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與弗裡茨·繆勒之間也保持著通信的關係。他認為，在繆勒的來信中，總能夠找到維護進化論的一些極其重要的片段。所以，他總是將這些片段連同他添加的前言刊載於《自然雜誌》上。同時，對於繆勒的考察材料，他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給繆勒的信中，他寫道：「那些新的和極端有趣的東西，您總是能夠發現。」巴西在1880年發生了水災，對此，達爾文感到十分得不安。於是，他馬上給當時住在德國的繆勒的哥哥（同為著名的博物學家）寫信詢問繆勒的有關狀況。在信中，他就表示他準備立刻拿自己的資金幫助繆勒，從而可以保全科學，使其不致受損。
幸運的是，繆勒一切無恙。
希金森上校對新港到唐恩進行的訪問，成為達爾文這一時期個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段。希金森上校曾經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組織過由黑人組成的「黑人團」，十分聞名。而眾所周知，達爾文對奴隸制時深惡痛絕的，他支持北部各州也就理所當然了的。在上校訪問唐恩之後，達爾文才拿到了他的《同黑人團相處的生活》一書。希金森上校在書中所描繪的美國黑人的情形，使達爾文對對黑人一直抱有好感。讀完這本書，他給上校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他很高興能夠與希金森上校持有相同的見解，上校在著作中對黑人性格和智力的分析十分獨到。
弗·奧·科瓦列夫斯基訪問唐恩的情況，在前面提到過的達維塔施維裡的書中已經有所描述；而克·阿·季米裡亞捷夫訪問唐恩的情況，前蘇聯讀者可以清楚地從季米裡亞捷夫的著作中瞭解到。而且這些情況也時常出現在我們的書刊之中，所以，在這裡就不作描述了。
當時，招魂術和扶乩十分流行，但是達爾文對此卻強烈否定。雖然查理參加過一次扶乩會，那個扶乩者是他的一個兒子請來的，還是在他哥哥伊拉斯穆斯·達爾文倫敦的家裡。但是他早在扶乩會結束前就退場了，他肯定這是在招搖撞騙。當時，赫胥黎是一個懷疑主義者，在第二次的扶乩會中，他曾經大大阻撓了扶乩者的順利進展。但是華萊士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招魂術的擁護者，這一點也廣為人知。
因為幾乎所有大不列顛的著名人士都葬在西敏寺那裡。1875年，賴文、達爾文的朋友，在活到耄耋之年而去世之後，也葬到了西敏寺。
「活體解剖」問題在當時已經流行開來。就在賴文去世的這一年，達爾文也積極地參與到研究之中。達爾文反對虐待動物，並對此感到氣憤。他一直都是一個很喜歡動物的人。英國某些人強烈反對生理學家用活動物進行試驗，並對此發動了一系列的運動。但是一旦通過國會決議，禁止進行這種活體試驗，那麼生理學的成果就很有可能毀於一旦。為了謹慎對待，國會決定任命特別委員會對該問題進行研究以後再行決議。當時，赫胥黎便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雖然達爾文沒有參加委員會，但他的女婿利奇菲爾德律師卻是成員之一。而且利奇菲爾德律師本著對必要的試驗不加以干涉，同時禁止虐待動物這一精神，起草了國會決議草案。達爾文對委員會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積極努力的幫助。
國會在那些無知的人們所進行的宣傳影響下，提出的一些議案是非常不利於科學發展的。對此，達爾文甚至致函擁有最大發行量的《泰晤士報》來闡明自己的意見。在他寫給蘭柯斯特的信中，他的言語非常激動，可以看出他對此非常生氣：「您問我對活體解剖有什麼意見。我完全贊同為了真正的生理學研究而進行活體解剖；但是，如果僅僅為了好奇心而進行活體解剖，那麼不是可憎可恨，又是什麼呢？難道還能有什麼合理性可言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實在生氣，也不想多說了，否則我會徹夜不眠的。」
從70年代後半期開始，授予達爾文的榮譽稱號越來越多。這時候，對達爾文的尊敬才開始普遍化，對他的功績也慢慢得到承認。劍橋大學是他感到特別親近的一所大學，在這一時期，也決定授予他以法學博士的稱號，並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授予儀式。會上，對達爾文的賀詞是用拉丁語進行的，賀詞的結束語是：「願您這位以淵博的學問向我們深刻說明自然法則的人，成為我們的法律（法學）博士。」為了表示慎重，校務委員會還決定撥款四百英鎊繪製達爾文的肖像擺在校園裡。這副肖像由美術家裡奇曼所作，後來就懸掛在劍橋大學的哲學學會圖書館內。畫中的達爾文衣著法律博士袍，面朝觀眾。但是在弗朗西斯看來，這副畫像中的達爾文並沒有達爾文本人的神韻。而他所認為的達爾文的最好的畫像，是由美術家勞倫斯於兩年前繪製，現仍保存於其家中的那一幅。
劍橋哲學學會為了祝賀達爾文，也舉行了宴會。在這次宴會上，作為老朋友的赫胥黎為達爾文致了賀詞。赫胥黎表示：「不管將來人們如何認定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學說，無論是正確的還是荒謬的，我都對它抱有深刻的信念。《物種起源》是自亞里士多德總結生物知識以來生物學上最偉大的著作，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它相提並論。書中的概念由一個統一的想法所貫穿，這些概念之間具有連貫性，是對生命各種現象的闡述，呈現出了勃勃生機」。
弗朗西斯·達爾文也出席了宴會。「赫胥黎的祝詞令他興奮異常」，第二天一大早就到父親那裡告知其宴會上的情況。
林納學會向美術家柯裡爾訂製了達爾文的肖像，希望用達爾文肖像來裝飾自己的會所。柯裡爾為人細心，時時為達爾文所想，竭力不使他感到疲倦。在他所繪製的肖像中，達爾文身穿他那件普通的斗篷，手拿軟帽，面朝觀眾站立。達爾文本人以及其他許多瞭解他的人都認為這幅肖像實屬絕妙。但是，這幅肖像卻不被弗朗西斯所喜歡，他認為肖像中達爾文的面部表情太過痛苦。不過，科恩教授指出，達爾文有的時候的確有此表情。科恩教授曾經去到唐恩拜訪過達爾文本人。
達爾文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個植物專家，認為自己只是個植物愛好者罷了。1878年，當他被選任為法國科學院植物學部通訊院士的時候，他自己就稱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在同一年，柏林科學院又選任了達爾文為通訊院士。達爾文對這些其實並不看重，雖然他往往表示謝意，但他也總是會補充說，通知書上亥爾姆霍茲、威爾漢、波林斯赫姆和伊瓦爾德等那些令人尊敬的學者簽名，使他深受感動，遠勝於自己所獲得的榮譽。
另外，設在都靈的意大利皇家學院為達爾文頒發了佈雷斯獎金，約計有一萬二千法郎。拿到獎金之後，他便急忙從中拿出了一百英鎊匯給了在那波利的安頓·竇思，希望能夠幫助他購買植物研究所所需的器具或其他什麼需要用錢的地方。
在達爾文1877年生日之時，德國的科學家將一百五十名德國著名博物學家的照片集結成冊，裝訂雅致，贈與達爾文作為賀禮。同樣，荷蘭的博物學家也給達爾文寄去了一本相冊，裡面是十七位荷蘭著名科學家的照片。達爾文有一位朋友名叫弗拉基米爾·科瓦列夫斯基，由於達爾文非常想得到俄國科學家的照片，身為俄國人的他便請求他的哥哥亞歷山大·科瓦列夫斯基，努力弄到了布特列羅夫和瓦格涅爾的相片給達爾文寄去。按照弗拉基米爾·科瓦列夫斯基自己的說法，是達爾文「老是纏著我，要我介紹俄國的博物學家給他認識，可是我卻總也不能滿足他的要求」。
英國科學院在都柏林召開的會議上，羅馬內斯發表了論達爾文的演說。達爾文一向為人謙虛，從他對待各種讚揚的態度中就可以看到。在知道羅馬內斯的演說之後，他就去信道：「在您的演說中，確是為我加上了一大堆華麗的讚美之詞，您就不怕聽到『啊！啊！』或其他任何否認的表示？很多人不贊同我現在科學上的成就，甚至我自己也會這樣認為；但令我自己感到安慰的是，我從來不故意做任何事以換取別人的讚揚。所以，那些對我的讚美之詞已近太多了，也沒有必要了。」
1880年，在皇家學院舉辦了一次演講會。赫胥黎在會上發表了《物種起源一書已到成熟之年》的演講（他認為二十一歲時男人成年）。達爾文的三個孩子參加了這次演講會。聽了赫胥黎的演講，他們非常高興。後來，達爾文寫信給赫胥黎說：「和其他許多次一樣，這次演講會上，您又給我這個老頭子堆砌了令人羨煞的榮譽之詞。但我清楚地知道，您的那篇偉大的評論在《泰晤士報》的發表，之後您在牛津進行的激烈論戰，都為進化學說的論證和傳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即使已經到了遲暮之年，但是達爾文仍然會積極捍衛達爾文主義，甚至參與到激烈的鬥爭之中。而且他的演說也足以有力地打擊到他的「敵人」。
維爾·湯姆遜曾經領導了著名的探險活動，他寫有《挑戰者號航行記》一書。在緒論中他寫道：「深海區系動物的性狀，不能給這樣的理論提出任何的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自然選擇支配的極端變異是物種進化的唯一原因。」湯姆遜的這一言論，令達爾文深感憤懣。神學家和形而上學者們對自然科學一竅不通，不能理解他的理論，而只是一味古板地將其簡單化，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這種古板的習慣令他十分不滿，而且經常被迫與此作鬥爭。然而，湯姆遜卻是一位著名的大博物學家，實在不該如此古板。1880年11月11日，《泰晤士報》發表了查理·達爾文的信。信中，他援引湯姆遜的話，用以證明他從來也沒有說過「極端」變異是進化論所必需的，也從來都不認為自然選擇是進化論的唯一因素。
「如果維爾·湯姆遜先生參觀畜牧業時，看到所有的牛或羊彼此間都長得非常相像，也就是說它們都是絕對的純種。那麼，他就大聲宣佈：『先生，在這裡，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說明你們在繁殖你們的動物的時候，是奉行了選擇原則的，因為在這裡，並沒有你們所謂的極端變異。』我非常瞭解那些飼養的人，聽到這樣的指責，我相信他們肯定什麼都不會說，只會一笑了之。但要是他再向其他飼養人講起這些，我就會提起一顆心，他們會不會用那些帶有感情但卻不太恭敬的議論來談論我們的博物學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