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謂「私營」揚子電氣公司成立會上，宋子文當選為臨時董事長。隨著這些重要工業和企業的購進，使中國建設銀行公司如虎添翼，實力倍增，使其成為宋子文屬下的中國銀行體系中最大的公司。雖是私營公司，可顯然是南京政府間接插手私營工商業的一種力量。宋子文利用這個公司，為自己也為公司的股東們賺得了很多利潤，而這些股東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員或與南京政府有聯繫的人物。這便形成」蔣家王朝陳家黨，宋氏家族孔家財」的新格局。
另外宋子文的私營經濟活動還有一個重要基地，便是中國銀行。他擁有占中國銀行四分之一資產。這在舊中國是一個不小的天文數字。
有了錢和自己的工業，何愁不能幹一番事業呢？
宋子文的下一步目標，便是利用這個基地，積極壟斷經營工商業。像其父輩一樣，真正成為中國的大實業家。
宋子文有宋子文的眼光。他首選紡織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他利用中國銀行通過抵押借款攫占喪失了贖買權的工廠，用這種辦法有力地控制了15家紡織企業，擁有35萬紗錠，占華資紗廠的13%。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利用債權關係直接經營七家喪失贖買權的工廠，又投資經辦四家，由銀行的附屬機構收購了四家。中國銀行的財產遍及全國，如河南的豫豐紡織廠，原由受過美國教育的實業家穆湘琢在1932年設立，該廠是內地最大的工廠之一，經濟蕭條時期倒閉，1934年歸於中國銀行。山西的雍裕紡織公司也因破產於1936年冬為中國銀行購得。
在此基礎上宋子文還和一些省政府聯營開展投資活動。僅1937年4月，中國銀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紡織公司，資本總額為350萬元，70%由中國銀行組織上海財團認購，20%由湖南省政府認購，10%由湖南的私人資本認購。中國銀行的貝祖詒管理新建的公司，他的總辦事處設在上海。
接著宋子文又選擇了紡織業以外的行業進行投資。1937年春以同樣方式買斷了即將破產的渤海文學公司的麵粉廠、電力公司和商業公司。或是投資或是分股，遍佈全國各地，一時顯得財大氣粗。
宋子文不愧為留洋博士生、銀行金融家。他的商業活動，還有多種組織和投資計劃。1936年宋組織中國棉業公司，1937年確定公司資本1000萬元，分為1萬股，大部分由上海的銀行認定。中國銀行4430股，交通銀行3000股，其次是中國建設銀行公司的銀行業財團的資金。上海銀行界頭面人物是該公司的董事，包括錢永銘、周作民、貝祖詒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業務名義是經營紡織廠，實際主要活動是商品買賣和進行投機。該公司在上海商品市場上很活躍，開張的第一年，貿易額超過20萬元，成為中國最大的商品公司之一。原棉交易總額達1300萬元，經銷紗布約500萬元，信託業務僅300萬元。
有人說：宋子文從事許多「私人」商業活動，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關係及其控制的銀行資源，他的業務和私事是很難分開的。
1936年6月兩廣實力派發動的抗日反蔣事變平息後，南京政府竭力加強對廣東省的控制。新的軍事和政治控制雙管齊下，和南京政府有聯繫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著手控制廣東的私營企業。宋子良主持改組廣東省銀行，使之受南京政府控制。宋子文則恢復廣州銀行。他運用自己的私人活動和政府職權，加強了南京政府對這個省份的經濟控制。當然也從中做了對個人有利的投資。
1937年春，宋子文在去廣州改組省財政之後，成立了華南米業公司。新公司決定資本1000萬元，表面上宣稱從事對華中、華南大米的改進、生產、運輸和銷售業務。宋子文為董事長，董事有孫科、宋子良、吳鐵城（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和銀行界的宋漢章、唐壽民、王志莘等。
華南米業公司最重要的精力是供應華南饑荒地區的大米。1937年春華南地區大米奇缺，百姓茹草度日，這給他們牟取私利提供了較好的機會。
1936年秋，南京政府為解救「兩廣」饑荒，曾從東南亞免稅進口200萬擔大米，計劃經過半年的考慮，1937年4月新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及米業公司董事吳鐵城批准免稅大米由廣州進口，這樣華南米業公司壟斷了大米進口。該公司自稱它的宗旨是為開發國內大米銷售市場，實則進口洋米乃是它的業務大宗。1937年春，宋子文確曾指示過在浙江、江蘇和湖南採購大米，這是因為當時這些地區稻穀豐收，米價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發展他的故鄉海南島。海南島計劃和米業公司成立的情況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質，既為國家又為個人。宋子文希望南京政府增強對海南的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該地區，當然也希望開發海南島的經濟。同時，宋的計劃也為了個人投資以賺取私利。1936年6月他到海南島開始執行這一計劃，但因抗戰爆發而中止。
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資，純粹為了個人賺錢，最明顯的是他購買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是中國最大的一家煙草公司。在20年代，它和其他很多華商煙草公司一樣興盛一時，後來由於英美煙草公司的競爭和經營不善而搖搖欲墜。南京政府實行的稅制政策有利外商，使這些問題更為嚴重。1932年煙稅實行二級稅率制，中國公司主要產品的低級煙稅率比英美公司高級煙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華商煙廠向南京政府請願，迫切要求恢復以前的七級稅率制，指出：「多數中國煙廠生產低級煙。經驗證明原來的七級稅率制對中國工廠最有利，修改為三級稅率制後利益減少，而現在的二級稅率制只有利於外國工廠。」南京政府不顧華商公司，只求增加稅收，拒絕改變稅率。1935年財政部向英美煙草公司借款1000萬元，答應繼續實行二級稅率制直到還清借款。
經濟蕭條時期南洋煙草公司困難加劇，廠主簡氏兄弟決定招請宋子文加入他們的公司作為董事長，這才是解救他們的惟一的希望所在。他們雖然會失去對公司的控制，但宋子文為業主，會從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顧。1937年3月達成協議，宋買得能控制公司的半數股票，估價1810萬元，宋僅用100萬元即行購得。
宋子文控制南洋煙草公司後，1937年4月財政部宣佈實行新四級煙稅制，各級煙的稅率都提高，高級煙比較低級煙增加的百分比較大。按箱計100元的增稅25%，每箱800元的增稅167%。新稅制因此有利於中國煙廠。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佈進口各級紙煙一律增稅80%。就此看來，宋子文購買中國最大煙草公司後，南京政府對洋煙與華商煙廠的政策趨於一致了，而在此之前中國資本家要求改變徵稅的請求一直是無人理睬的。
宋子文還積極參予籌組中國製造汽車公司，試圖在國內生產汽車。在1936年12月，公司成立會上，決定公司資本150萬元，工廠設在湖南東部，總公司設在上海。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張嘉璈、葉琢堂、陳果夫和全國經濟委員會總務長秦汾。工廠的經營因戰爭而中斷。
該怎樣評價宋子文呢？有人說他是中國工商業界促進派，為中國工商業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人說他以權謀私，中飽私囊，是十惡不赦的國家蛀蟲。總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執己見，莫衷一是。筆者不敢妄加評論，留給歷史去評說，不管怎樣，通過他自己的努力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舊中國的工商業有了一個較大的突破，這一點是事實。在南京政府官僚資本擴大的基礎上，他自己也發了財，這是有目共睹的。
200餘字，私情公意，盡表其中，後來毛澤東在給其他國民黨要員來信中，也多次提到宋子文，可見殷殷之情。同時對於促動宋子文愛國抗日的思想有著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