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中央銀行總裁的辭職和長達四個月的西方之行，無疑給後來居上的孔祥熙帶來某種契機。就像一位長期坐冷板凳的運動員一樣，一旦上場他會全身心的投入。與運動員所不同的是這種契機是孔祥熙自己挖苦心思掙得的。因此他會百倍地珍惜，以示他與對手宋子文的高低。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走馬上任，大報蔣介石知遇之恩。老蔣要「剿共」，他憑經商的精幹，鞍前馬後，為主子籌備充足的經費。
當時，國內形勢十分嚴峻，由於蔣介石年復一年地發動反革命「圍剿」，致使廣大人民顛沛流離，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南京政府的財政赤字逐年增長。到1933年，每月將近赤字1200萬元。
為了解決反革命「圍剿」的經費，孔祥熙專程飛到江西同正在指揮軍隊向紅軍進攻的蔣介石商討籌措經費問題。最後，蔣、孔商定以關稅為擔保，發行1億新公債。
接著，孔祥熙飛抵上海，向銀行家們推銷1934年初正式發行的新公債。這次還算順利，公債不久就被買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這1億元錢到手沒有多久，就被蔣介石用去購買打內戰的軍火，花得一乾二淨。
為了補充蔣介石的內戰經費，給戰車注滿油，孔祥熙又發行第二期「關稅庫券」。並且越來越多地直接向銀行借款和透支。這些錢都被用來進行反革命「圍剿」。
孔祥熙為蔣介石籌措經費的「錦囊妙計」，就是用高利率奪走生產領域的資金。當時，農村經濟蕭條，民族資本家困難重重，批發物價和房地產價暴跌。上海銀行家發現這些領域的投資已沒有吸引力。某些最興旺的企業所得紅利很低，如商務印書館為7.5%，南洋煙草僅有5%，而孔祥熙發行的公債純益超過20%。正是這樣，大量的貨幣從農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債所吸收，成千上萬的貨幣不是用到工農業發展生產上，而是消耗在破壞生產的「內戰」上。其結果是，蔣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圍剿」的經費，銀行家也從中牟取了高額利潤，而工農業生產陷入困境的深淵，一位有識之士當即就公開指出：「政府公債的高利率導致工業蕭條、農業破產。」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反對孔祥熙的公債政策。
很快，孔祥熙的「妙計」就不靈了。一個時期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處於經濟蕭條之中，
這股蕭條之風也襲擊了上海。1933年，美國已放棄了金本位，為了滿足遭到衰退打擊的西方工業國家的要求，美國開始儲存白銀作為財政準備。美國國會規定的銀價是每盎司50美分，這對上海的銀行家頗有吸引力。他們認為，如果不買南京債券，而是將白銀運到美國，就能賺一筆十分可觀的利潤。正是這樣，下半年大量銀元紛紛流往國外，債券銷售額一落千丈，蔣介石的內戰經費頻頻告急。同時，大量銀元外流，造成了中國金融市場銀根吃緊，於是銀行貸款的利率急劇上升，這種趨勢直接威脅著南京政府的赤字財政，南京政府能否繼續存在都成了問題。
身為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見此情況，如坐針氈。他將幕僚們找來緊急商議一番，感到制止白銀外流的惟一辦法就是宣佈禁運。於是，以南京政府財政部的名義宣佈：「在另行通知之前，嚴禁買賣外匯。」可是，那些銀行家們對這項禁令置若罔聞，仍然我行我素。
一計不成，再生一計。孔祥熙採取了更為嚴厲的辦法。他公佈了一項公告：「鑒於白銀價格上漲過猛，已與物價立準極不相稱，國民政府為保障中國經濟之利益，為保護中國之貨幣，茲決定對白銀出口徵收關稅。」由於對白銀出口加收了10%的關稅，中國的白銀價格便與英美市場的價格相平，白銀外流的現象受到了遏制。
孔祥熙將中央銀行看成是蔣介石內戰經費的錢袋子。蔣介石讓中央銀行享受了多種特權，壟斷了政府的收支，有權發行金券，實際上使該行成為國庫的代理機構。孔祥熙宣佈施行白銀出口稅，但中央銀行則免稅出口了大量的白銀，賺了一大筆錢。孔祥熙還設法使中央銀行在黃金市場上撈取了巨額利潤。正是這樣，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銀行發展迅速，成為舊中國獲利潤最高的金融機構，可以說超過了宋子文時代。
平常，孔祥熙一個勁地支持中央銀行在金融界大撈特撈。他命令中央銀行大量吸收公債，將相當一部分贏利給南京政府貸款。
依靠中央銀行吸收公債勉強支撐了一陣，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
最後，孔祥熙終於又想出了新招。這就是採取高壓手段，頒布《儲蓄銀行法》，迫使銀行家購買公債。這個《儲蓄銀行法》在銀行的組織和管理上作了徹底的改變，並規定每家銀行必須以1/4的存款購買公債或證券，並將此存入中央銀行特設賬戶做儲備之用。
《儲蓄銀行法》遭到了上海銀行家的強烈反對。上海銀行同業公會向南京政府請願，要求做重大修改。銀行家們認為這個條例限制了他們的作用，殊非尋常。
然而，孔祥熙繼續施加壓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銀行開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戶的姓名、地址和存款餘額。這理所當然地再次遭到了銀行家們的抵制和反對。
許多有識之士都認識到這部《銀行法》是不現實的，如果實施，中國的金融將為外國銀行所壟斷。但是，孔祥熙要堅持頒布，其用意十分明顯，就是繼續給這些銀行家施加壓力，強迫銀行家購買公債。
在這一系列高壓政策下，許多原本對購買公債猶豫不決的銀行家，只得硬著頭皮購買孔祥熙發行的公債以討好蔣介石政權。
春去秋來。四個月後，宋子文從美國回來，看到銀行家們怨聲載道，對孔祥熙越權十分惱怒，對蔣介石的偏袒更是極為生氣。宋、蔣矛盾加劇，一場久育的暴風雨就要來了。
那是為年終實行預算審計制一事，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宋子文是吃洋麵包長大的。關於實行預算審計制，這是宋子文采取西方現代國家經濟管理理論的傑作。實行國家預算，對中國來說是個新事物，中國統治者歷來對此不感興趣。國君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統治階級可以為所欲為，花銷無度，怎麼會受「預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腳？直到清末、北洋軍閥時期均為如此。當然，蔣介石也不例外。
宋子文留學西方，對歐美等國家施行的預算制頗有好感，故而信奉國家管理必須施行預算制，必須做到收支平衡。作為財政部長，從國家管理正規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角度出發，非常認真地搞起國家預算來，作為管理國民經濟、做到收支平衡的工具的手段。
蔣介石對此漠不關心，時冷時熱，故四年過去仍無結果。宋子文憑著國舅地位和牛脾氣，再三進諫，再三堅持，直到1931年才算有了獨立的國家預算機構——主計處，次年9月24頒布《預算法》，預算體制確立，在要不要國家預算上蔣介石總算首肯宋子文的主張了。
兩人就嚴格執行預算問題出現衝突。宋子文對整個政府預算偏重於軍費大有意見，例如1929年支出為6.19億元，軍費達2.66億元，行政費用為1.6億元，經濟建設分文不支。1933年度支出為8.28億元，軍費支出高達4.16億元，行政費用為1.71億元，經濟建設分文不支，其餘均為債務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腳的經濟學家，對此國家預算收支狀況也會感到不正常，何況宋子文還是美國培養出來的經濟博士，對此不會沒有看法。一是對國家預算中的支出各項比例不合適屢次向蔣進言，要求限制軍費比重；二是對蔣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預算、軍費高於一切的主張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