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宋子文措施得當，南京政府初期，鹽稅收增加較快，從1928年度到1932年度，鹽稅收分別為3000萬元、1.22億元、1.5億元、1.44億元、1.58億元，呈直線上升趨勢。除1932年度因東北淪落而損失不少收入外，其他年份都處在穩定的增長之中。所以，宋子文頗為得意地提出：「迨十八年九月，財政部竟能宣佈不但能逐年償還鹽債並用餘力可清償舊欠矣。」
如果說宋子文第二刀鹽政改革是成功的話，那麼第三刀則是稅制改革。嚴格地說，這一刀比鹽務改革還要成功。
宋子文稅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統稅制。所謂統稅，就是一物一稅。具體地說，就是對國內工業產品進行一次性徵稅後，即可通行全國，不再徵收稅捐。南京政府成立後，鑒於全國各地舉辦的具有通過稅或物貨稅性質的「厘卡林立，重疊徵收」的弊病，即著手整理國內稅務，以便增加收入，穩定財政。
1928年1月，宋子文上台伊始，即頒布《煙草統稅條例》，明確規定捲煙統稅為中央稅，由財政部設立專門機構掌握。2月在上海成立捲煙統稅處，隨後又在各省設立捲煙統稅局。捲煙稅率在開徵初期，為值百抽五十，已成為國稅大宗。1928年冬，宋子文修改《煙草統稅條例》，規定洋煙交納7.5%，土煙為40%，未製成捲煙的燻煙，稅率定為每百斤徵收國幣3.6元。
1929年9月，宋子文在上海設立棉紗統稅籌備處，辦理棉紗統稅事宜。當時我國大機器紡織工廠很少，規模也不大。據1929年調查統計，全國華商經營紗廠只有73家，每年產紗額在130萬包左右。宋子文規定：本土棉紗在23支以內者（即粗紗），每百斤徵收國幣2！75元；本色棉紗超過23支者（即細紗），每百斤徵收國幣3！75元。
1930年，宋子文又主持制訂了《徵收火柴統稅條例》。規定稅率為：長度不及4！3公分，或每盒不過75支者，每大箱徵稅5元；長度在4！3公分以上5！3公分以下，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徵稅10元。同時，還開徵水泥稅，其稅率為：每桶重量380磅者，徵稅6角；每桶重量不及380磅，其差額在十分之一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徵收之。麵粉方面，宋子文規定，其稅率為值百抽五，即每包一角。
以上為開徵時的生產稅。實際上，隨著統稅條例的不斷修訂，各貨物的生產稅是變化的。統稅的開徵，為南京政府開闢了財源，以1931年為例，南京政府的統稅收入為：捲煙稅0.50018億元，棉紗稅0.15656億元，火柴稅0.04168億元，水泥稅0.01735億元，麥粉稅0.05837億元，燻煙稅0.01584億元，啤酒稅0.00663億元，以上各項計約8000萬元。1931年財政收入為5.53億元，統稅收入約佔七分之一。宋子文籌款理財的這些做法，確實為南京政府的財政問題，解決了不少困難。
但是，收入增加並不意味著稅制改革卓有成效，相反，它在「體恤民間疾苦」的口號下，為人民增加了許多苦難。以鹽稅為例，就鹽稅本身而言，根據亞當·斯密徵稅原則，一種優良的稅法必須堅持平等的原則，即收入多，多負擔；收入少，少負擔，以調節貧富，為大多數人造福。而鹽稅則不然，它是按消費量徵稅，而窮人並不因為窮就比富人需要的鹽少，對於這種不良稅法，南京政府應該加以廢除，而代之以所得稅之類按納稅能力大小而徵收的新稅。但宋子文目光短淺，只為保持收入，繼承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致使中國廣大的貧苦人民仍不能擺脫長期以來壓在頭上的經濟枷鎖。
宋子文的第四刀為建立中央銀行，實行金融統制。
宋子文上任之初，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早已有之，只是它不歸國民政府而已。中國銀行是1905年在北京創立，前身為「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進入民國，在「大清銀行」基礎上，1913年2月，另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在北京成立於1908年，初系清朝的郵傳部，主要經營鐵路、電報、郵政、航運四項業務的收付款而設立。全國各地已有支行。這兩家銀行是當時中國金融界獨有的銀行。和西方文明國家比較，我國的銀行業還是顯得陳舊落後。
政治的核心是個經濟問題，這是經濟學家的共識。蔣介石要獨霸天下，也知銀行的舉足輕重。宋子文早年作為廣州銀行行長，更知其重要。
1928年夏天，是一個酷燥炎熱的夏天。
天上有雲不落雨，地上無風熱死人。
被稱中國「四大火爐」之一的名城南京，更是熱浪烤人。
白天無法辦公，夜間無法睡眠。人們坐著就出汗。
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裡，作為財政部長的宋子文，連續主持召開兩次全國大型會議：一是6月的全國經濟會議；二是7月的全國財政會議。就是在這兩次大的會議上，宋子文同與會人員反覆論證了中央銀行成立的必要性、緊迫性和重要性。得到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認可。
會議下來，宋子文又組織班子，冒著酷暑，通宵達旦，起草了《中央銀行章程》。
章程共分五大部分。其性質為國家銀行；註冊資本2000萬元，由國庫一次拔出2000萬元公債預約券作為股本；行址設在上海外灘15號，各地設分行；其特權有發行兌換券，鑄造及發行國幣，經營國庫和內外債；業務範圍主要有：經營國庫證券、商業票據買賣和兌現，辦理匯兌發行期票，買賣金銀，接受存款及貸款等；總裁為宋子文，亦稱行長，副總裁為陳行；中央銀行除設總裁外設有理事會和監事會。
宋子文提出組建《中央銀行章程》書面報告，蔣介石極力贊成。報告呈上沒有三天，就被批復下來了。
1928年11月1日。
這是個吉利的日子。中國銀行終於在上海成立。蔣介石親自剪綵，總裁宋子文披紅戴花，實際上也是蔣宋銀行的成立。一切都由他們二人說了算。所謂理事會、監事會不過是擺設而已。
中央銀行成立後不久，由於業務的需要，下面又成立一個特殊的棉麥處，是一個獨立的半公開的機構。因對外借款關係，不屬於業務局，歸總裁直管。這是因為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長江洪水成災，宋子文求援美國，訂立美麥借糧45萬噸協議，每噸75美元作價，計3375萬美元。
接著1934年，宋又憑關係和美國簽訂棉麥借款5000萬元。該機構是個短暫的機構，隨著支付的平衡也就隨之撤消了。
中央銀行的成立，標誌著南京國民政府對金融的重視。其實這不是目的。對於野心勃勃的蔣介石來說，爭霸天下才是他的目的。既然要爭霸天下就要實行對金融的壟斷和控制，因而其第一個獵取的目標就是現有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
中國銀行原有資本2000萬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將該行總管理處由北京遷至上海，並修改其銀行條例，定資本為2500萬元，強行加入「官股」500萬元，並指定其為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1928年宋子文又將交通銀行總行從北京遷至上海，頒布該行條例，資本為1000萬元，加入「官股」兩成，即200萬元，並指定其為特許的「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這樣，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就滲入了「兩行」。
宋子文雖然採取了如此手段，但當時「官股」在中國銀行股本中僅佔1/5，在交通銀行股本中只佔1/6。就資本、信用的實力而言，中國、交通兩行都超過了中央銀行，宋子文對「兩行」一時還難以駕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修改「兩行」條例，分別予以增資。到30年代中期，「兩行」中的「官股」已超過半數，宋子文直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對交通銀行也派其嫡系人物任董事長。這樣，終於實現了對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控制。
宋子文的第五刀：廢兩改元，統一中國貨幣發行權。
廢兩改元，與秦始皇當年的統一度量衡極為相似。因此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這裡。
所謂廢兩改元。就是廢除銀兩，改用銀元。中國原來使用白銀貨幣，其單位為兩。稱量銀兩的衡器為「平」。清代國庫所有的「平」稱為「庫平」。一兩等於37.3125克。廢兩改元前，中國各地使用的銀兩單位，主要有海關兩、庫平兩、規元兩三種。自16世紀以來，外國銀元開始流入中國。鴉片戰爭後，在通商口岸已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國、香港和美國貿易銀元。原有的銀兩標準既不一致，新進的銀元重量也有差別。銀兩與銀元之間的折算稱為洋厘。通常1銀元折合7錢左右銀兩，依市場上銀元與銀兩的多少而浮動。1882年吉林機器局首鑄銀元，1889年廣東亦設局鑄造，其後各省仿之，市場較亂。1914年北京政府頒布《國幣條例》，鑄袁世凱頭像銀幣，重7錢2分，通行全國，起到過主幣作用。但市場上仍是銀兩、銀元並用，有礙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統一國幣應先實行廢兩改元》，其意見是「我國貨幣之紊亂，至今日已達極點」，「自民國建立以來，銀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廣」，「現元寶數量又如此之少，實無沿用銀兩之必要」，請示廢兩改元，「積極實行，以立我國幣制之基礎」。
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財政部部長的辦公桌上時，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高度重視。
1932年上半年，內地銀元大量流入上海，達5447萬元。較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輿論也認為廢兩改元時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電國民政府，表示：「對於廢兩改元之原則莫不一致贊同，切盼實現」。因此，廢兩改元的條件漸趨成熟。
1932年7月，宋子文在上海果斷召開銀行界會議，講座廢兩改元問題。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廢兩改元之原則：
一、廢除銀兩，完全採用銀元，以統一幣制；
二、採用銀元制度時，舊鑄銀元仍照舊使用；
三、每元法價重量決定後，即開始鑄造新幣。
上海錢莊聞訊後，即召開會議，並致函財政部，表示原則上同意廢兩改元，但需假以時日不應操之過急。7月22日，宋子文決定組織廢兩改元研究會，就廢兩改元之事進行專門研究和試點。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發佈《廢兩改元令》，提出：「為準備廢兩，先從上海實施，特規定上海市面，通用銀兩與銀本位幣1元，或舊有1元銀幣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規定7錢1分5厘合銀幣1元，為一定之換算率，並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上海從3月10日起，各行各業的交易往來，一律改用銀幣計算。
上海廢兩改元之後，國民黨政府又於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後發佈廢兩改元的佈告和訓令，規定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項之收付與訂立契約票據及一切交易，須一律改用銀幣，不得再用銀兩。有銀兩者依照《銀行本位幣鑄造條例》辦理。其主要內容是：「銀本位之鑄造權屬於中央造幣廠。銀本位定名為元。總重26.6971公分，銀88%，銅12%，即含純銀23.493448公分。」
宋子文為使廢兩改元順利實現，還採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財政部委託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代為兌換銀幣。中央造幣廠還要鑄一些廠條，以適應市面巨額款項收付之用。
第二，對各行莊寶銀進行登記及兌換。至當年12月15日，登記寶銀總計14621萬兩，即按成開兌。至1934年7月，共兌進寶銀2794萬兩，兌出新幣3907萬元。
第三，經財政部批准，暫設立冶金小爐，將碎雜銀冶煉成銀餅，送到中央銀行估價兌換。
從1933年3月1日起，國民黨中央造幣廠開始鑄造銀幣，銀幣正面為孫中山半身像，背面為帆船圖案，俗稱「孫頭」和「船洋」。
中央造幣廠一經成立，就由美國「造幣專家」葛來德擔任顧問，成立中央造幣廠審查委員會，審查鑄幣的重量和成色。自1933年3月到12月鑄2806萬枚。1934年鑄7096萬枚，1935年上半年鑄3356萬枚。自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鑄13258萬枚。1935年下半年實行法幣政策後，未再鑄造，改印紙幣。
廢兩改元的實施，規範了中國幣制，活躍了流通，方便了人民，搞活了經濟，拓寬了中央銀行活動的規模。同時也為以後法幣制度的實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有權威人士評說，這是繼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後中國的又一大貨幣改革。
在這亡國亡家之時，宋子文急忙把自己的心肝——稅警團拉上抗日前線，可見他的赤子之情可映五洲明月；宋子文親自頒布作戰命令，親自督促訓練，親自接見官兵，可見他的抗戰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