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喜不報憂是中國人的搞法，美國人通常好事壞事都不瞞。聽他這麼說，我頓時釋然不少，與他約定晚上八點在旅館的咖啡廳見面。
他要的咖啡，我要的綠茶。少許寒暄過後，他邊攪咖啡邊說：「聽她父母說，安妮決意在日本削髮為尼。怎麼會這樣？」
原來安妮出事了，看來西蒙安好無恙，我心裡大大鬆口氣，卻面帶悲色地問：
「這事還有辦法挽回嗎？」
他看我一眼，動了動嘴唇，終歸沒吐出一個字來。那背後的潛台詞卻昭然若揭，他想勸我退出這場三個人的遊戲，而又難以啟齒。愛情就那麼一塊方寸之地，容不下三個人，我是婚姻之外的那個人，輿論認為退出的該是我。然而深陷在感情的泥濘之中，退出談何容易？愛情是一份心契，是與心訂下的畢生盟約，豈敢違心半途而廢？不過逼人含恨出家，非君子所為也。
我低頭無語，他也不吭一聲，只埋頭攪咖啡，老半天後才悲聲說：
「半年前伊朗發生了一場裡氏六點三級的地震，西蒙他……」
我不禁駭然失色，凶神惡煞地打斷他：「地震發生在南部的巴姆城，西蒙當時剛抵德黑蘭。我查過地圖，兩座城市一南一北，相差十萬八千里。」我把他當成造謠分子憎恨。
「西蒙原計劃從德黑蘭直接北上去那個山洞，因故臨時改飛巴姆城，不幸趕上次日凌晨的大地震。埋在地下兩天三夜後，被人救起。命是保住了，但因脊椎嚴重受損，造成高位截癱。醫生說他將在輪椅上度過餘生。」
我一頭撞在牆上，把自己的五臟六腑痛成一巴交，說不出一句話，更流不出一滴淚。能夠流淚的痛苦，我以為那不叫痛苦，真正的痛苦是流不出淚來的，因為痛得喪失了一切能力。那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夜，如何熬過的？已經記不起來了。
讓丈夫打前陣，把最難的話托出後，莫妮卡才來電話跟我談深入的：「我母親大病初癒，西蒙怕她身體受不了，一直瞞著家裡他受傷的實情。巴姆城原不在他行程之中，我們也沒往那方面想。直到五月初，我托人捎信讓西蒙來法國參加紀念活動，他才如實相告。我父親是戰爭年代九死一生的人，經得起災難，我沒瞞他。可是對你和我母親，我真不知如何開口？我和父親商量好，法國完事後直接飛伊朗看望西蒙……所以我慫恿你同去法國。」
「你們怎麼不勸西蒙回美國？美國的醫生肯定有辦法將他治好。」
「我們勸過，可是勸不回頭呀，他已經決志在那個山洞裡隱修一輩子。與我們見面時，他表情平靜淡定，看上去是真正進入境界了。有時候災難能夠成就一個不朽的人生。」
「我不要一個不朽的西蒙，我要一個血肉的西蒙，我明天就去伊朗找他回來。」我衝她大喊大叫，憤然掛斷電話。
當晚莫妮卡發來郵件：「親愛的詩雲，我十分理解你內心的傷痛。不過上帝這麼安排西蒙的人生，自有上帝的道理，除了聽命於上帝，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你去伊朗的話，途經莫斯科比較方便，你的好朋友坎布先生和太太現就住在莫斯科，他們可幫你辦理簽證手續……」
坎布先生是誰呀？而他太太又是誰呀？琢磨好久我才琢磨出：這坎布先生就是傳教士，他太太就是玲玲。
在莫斯科謝諾梅傑沃國際機場，乍見兩個滿臉風霜的人站在面前，我簡直不敢相認。傳教士鬍鬚滿茬兩鬢斑白，額頭過早地謝了頂。玲玲已是三個男孩的母親，額頭眼角皺紋纍纍。自從紐約一別，十四年了！這樣的重逢，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滄桑。
他們一家五口擠在兩小間平房內，傢俱簡陋，地毯破舊。玲玲煮了一鍋雜豆牛肉當午餐，整個吃飯期間，那三個半大的男孩使勁朝我碗裡張望，我才發現他們碗裡只有雜豆沒有牛肉。生活的窘迫，可見一斑，我不禁眼濕。飯後，我塞些錢給孩子們，被玲玲瞧見，就要上來跟我拚命。
「我給孩子們的東西，你無權剝奪。」被我用力擋了回去。
玲玲從箱底摸出一條土布印花方巾來：「聽說他們的法律規定，在伊朗領土上的所有女性外出時必須裹頭巾，外國人也不例外。你多半沒準備，拿我這條去用吧。這還是當年我出國時，母親送給我的，她自己織的布自己染的，地道的湘西土產。」
「千萬別，你母親送你的頭巾太珍貴了，我聽莫妮卡說飛機上就有頭巾賣。」
「等我帶孩子們去美國時，你還我好了。再說你不是回頭還路過這兒嗎？」
「你說話算數，一定要帶孩子們來美國。」
晚上到機場一問，飛機上還有空位子，傳教士當機立斷陪我去德黑蘭：「那個山洞是我們信仰的聖地，我早就渴望前往參拜，這樣一路上你多少有個照應，一舉兩得。」
「好是好，你沒簽證怕不行吧？」
「為你辦簽證時，我也給自己辦了。」他蓄謀已久的樣子，「以前我在哈佛學過點波斯語，急需時好歹能對付幾句。」
莫說他那半吊子波斯話，還真派上了用場。我們凌晨三點到達德黑蘭，我蒙著頭巾沒辦法不雲裡霧裡，幸虧有傳教士運籌帷幄：「反正睡不了一個囫圇覺，現在去開旅館不合算，我們不如連夜趕路。不知這時候有車上路不？我找人問問看。」
用波斯話四處打聽回來，他臉上喜氣洋洋：「機場門口就有巴士去某地，下班車四點整開。」他說了具體地名，我一沒聽清，二沒記住，在這兒只好用某地代替。
成排的梧桐樹和一座座清真寺被拋在身後，汽車很快出了德黑蘭，在黑咕隆咚裡爬山。
「我們的車子在往北開，德黑蘭以北全是連綿不斷的山脈，山區開不快，我估計半上午才能到達目的地。」傳教士都一清二楚。
車窗外正處在黎明前的黑暗，群山如此縱橫，連綿千萬里，風從山谷深處吹來，聽在耳邊格外蒼茫。這風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所有的往事都在追問中湧上心頭，那隨風逝去的是倉促的時光，而在風中永恆的是不老的愛情。
「那年你說你從夏威夷來，你不在洛杉磯轉灰狗，而是半夜三更現身在墨西哥邊境上。你隨隨便便一出現，對你自己倒沒什麼，卻改變了我的一生。這事你從沒講清楚過，今天你非得給一個說法不可，你真的從夏威夷來嗎？為何不早不晚，偏偏那時候摸上灰狗？」我突然向他發難。
「你們中國不是有句老話『有緣千里來相會』嗎？我們那年的那場相識全是上天的旨意，其中的玄妙，誰能說得清楚？」他把責任往緣分上推。什麼事情一緣分上，直叫人無話可說，我唯有低頭掩面清淚雙流。
傳教士默默攬過我的頭靠在他肩上，思忖須臾，才深沉地說：「西蒙放棄滾滾紅塵來這兒恪守信仰，是聽命於上帝的召喚。為了我們這門宗教的發展壯大，他們家的祖先立下汗馬功勞，因家學淵源，他對《聖書》的精通與慎思，無人可及。有如此紮實的覺悟基礎，再在這塊聖地上潛心磨礪幾十年，那枚蓮花勳章，非西蒙莫屬啊！」
他臉上佈滿愚忠的光芒。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面對信仰如此強大的對手，我究竟有幾分勝算把西蒙勸回美國？隨著聖地的臨近，我心裡越來越打鼓。西蒙無疑愛我，照五先生的說法，愛能夠戰勝整個整個的世界，它能嗎？你說它能嗎？
見我默然失神，傳教士又說：「一個人成功的背後，站著一連串為他犧牲的人，總有一天，我們會喜見犧牲的成果。真的，西蒙真的是最有希望的那個人。」
他怎知西蒙背後還站著一位剋星，莫妮卡時刻準備大義滅親。在捍衛信仰的一個多世紀裡，西蒙家可謂幾代忠良，滿門英烈，精忠報教人人不甘落後。莫妮卡幾次三番對我說：「蓮花勳章是至高無上的榮譽，只能授予當之無愧的人。西蒙的所作所為不配，這事我將破壞到底，否則對不起列祖列宗。」言下之意，西蒙要是膽敢接受勳章，她就膽敢揭露我與他的醜事。
太陽丈把高時，司機把車停在一個山腳下。小溪流過的山谷長滿蘋果樹、核桃樹和無花果，山一層層地高上去，越高越光禿。司機嘴裡好一頓嘰裡呱啦，聽得傳教士兩眼翻白，不過翻譯給我時倒還順溜：「司機說我們到了，隱修院就在這山頂上。」估計八成是蒙的。
一同下車的還有十幾個男人，他們一律的黑袍黑帽黑鞋，面目舉止很是莫測高深。我正納悶他們何許人也？只聽得一片雄壯的「撲通」聲，他們的身子集體倒下，低頭匍匐在地上。就這樣，他們對著山頂的方向，拜幾拜朝前爬幾步，又拜幾拜又朝前爬幾步。
「他們這是在拜苦路，走先知當年走過的苦難路程，體會其中的艱辛。」傳教士解釋，「當年為了得到上帝的永恆指引，從南部的巴姆城，一路跋山涉水，我們的先知尋覓到此。真正的拜苦路應該從巴姆城出發，西蒙臨時起意去那兒，我猜他是想完全按照先知當年的路線走。」說著，他一臉神秘，雙手合在胸前，嘴裡嘰裡咕嚕起來。
他真要這麼拜下去，何年何月才到得了山頂？我趕快做出寸步難移狀。
「還不讓我幫你提箱子。」他果然上當，搶過我的箱子。飽受箱子的壓迫，他休想拜苦路。
山路越走越光禿，太陽越走越曬人。
我最經不得曬，抓著傳教士問得不休：「我們到底走一半沒有？幾時能到山頂？」
他抬頭望望山頂，又低頭望望山腳，很是茫然地搖頭：「這個，這個我也說不準。」
「那些人剛從山上下來，你找他們問問看。」
眼見得自己的波斯話又有用武之地，傳教士欣然上前跟人招呼上了。他邊說邊比劃，那夥人眨巴眨巴眼睛，面色逐漸懵懂。傳教士不輕言放棄，山頂山腳來回指，手勢越搞越大。那一番雞同鴨講的情景，很是滑稽可笑。
這時，從山上迎面走來一位女士，她一身西方人的裝束，顯然不是本地人。
我試著用英語跟她打招呼：「嗨，你好！」
她掀開頭巾，莞爾一笑：「你好！」
好不容易撞見一個聽得懂英語的，我大喜，趕緊問：「請問這兒離山頂還有多遠？」
「七八英里吧？可能還不止，我走快兩小時了。」她嘴角有一顆痣。
這人怎麼似曾相識？在什麼地方見過？我拚命搜索記憶，失聲驚呼：「你……你是安妮？」話一脫口，我暗暗叫苦不迭，我這是整個一個不打自招啊。
這些年我一直在地下活動，此處狹路相逢，萬一被她識破如何是好？
我慌忙找話搪塞：「對不起，真不好意思，我、我認錯人了。」
「沒錯，我就是安妮。我們見過面嗎？你是？」她滿面疑惑。
「我是西蒙，不……不，我是莫妮卡的朋友。」越急我越露馬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