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我父母從中南財經學院畢業，分配到柳陽縣城工作。母親在供銷社當會計，老爸在縣二中教數學。那個年代，莫說大學生，就連初中生也算知識分子，他們這對天之驕子，為什麼竟被發配到一個小縣城？我懵懵懂懂沒想過這有何不妥當，也沒人告訴我這背後的隱情。
直到有年端午節，姨媽喝醉了糊子酒，不慎洩露天機：「要愛情就會有犧牲，你父母的愛情故事，那真是可歌可泣啊。」我一追問，她馬上緘口不言。我父母的愛情，或許曾經無比美麗。不過從我記事起，他們成天爭吵不休，相互發洩懷才不遇的憤怒。
「講句良心話，你爸爸確實是一個人才，從他給你取的名字，就不難看出。」不吵架時，母親尚能中肯評價老爸，畢竟他們曾經可歌可泣過。
苦於滿腹經綸無處表，老爸抓住我出生的機遇，在我的名字上大做文章。那年頭物資匱乏，臘月間老爸得了半包炒蠶豆，捨不得吃，珍藏到夏天才派它的用場。坐在院子裡的老井旁，老爸一粒蠶豆就一口清茶，腦殼裡文思泉湧。幾個月湧下來，一個不同凡響的名字終於瓜熟蒂落。秋天出生的我，正好趕上享用他深思熟慮的成果。
這了不起的成果就是一個「也」字。
「別看只是一個虛詞，名字用它結尾那是畫龍點睛之筆。」老爸孔乙己似的搖頭晃腦。
那一年革命突然爆發，破四舊運動如火如荼。我的名字從「之乎者也」而來，一聽就封資修得很。母親成天擔驚受怕，逼著老爸給我改名字。開始老爸還想拖一陣子，看看風聲再說。後來風聲越來越緊，紅衛兵小將衝進文廟，光天化日之下把廟裡的菩薩都當「四舊」給砸了。
「天哪，他們連菩薩都敢得罪。」一縣城的人都驚慌失措。
「還不趕快改名字，你要害死我女兒啊！」母親對老爸咆哮。
「改是肯定要改，」老爸不再堅持己見，「但總得想個好名字吧。」
「想你個鬼，把『也』字去掉不就結了。」母親用勁一揮手，想要一錘子定音。
老爸不讓她定音：「不行不行，難聽死了，不如改成詩雲。」
「詩雲？你是說，詩歌的詩？雲彩的雲？」
「正是。」老爸面有得色，又壓低嗓子：「這是有出處的，你曉得『子曰詩雲』不？」
母親氣呼呼地：「你開么子玩笑，改來改去還是改成一個四舊。」
「蠢人，你不跟人提『子曰』，誰個曉得『詩雲』出自哪兒。」老爸賭別人都沒文化。
我終於改了名。幼兒園的胖阿姨照例午睡前趕我們去上茅房。就在那個臭氣熏天的時刻，她宣佈了我的新名字。午睡過後，人人都用新名字稱呼我。給我的感覺是，那個充滿老爸的心血與智慧的「也」字，像拉一泡屎一樣被大夥兒永遠地留在了茅坑裡。只有鄧大圍那天沒去上茅房，吃完中飯就被他當縣長的母親差人領走了，所以拒不承認這項適應革命潮流的改名措施，堅持喊我「也也」。一喊就喊了半甲子。
我們幼兒園的興旺發達，據胖阿姨說，鄧大圍立了頭功，我立了二功。先前這裡規模不大，僅有日托班。鄧大圍出生後，他母親工作忙不過來，放幼兒園全托。三個月後，我出生不久，也步他的後塵入園全托。園裡最開始只有我和他全托，我二人一同吃喝拉撒睡，乃至同哭同笑。
「我與你的相親相愛，那可是從搖籃時代開始的啊！」鄧大圍經常感歎。
鄧大圍的母親范縣長，工作忙經常要下鄉，所以把他全托。我父母又沒做官，為什麼也要全托呢？這件事兒，姨媽喝糊子酒也不肯說了。
入夏後，革命日益蓬勃。縣裡有人寫大字報炮轟范縣長，揭發出來的問題至少百把條，有些一般，有些則很嚴重，夠得上坐個十年八年牢的了。而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她居然是個離過婚又再嫁的破鞋！這消息在孩子們心中引起的震撼，遠遠大於那些夠得上坐牢的罪行。
范縣長很快被揪出來，每天戴高帽子遊街。她丈夫魯萬山是老爸的頂頭上司，也被學校停職隔離審查。鄧大圍那種經常有長沙動物餅乾吃的好日子毀掉了，家裡橫遭變故，他被寄放到縣城邊上一位遠親家暫住。
革命打亂了我們的生活秩序，倒也並非一無是處。那天正吃著晚飯，隔壁的吳二外婆邁著一雙小腳，喜氣洋洋地趕來報信：「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縣政府沒人把門，隨你上廁所。」
我爸我媽聽得一怔，半信半疑地望著吳二外婆。
「縣長下台了，人人都在鬧革命，誰還有閒心把大門？」我說。
「還是我雲妹子聰明。」吳二外婆缺牙缺齒地表揚我。
吃完飯，碗筷一丟，母親對老爸說了聲「今天你洗碗」，扯起我的手出了門。
「媽媽，拖我做么子去？」我懵懂不解。
老爸很是心有靈犀，他追出門外，塞給我們一人一摞黃草紙：
「既然廁所好，那就多帶點紙。」
母親率領我大搖大擺地走進縣政府大院，果然如入無人之境。一進廁所門，母親就瞇起眼睛感慨萬千：「到底是政府的廁所，比我們街上的公共廁所強遠了，有電燈照，還不臭。」
一直蹲到雙腳發麻，我們才站起來系褲帶，放肆享受一通革命帶來的豐碩成果。
「以後上廁所不用發愁了，我看多跑點路值得，你講呢？」真是托廁所的福，平時專制獨裁的母親，竟然講起民主來，還問我的意見。
我正點著頭，忽見一個一半頭髮一半禿頭的怪人拎著掃把進來了。待那人走近一看，認出這就是鄧大圍的母親范縣長。我被她那個醜陋的陰陽頭嚇壞了，顧不得打招呼，飛快跑出廁所。
第二天鄧大圍跑來找我，拉我到門外悄聲說：「問你家借一頂帽子，可以不？」
「我的帽子？」
「不是，是大人戴的。」
我馬上想起他媽媽剃成的陰陽頭。
「我媽媽剛織好一頂毛線帽子。你等著，我進去問她借。」
不料母親不肯借。她平時可不是一個小氣人，還扯開嗓門指著我破口大罵：「我打死你這個吃裡爬外的小雜種。現在什麼形勢？你豬腦筋一個唉。」
門外的鄧大圍聽了，嚇得大氣不敢出，低著頭嘟起嘴，臉色鐵青。
我覺得很沒面子，小聲給他出主意：「要不問你親戚借？」
「他們鄉里人窮得要死，下田做事連草帽都沒得戴。」他連連搖頭。
沉默片刻，鄧大圍咬咬乾裂的嘴唇，瞧著四下裡無人，壓低聲音對我說：
「我有辦法搞到帽子，就只要冒險。我要有人幫忙，才做得到，這個人不能當叛徒甫志高。」
我當即表示我只會是江姐。倘若在行動中不幸被捕，寧肯拋頭顱灑熱血，也決不出賣他這個革命同志。我們拉鉤為誓，決定當晚行動。
天黑以後，我緊跟鄧大圍，躡手躡腳來到他家。所有門窗上都貼滿封條，只有後門上的小窗被疏忽了。那個窗子極高，怎麼也夠不著，鄧大圍踩在我的肩膀上才爬了進去。
我守在外面放哨，害怕得心裡咚咚直跳。有一陣子恨不得扔下他一個人跑掉。因為我可以編出很多理由：江姐的老爸來了，江姐的媽媽來了，特務看到江姐站在門口會更加懷疑，江姐把特務引誘走了……還沒把所有的理由想完，鄧大圍從小窗裡扔出一包東西，接著探出一個腦袋來。
很多年以後，回憶起革命年代那個出生入死的夜晚，鄧大圍仰天浩然長歎：
「也也，你不嫁給我，真是天理不容啊！」
我陪著他吸鼻唏噓：「那段歲月真的好猙獰，我們的命運，我們的愛情，都被那個扭曲的年代搞得面目全非。」
「你要是不碰見小軍就好了。」他唉聲歎氣。
「知道不？人間的一切偶然，都是上天的安排，更何況我們當時還處在一個逃難的年代。」
范縣長不久被關進大牢。鄧大圍隨父親躲回山西老家。這一走杳無音信。同年冬天，小軍跟隨保姆從長沙逃來柳陽避難，棲身在文廟裡。一天，我被扣在一隻烏篷船下，險些命喪柳陽河，幸虧小軍救我一命。恢復高考那年，我考去長沙，小軍考去北京。臨別前我們在文廟裡拜了天地，也就是所謂「私訂終身」。誰料鄧大圍從天而降在大學食堂裡，為了這場突如其來的重逢，那個初春二月的早上，他失手打翻一盆熱稀飯，連帶兩隻白饅頭滾落在地。
「到山西後，我很想給你寫信，又怕你父母看見不好。就寄了一封信給任老師，指望她碰巧告訴你我的地址。」
「你剛一走，學校就停課了，老師全部被趕下鄉，哪裡還收得到信？」
「那個時代造就了那種命運。」鄧大圍長長一聲喟歎。
在縣二中當數學教師的老爸，也被下放到大圍山腳下的一個村莊。他落實政策回城時，我已經十二歲了。那時家裡只有一間房一張床，我與父母同睡，非睡在他們中間不可。等早晨醒來時，常常發現自己被換到旁邊，母親變成居中，緊挨著老爸，而且夜裡彷彿感覺哪兒在搖晃。這個疑問在我心裡存了很久，想也想不透徹，就去問母親。
她顯然一驚，不過馬上鎮定下來說：「你夢見坐大火車了。」
柳陽縣境內有一條窄軌，只通小火車。從小母親就告訴我，小火車走不出柳陽，大火車才能通向很遠很遠的地方。有朝一日坐大火車去見識外面的世界，成了我兒時最強烈的夢想。
為讓我深信不疑，母親又追了一句：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你不是成天念著去省城坐大火車嗎？」
不過用火車搪塞我後，母親並未掉以輕心，夜裡火車的搖動明顯減少。有時十幾天一次，有時則更久了。老爸也是一副警惕的神色，拿把捲尺四處量來量去，經過半個月的丈量計算，有天他一口乾了一杯糊子酒，興奮地宣告：「只要搞點紙板來，隔成兩間房完全沒問題。」
「我們供銷社有的是紙箱子。」母親沒喝酒，卻無緣無故滿臉酡紅。
星期天傍晚，紙箱子牆終於完工落成。
「你做事還蠻麻利，一天就隔出兩間房來。」母親對老爸讚不絕口。
「你拿床棉絮出來，鋪在竹鋪子上給也也睡。」老爸對母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