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共兩黨嚴峻對立的日子裡。
公元1936年8月14日，作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突然收到一封遠方的來信。
這位來信者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動員數十萬大軍所「圍剿」的「匪首」毛澤東。
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
宋子文激動異常，拆閱展讀，信中寫道：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復歸於聯合戰線，前次董健吾兄來，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弟等頻年呼籲，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外對內方針，目前雖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舊不變，甚難於真正之聯合抗日。
先生邦國聞人，時有抗日緒論，甚佩甚佩！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賣國賊漢奸，恢復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則非惟救國，亦以自救，寇深禍亟，情切嚶鳴，風雨同舟，願聞明教。匆此布臆，不盡欲言！順頌公綏。
毛澤東
1936年8月14日
按當時的空氣來講，誰要接到共產黨的來信，不殺頭也要被清除，甚者禍及全家。可是，宋子文神色不變，似是多了一層喜色。他沒敢將信在手中多留，而是交到了老蔣的手裡。再說老蔣並沒有翻臉，更是喜形於色。這就怪了？到底是什麼原因？這裡有一段小小的插曲。
日本侵略者從九一八事變後，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企圖獨佔中國。
國民黨統治者在傾全力「圍剿」長征中的工農紅軍時，仍然對日本侵略者節節退讓。1935年2月，蔣介石向日本記者發表談話說：「中日有提攜之必要」，「中國人民不但無排日之行為與思想，且亦無排日之必要」。但是一個全副武裝的民族的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不可能不與蔣介石國民黨的意思相反，造成全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熱潮。
於是，華北事變和「一二·九」運動爆發了。
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陝甘寧邊區前夕，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咄咄逼人的驕橫氣焰，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主義，加緊對華北的爭奪。它的第一個步驟是通過1935年6月初的《何梅協定》（國民黨在北平的軍事長官何應欽和華北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間的協定）迫使國民黨中央軍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個步驟是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10月間，日本的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以關東軍代表名義向駐守平津和冀察晉的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提出要求：通電設立華北自治政府，將南京任命的華北官員一概罷免。11月6日，土肥原賢二甚至發出最後通牒，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佈自治，否則日軍將以五個師的兵力取河北，六個師的兵力取山東。這時，日軍向華北大舉調兵。在日本特務機關策動下，國民黨政府河北省薊密專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割據冀東22個縣，在北平近郊的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2月，在北平成立由宋哲元任委員長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開始實行華北特殊化。平津上空烏雲密佈，整個華北已危在旦夕。
地處前沿的華北人民，反應自然最為強烈。敏感的青年學生對時局的演變尤為關切，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當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組織遭受大破壞時，在河北還保存了一個省委組織，在北平還留下三十多個失去組織關係的黨員。1935年春夏之交，河北省委特派員李常青來到北平，建立由彭濤等組成的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指定周小舟負責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的工作。當群眾抗日情緒日趨激昂時，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在黃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在學生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組織和指揮下，北平學生在12月9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遊行。清華、燕京大學等城外學生被軍警阻攔，在西直門同軍警發生衝突。城內一二千名學生衝破軍警包圍，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到新華門前請願。由於請願沒有結果，他們把請願改為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到達王府井大街時，人數已增加到3000人。軍警突然用水龍頭向學生噴射，並揮舞皮鞭、槍柄、木棍從兩側夾擊過來。遊行隊伍全被打散了。學生有四十多人受傷。第二天，北平各校學生舉行全市總罷課，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開始了。
「一二·九」運動，使中國人民不僅加深了對民族危機的認識，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國內各種力量動員起來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增強了他們奮起救亡的信心和決心。這個風暴迅速波及全國。從11日開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廣州等大中城市先後爆發學生的愛國集會和示威遊行。許多地方的工廠也舉行罷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和愛國團體成立各界愛國會，發出通電，出版各種救亡刊物，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12月下旬，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學聯組織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到河北農村進行抗日宣傳，開始踏上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宣傳團的基礎上，又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上海、武漢、濟南等地學生也紛紛下鄉宣傳。一些原來不願意參加政治活動的教授、學者也發表文章，主張抗日，主張全國合作。抗日救亡鬥爭發展成為洶湧澎湃的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華北事變後，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抗日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蔣介石對日本一再退讓，是建築在依靠外交途徑來解決中日問題的幻想上的。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打破了這種幻想。華北事變的發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脅到它的生存。於是，南京政府不得不開始考慮調整它的對日政策。
1935年11月19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蔣介石的建議通過一個議案。蔣介石建議中有句關鍵性的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這句話，雖是說，現在還不能「放棄和平」，「輕言犧牲」，但又是表示：如果「最後關頭」到來，那也只好「放棄和平」、決心「犧牲」；次年1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宣佈包括「中、日、滿經濟合作」，即承認滿洲國等條件在內的「廣田三原則」，這是蔣介石難以接受的。他後來寫道：「當時的形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在日本軍國主義者毫無止境的侵略慾望面前，可供蔣介石選擇的餘地越來越窄了。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開始試探，要求蘇聯的援助，並設法打通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蔣介石後來作了這樣的解釋：「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
在國外老蔣秘書鄧文儀同在蘇聯的王明進行對話。鄧文儀是老蔣的侍從秘書，後任駐蘇大使武官。接觸是在莫斯科。主要是探討蘇聯在軍事上的動向。當年秋天，鄧文儀回國述職，老蔣面授機宜，命其速返莫斯科，有要事要他去做。所謂要事，即是通過蘇聯方面的關係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於是鄧文儀馬不停蹄地回到莫斯科，與共產國際代表團長王明進行了多次的會談。但是這種努力沒有什麼結果。
這時，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老蔣在「剿共」的同時，又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於是又生發出在國內尋求與共軍談判的想法。誰來完成這個任務呢？思前想後，他想到了宋子文，在一個黃昏，他把宋子文召到了自己的官邸。
老蔣開門見山：「今天我請你來，有一要事相商。」說完便走至窗前把窗幔慢慢地拉下，然後關閉大門。
宋子文見老蔣這般神秘不知他要賣什麼藥。
蔣介石坐下來：「今年下半年形勢不好，按基督教之說，我好像有預感，昨夜做了個夢，你說我夢見誰了？這個人你認識。」
宋子文沒有答話，且聽下文。
「我夢到對手毛潤之了。你說怪不怪？他頭戴八角帽，對襟短褂，一雙圓口布鞋從腳到頭透著農民氣。聲言要與我談判，不談判的話，說什麼有你無我、血戰到底。看來他還十分生氣。我找你來，也想試探一下共軍的底，看他們有沒有這個勇氣？」
「我在西方留學的時候，也看過一些夢的童話，不過，有時候，夢也是神奇的。」宋子文道。
「我看這場夢也給我一心『剿共』提出個警告。兵書講，將太直了，容易流血太多。世上路太直了，可能達不到目的地。不行，我們摸摸底，邊談邊打。這二三年時間裡，兵也需休整，不然的話，疲於奔命，是難戰勝敵人的。」蔣介石說著站起了身。
「你是說，我們和共軍談判？」宋子文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對，和共軍談判！」蔣介石斬釘截鐵。
「你說，讓誰去？」
「我看你先聯繫共軍高層，摸個底再說。」
「我能行嗎？」宋子文懷疑自己說。
「你能行。一是你早先是武漢政府過來的，和共軍有一定的心交。再說，第一次國共合作，你又是政府部長，和毛潤之、周恩來都很熟。更重要的是，那邊還有你的知心二姐慶齡。我想了好久非你莫屬。」
「看來你還真瞭解我。要是這樣，你不會把我清黨給清除了吧？」宋子文開了句玩笑。
「我敢開除國舅，怕是我沒長兩個腦袋？」蔣介石笑了，「要盡快取得聯繫。具體你怎樣工作？找誰聯繫？我就管不了。不過盡快把聯繫情況告訴我。」
「那好吧。」
「這個情況只限你知我知，絕對保密。」蔣介石又叮嚀道。
當蔣介石送走國舅的時候，三星正南，月色如水，幽靈般的星空顯得有些神秘。
是啊，夜是掩蓋人世罪惡的最好面紗。
這一夜，宋子文回到自己的官邸，無論如何也睡不好覺了。
要完成老蔣交給的這個任務非有二姐出面幫忙不可。於是他想到了二姐。可眼下政治把姐弟分開，感情多少也有些淡化。想起來這事，又使宋子文傷感起來。臨到天亮時，他才猶猶豫豫地撥通了二姐宋慶齡的住宅電話。
「二姐，我是子文哪，好長時間沒有看到你了。」
「當姐的也沒有看你和樂怡啊，孩子都好吧？」
「孩子還好，你身體怎麼樣？」
「我還好。」宋慶齡欲言又止，竭力避開政治話題。
「今天上午，我想去看看二姐。」宋子文道。
「二姐歡迎。」
「有些事情，我想給二姐談談。」
「我等你。」
早上8點，宋慶齡剛吃過早點，宋子文的車子便駛進了二姐院子。
宋慶齡迎出來，說實在的，她對宋子文是很疼愛的。她把愛國學生給她送的水果擺滿了一桌子，來招待大弟。
自從寧漢分裂之後，按宋慶齡的話講，我已是家中可有可無的人。我不想看到親人，也不想讓親人看我。宋靄齡和宋美齡也曾來過，看到這個情況，後來也就不了了之。只有宋子良、宋子安還是這裡的常客，來去無拘無束。宋子文因身有政務，來的少，不過斷不了還打個電話問好。
「子文，你來有什麼事要和姐姐商量？」宋慶齡開門見山，接著把一個剝了皮的橘子遞給宋子文。
「老蔣最近有些異常，想尋找與中共聯繫，讓我牽線幫他這個忙！」宋子文說。
宋慶齡道：「老蔣想對話，說明他有難處。他在日軍侵略者面前一退再退，已經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昨天，我接待了幾批學生，都要求老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只要國共兩黨能坐下來談判，把問題提出來，擺到桌面上來，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既然老蔣有這個要求，不妨給他個枕頭，叫台階也行。」
「好的，二姐可以答應。不過容二姐想一想，誰去合適呢？」
「這個人必須是共產黨信得過的人。不然不好辦。」
「你的同學董健吾怎麼樣？」
「他？」宋子文道，「當時我們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系學習時，人還是不錯的。後來聽說經劉伯堅、浦化人介紹，在河南開封秘密加入共產黨，以傳教為掩護，在馮玉祥部從事兵運、工運、農運工作。再後，由於蔣介石清黨波及馮部，董無法立足，當時還找到了我擔保。後來我就不知道情況了。」
「後來他回到上海，以聖彼得教堂的牧師職業為掩護，負責共產黨的地下聯絡工作。」宋慶齡補充道。
「後來聽人說他收留共軍遺孤什麼的？具體怎麼回事我也不清楚？」宋子文又道。
「有此事。那是我讓他辦的。董來上海後經常與我聯繫。他在我的資助下，以聖彼得教堂牧師身份，在上海用教會和互濟的名義，開辦了大同幼稚園。秘密收養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滬等地的職業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遺孤。」
宋慶齡說到這裡又道：「因董健吾做過古董生意，我和小妹在購買字畫古董時曾請董健吾出過主意。都是好朋友。」
「既是這樣我們就找他幫辦，來往去延安的路費我來出。」宋子文一錘定音。
就這樣，宋慶齡又找到以牧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員董健吾，去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1936年3月的一天，董健吾出發了，踏上了去陝北的征程。帶著宋慶齡、宋子文的委託和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途經西安送到陝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面呈毛澤東、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