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像她這樣的人叫做「行者」，他們進入另一個國度，他們穿行於這個世界，卻不屬於任何一個地方，他們同在「旅行者國度」。
多年前，我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學的教室裡學了兩個月的法語，現在還能用流利的法語自我介紹「我叫什麼」、「我是幹什麼的」，還會說「這是什麼」、「那是什麼」、「你好」、「再見」、「謝謝」、「乾杯」、「好胃口」。每週一、三、五，我下班之後坐公共汽車到東華門，在馬蘭拉麵館吃一碗麵條，然後去上課。第一節課，老師就說，你們的目標就是把這半年的課程給堅持下來，到最後一課的時候還能坐在教室裡，你就相當了不起了。這位老師大概對半途而廢的學生見得太多了，所以再碰見我這一個也不算什麼。他在第一節課還問：「你們為什麼要學法語呢？」班裡有一個時髦的女孩子，她說想去法國學美術史。我的回答是，法國有個著名作家叫普魯斯特，寫了一本小說，不對，是寫了七大本小說，《追憶似水年華》，我想讀原作，所以來學法語。全班人哄堂大笑，老師先是張大了嘴巴，然後說「太必羊太必羊」，就是「好啊好」的意思，他說：「這可非常非常難。」他手指向另一間教室，「那裡是高級班，即便是那個班的學生也沒幾個能看長篇小說呢。」
高級班的老師是一位法國女人，披著個大披肩。課間休息的時候她走到我面前，她手裡拿著一根煙，問我借火。我給她點上煙，她跟我說謝謝，我就跟她說「不謝」，就是把法語裡的Non和Merci連在一起，她馬上教我法語中的「不客氣」應該怎麼說。從她嘴裡說出來的每一個詞都非常好聽。偶爾，我會到高級班門口站一站，聽她念出一長篇文章，柔軟，緩慢，像薩蒂的鋼琴曲一樣有催眠的效果。這時候，我們初級班還在學一個個音素，張大嘴巴，像一個笨拙的手指一下又一下敲打琴鍵。而這個身高一米七栗色頭髮的法國娘兒們像一個鋼琴天才，十個手指飛舞，琴鍵似乎能隨著她的意念發出聲響。
我端詳那個法國女人，看著她的嘴唇，想像她的舌尖抵住下齒，舌後部抬起，與軟顎、小舌靠近，氣流通過那道空隙時發生摩擦，使小舌顫動，r，r，r，她的喉嚨、牙齒、舌頭那麼一動，就r，r，r。我一直在琢磨軟顎是哪一塊，小舌是哪一塊。等到我們班裡的美術史小姐也能r，r，r，我就有點兒氣餒了。終我一生之努力，也不能像這法國女人那樣說出那麼完美的r。好高騖遠，我從小就被人這麼批評，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非但沒改掉這個毛病，反而有變本加厲的跡象。我學法語的目的就是為了能讀普魯斯特的小說，我真是這麼想的。當我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在幾年之內就學會法語讀懂普魯斯特，我就說，先把這事放一放吧。我不是給自己一個過高的目標而後立刻放棄，我是說，那些激發我做一件事的最初的衝動都偉大得要死。
法語課念到十月底，天氣就涼了，秋風夾雜著落葉，在教室外嗖嗖響著，來上課的少了好幾個。這天老師也感冒了，帶著我們念幾句課文，就掏出紙巾擦鼻涕，他不斷向我們道歉：「對不起啊，對不起。」課間休息之後，他讓我們練習對話，我旁邊坐著的就是季陽，洋名字叫伊莎貝拉。我問她的第一句話是「你叫什麼名字」，她回答說「我叫伊莎貝拉」，我再問「你多大了」，她回答「二十六歲」，我再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她回答「我是個秘書」。問完這三句我就沒詞兒了，她反過來問我，也是這三句，你叫什麼名字？你多大了？你是幹什麼的？這樣我們就算認識了。
我們上課的教室只能容納二十人，大家進進出出彼此都臉熟。季陽總穿牛仔褲和襯衫，身高一米六五，消瘦，平胸，臉上有稜有角，好像用幾根線條就能勾勒出來她的面貌。她總背著一個和她瘦削身體形成巨大反差的大包，足能裝下一個孩子。她從包裡掏出課本、筆記本、文具盒、小錄音機、餅乾、保溫杯、化妝盒。上課前她總吃「樂之」餅乾，用保溫杯喝熱水，吃完了再掏出紙巾把桌子上的餅乾屑收拾好，再塗上口紅。我猜她下了班就趕來上課，常常沒時間吃晚飯。她吃餅乾的時候也戴著耳機，就是那種老款「隨身聽」，耳機上有兩塊灰色的海綿，略有破損。有一次她收拾好餅乾渣子要把紙巾扔到前面的垃圾桶裡，她從座位上起身向前，一下子把桌上的「隨身聽」扯到地上。我們都木然地看著她，我知道她戴耳機是要「當眾孤獨」，未必是在聽法語或者歌曲，她就是不想被人打擾。
我和她練習對話，才算是第一次說話。沒想到她問出了第四句：「你喜歡看電影嗎？」我猶豫了一下，回答：「是。」她問出了第五句：「你喜歡足球嗎？」我回答：「是。」她又問第六句：「你喜歡看書嗎？」我回答：「是。」老師擦了擦鼻涕，打斷我們，告訴我，不要只回答一個字，要用陳述句重複一下：「是，我喜歡看電影。」於是，我們重來，她問我：「你喜歡看電影嗎？」我回答：「是，我喜歡看電影。」這樣的問答冒著一股傻氣，我一邊回答，一邊盯著她看，發現她的面部線條也不是那麼硬，她的臉上有笑意，像一朵棉花，我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想給她臉上來一拳，或者抱住她親一口。後來我才明白，我想和她好好說話，想和她聊聊足球或電影，可當時她在發問，我只能將問句變成陳述句重複一遍，我們的交流被局限在一種無法擺脫的癡呆狀態中。
那天下了課，我去王府井坐108路電車回家。東華門夜市一片蕭條，賣茶湯的、賣炒麵的攤位上都沒什麼熱乎氣兒，只有烤羊肉串的在大聲吆喝，可秋風瑟瑟中也沒幾個顧客。到了車站，我發現季陽也站在那裡，她穿著一件厚厚的毛衣外套，還戴著耳機。她衝我笑，我就衝她點頭。我抽了根煙，電車遲遲不來，她大概冷得夠戧，在馬路牙子上蹦蹦跳跳活動著身體。我扔了煙頭，問她：「你聽什麼呢？」
「你說什麼？」她蹦著過來。
「我說你聽什麼呢。」
她把耳機摘下來，給我戴上，一個低沉的男聲在歌唱：有些東西，可以沒頭沒尾毫無來由地闖進你的世界，你只要一接觸，就驚歎於它的美麗，只要幾秒鐘，你就知道這東西是美的，讓你愣在那兒，什麼也說不出來。我從她那個破日的愛華隨身聽裡聽到的就是這麼個東西，我不知道那男人在唱什麼，但轉眼之間，我就跟著他飛起來了，只看到夜空中的無數星星奔湧而來。
「好聽嗎？」她大聲問。
「好聽。」我聲音嘹亮地回答。戴著耳機說話，總會不由自主地放大音量，我知道自己的聲音太大了，可還是非常響亮地問：「這是誰唱的？」
「塞爾日?甘斯布。」她用法語腔調說著歌手的名字。
我點頭，隨著音樂的節拍不斷點頭。電車來了，一曲終了，我把耳機還給她，她從隨身聽裡拿出磁帶：「借給你聽。」那是一盤TDK磁帶，上面用鋼筆寫著歌手的名字，我接過來：「我去翻錄一盤，下禮拜還給你。」
夜晚的電車空蕩蕩的，兩節車廂中間的連接處，腳底下是轉盤，我們就坐在那兒，季陽問我：「你喜歡普魯斯特嗎？」
我一下不好意思起來：「喜歡啊。」
「伊利耶?貢佈雷。」
「什麼？」
「我說，伊利耶?貢佈雷，就是普魯斯特的家鄉，《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部寫的那個貢佈雷，其實就是他的家鄉伊利耶，後來法國人要紀念普魯斯特，就把這個村子改名叫伊利耶?貢佈雷了。」
我對塞爾日?甘斯布和伊利耶?貢佈雷都一無所知，挑釁地問：「你去過？」
季陽坐在那兒，兩條腿懸在空中：「會去的。那個小鎮子裡，有個糕點鋪子，專門賣馬德萊娜甜點心，所有去伊利耶?貢佈雷的遊客都會買一塊嘗嘗，就是普魯斯特寫過的馬德萊娜蛋糕。他還寫過英國山植樹，那個村子裡有好多英國山植樹。你知道山植樹什麼樣子嗎？」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季陽笑著說，「哈哈，其實我不喜歡普魯斯特，我喜歡甘斯布，他是個迷死人的男人。」
我對她誇張的語氣有點兒不以為然，我敢打賭，如果甘斯布這時候騎著自行車從旁邊經過，她肯定會從電車上跳下去。
她懸在空中的雙腿上下擺動著：「你知道碧姬?巴鐸吧，那個法國大影星？」
儘管碧姬?巴鐸的樣子我完全模模糊糊，但我還是點頭：「知道。」
「她是甘斯布的情人。還有簡?伯金。」
「不知道。」
「英國的一個演員，也是他的情人。」
「你也打算做他的情人？」我那無知的小自尊心又發作了。
「哈，可惜他死了，一九九一年死的，也不等我去巴黎就死了。」
「你要去巴黎？」
「是啊，要不我學法語幹什麼？我也要看普魯斯特嗎？」她又笑了。
我是要坐到終點站的，本來想和她好好聊天，可她說的這些人名地名讓我發窘，好像只知道一個普魯斯特是非常可笑的。季陽倒沒有嘲笑我的意思，她從她的大包裡掏出一件白裙子，站起來展示給我看：「好看嗎？」那是件閃著粗俗光亮的裙子，穿上去之後會像塑料布一樣磨損皮膚。我正疑惑著，她又從包裡掏出個面具戴在臉上，衝著我大叫一聲。那是個吸血鬼面具，蒼白的臉，嘴角有血跡，兩顆門牙暴露在外。
「你這是要幹嗎去？」我問。
「我要去參加萬聖節Party啊。」她把裙子收回包裡，戴著面具回答我。
我知道萬聖節就是鬼節，可那是一九九九年，北京城裡的萬聖節Party並不多。我們坐在電車裡，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她戴著面具，我看不到她的臉上是什麼表情。這段時間大概只有一兩分鐘，可顯得很長。車到寬街，她跳起來，摘下吸血鬼面具揮舞著：「我要換車去了，再見。」我揮動著那盤TDK磁帶和她告別，心想著我一定要查出來甘斯布、簡?伯金都他媽的誰是誰。
這盤磁帶在我手裡保存了好幾年，但最終還是消失了。有些東西，你根本不曾扔掉，也不曾毀掉，你以為它在房間的某個角落裡落滿了灰，只要想找就能把它翻出來，實際上它已經徹底消失了。從物理上你根本沒法解釋這個事兒，但這是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的最普遍的靈異事件。那個週末，我翻出來一個老的雙卡錄音機，折騰了半天發現它的錄音功能已經壞掉，我只能反覆聽甘斯布，希望那些旋律留在記憶裡。星期天的早上，我在歌聲中醒來，吃早飯的時候，甘斯布忽然跑調了。我琢磨是怎麼回事，他為什麼唱得這麼怪異，等明白過來，跑到錄音機邊上，磁帶已扭曲纏繞在一起，我小心翼翼往外拉，最終，有大約兩米長的磁帶劃傷了，隨時會斷裂。
我的記憶也是一盒充滿了劃痕的磁帶，比如說，我此後一個月曠課越來越多，最終完全放棄了晚間的課，這是什麼原因？如果說我當時對季陽挺有好感，我應該每次都去上課，盼望時常見到她才對。我想不起來了，那陣子肯定發生了別的什麼事情。當然，我記得我告訴季陽那盤磁帶被我弄壞了的時候，她的反應很平淡，「壞了就壞了，我送給你了。」好像對她來說，那不是一個多重要的東西，好像我在說謊，找個借口想把那盤磁帶留下。現在我已經沒耐心去分析十來年前一男一女之間的對話有什麼微妙之處。當然，我還記得，我說要送給她一張甘斯布的CD，像我隨口許諾過的好多事情一樣，這話也沒算數。
那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接到季陽的電話，她用法語打招呼說「你好」，我一下就聽出來是她，回應了一句「bonjour」。她接著說，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她要參加一個大Party迎接新年，我聽懂了，問她在哪兒。她說出了一個酒吧的名字，我還追問到底是什麼地方，她冒出北京話：「就三里屯兒啊。」那個「屯」字帶著重重的兒化音，我一下笑出了聲。她說：「你笑什麼笑啊？你最近怎麼不來上課？你肯定天天晚上忙著約會不好好學習了。說說，約到什麼漂亮姑娘了？」我支吾著，她說：「你這傢伙說話就是不老實，好了，到時候見。」
那一年是所謂的「千年之交」，大家都莫名地興奮，有人期盼全世界的電腦都在二○○○年到來的時候崩潰，有人期盼末日來臨我們能逃脫最後的審判。我的一位朋友飛到南非，說要在好望角迎接新世紀的第一道曙光，另一位朋友說，第一道曙光應該是在太平洋上出現。總之，這個時間的標記讓大家都有點神神道道的，好像我們能借此洗脫原來的壞運氣，在公元二○○○年這一偉大時刻，擁有全新的能量和運氣。
「時間是沒有方向的，時間是混沌的。」我在三里屯一家名叫「香頌」的酒吧見到季陽時，她右手拿著一杯葡萄酒，左手拿著一根煙，穿著一件大V字領的黑裙子，真空，最低處好像能看到肚臍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