命、神父、瓊，但是那一切又讓他感到煩躁。張國榮也很愛自己的事業，他說：「在這個圈子，我從來沒有超然的感覺，我只是打了一份很長的工，很Devoted、很愛它。」輝煌的路上總是伴著荊棘，瀟灑如哥哥也不能超然。有人說，博愛是破執的前提，我卻認為，執破了，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自戀的人，總是關注自己多一些。哥哥這種極端性行為是偏執型人格的體現，但是我不喜歡把偏執視為精神障礙，寧願把它歸為一種極致的性情。人若成佛，便成了一個統一，因為佛佛相同，像廟裡的偶像，不再可愛。
拍攝《紅色戀人》靳和秋秋交換人質那場戲時，哥哥飾演的靳喊：「秋秋，記得給我們的孩子取個好名字。」然後導演喊卡。全場還在悲痛中，結果哥哥又對著還哭得稀里嘩啦的梅婷說：「秋秋，記得給我們的孩子起名叫發財。」全場爆笑……
這可愛的形象就像鄰家的兄弟，惹人疼惜。敬著你是遠著你，而愛著你才喜歡和你接近。張無忌說，周芷若可敬又可怕，趙敏可愛又可恨。誰更能留在他的心裡，一比便知。
哥哥雖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卻在人們心目中永留一個可愛的形象。生命的質量在於它的密度而非長短，瞬間的燦爛遠好過長長的平庸。他是真正活過的人，也還仍舊活著。
與這個並不可愛的世界達成和解還是遺世獨立保持自我？王小波筆下的大多數都融入茫茫人海，把自我消彌掉，成了一個他者。芸芸眾生相，一幅完整的圖畫，人將不人。我一向不大喜歡集體主義，就像《浪潮》中被排除在外的卡蘿，因為我看到了集體追求一致化的瘋狂。所有的人都要遵從既定的規定，所有的人都要步調一致，所有的人都要在古老的衛道士添磚加瓦築起來的道德系統裡蠕動，稍有偏差，就被斥為異端。
張國榮難逃此劫，就算他踐行了《紅樓夢》裡常說的「死了乾淨」也沒幹淨——這個世界是沒有隱私權的，尤其是名人，尤其是「酷兒」表演者——香港各大報紙連續數天以頭條報導，其他地區如大陸、台灣，日本、韓國、美加，甚至歐洲等地的雜誌、報紙及互聯網，亦爭相發放消息和評議。張國榮生前引起的爭議因為這次自殺事件重新掀風鼓浪，更多的抨擊隨之而來，可見香港這個高度現代化、信息化的城市隱藏著多麼嚴重的恐同意識，也映現了現代媒介集體歧視的惡劣形態。
陳也在《蘋果日報》專欄寫道：「尋死要為他人想，公德一點的選擇，燒炭遠較跳樓妥當。是以梅艷芳和張國榮不能給以『表揚』。當天目擊張國榮跳樓的巴士乘客與途人嚇餐死，亦讀過跳樓壓傷無辜路人的冤孽新聞。」你要自殺也得看看樓下有沒有人，會不會被你砸死，會不會被你嚇著；你若跳海會污染水資源；你若自焚會央及鄉鄰，還是安安靜靜地吃安眠藥最好，可是，以你的名氣和影響力，樹立了壞榜樣，掀起一股自殺風潮，「張國榮跳樓九小時五人輕生，防自殺中心呼籲傳媒勿廣泛報道」、「自殺會傳染，留心青少年」，某某專家也站出來大喊「不應美化自殺」。連自殺也這麼麻煩，這個社會看起來真滑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到這些報道怎麼就讓人想起《倩女幽魂》裡被關在牢裡的寫書人？
難怪《烈火青春》裡哥哥說：「什麼是社會，我們就是社會。」社會不曾為我負責，讓我活下去，我為什麼還要考慮這個囚籠裡種種違及人性的譴責，為什麼死後還得背負邏輯詭異的種種不良後果？
香港記者最擅長獵奇和偷窺，張國榮曾經評價：「我們香港的一位藝人在海外獲了大獎只有那麼一小條，倒是她男朋友和別人逛了街，占那麼大一塊兒。」他們看似文明，骨子裡卻比大陸和台灣更保守，對於一直呼籲的接受少數族群表面上接受，心底卻厭惡，以至於歧視。對於張國榮的死，報紙、雜誌一擁而上，為了迎合公眾的厭惡情緒與恐同心理，刻意製造話題，大肆宣傳張國榮是由於性向「異常」，感情大起大落，導致性情偏差，最終以自殺的方式逃避生命。所有這些對同性戀者鄙視和否決的論調，一筆抹殺張國榮自殺身死的個人意願、飽受抑鬱症煎熬的苦楚，以及他曾經在舞台上做過的藝術貢獻。
甚至連抑鬱症也被香港大眾傳媒詰難，突發奇想地說張國榮自殺事件可能導引大眾潛藏的抑鬱意識，種下「自殺的種子」。圖文並茂、繪聲繪色地用他人的死亡來炒作，其中不乏歪曲、污蔑、臆測，甚至指控其應為公眾的精神困擾和生死負上責任，這些道貌岸然者披著溫情的社會公義外衣，以文字為利器，肆意鞭撻一個已無還擊之力的亡者……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悲痛欲絕的唐鶴德先生忍無可忍，終於在《明報週刊》上破例開腔，要求傳媒不要再以文字、語言對哥哥進行鞭屍了。
一次聚會上，張國榮生前的好友梅艷芳、梁朝偉、袁詠儀、蕭芳芳和葉童都來了，他們先後上台說話，傾吐多年來與哥哥共處的往事，台下的第一排坐位空著一張椅子，是留給哥哥的。台下的唐先生，異常沉默，因為流淚過多的眼睛佈滿血絲，一聽到別人提起哥哥的名字，他就會被觸動，默默低下頭，緊握雙手，似乎在告訴自己要堅強。大姐張綠萍、摯友陳淑芬坐在他身邊，也一度情緒激動，傷心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