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1875年，達爾文準備將他過去的眾多著作進行再次出版。1873年的時候，準備再版《人類的起源》，1875年準備再版《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這項工作乏味而無趣，也讓他無法集中精力研究他所喜愛的植物學。對於原來的版本，那些所謂評論家或者通信人提出了很多不足之處，在再版中就要求對此加以修正。而且新發現的事實或新出現的想法，也要在再版的正文中加入。對於文章的風格和可能出現的勘誤，更是需要長時間地加以校對。
然而，達爾文對於要再版地質學著作這件事感到非常高興，這是一門幾乎已經被他遺忘了的學科。他早期提出的陸地下沉理論已經不再風光無限，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因此他頗為關注《珊瑚礁》的再版工作。「挑戰者」號考察之後，出現了許多新資料，在此基礎之上，哲莫佩爾和穆瑞等開始接受一種新的說法，認為珊瑚島也可能在水下的沙灘上形成，因而陸地下沉的作用被大大降低，而陸地有時也會上升的觀點也得以承認。達爾文後來在給哲莫佩爾（以及之後給穆瑞）的信中，都明確了自己的意見：珊瑚島的鑽探與研究，是爭論解決的關鍵，它能夠為問題的研究提供諸多的資料。有趣的是，在達爾文死後很長一段時間，他所說的這種鑽探與研究，才在索拉斯和司徒亞特教授以及戴維德教授的考察隊的努力下，在福納夫蒂珊瑚島上實現了。研究成果在1904年出版，該成果的出版十分有利於達爾文的理論。
達爾文著有一些地質學方面的著作，如《「貝格爾」號地質學》等。這些著作得到了地質學家的高度肯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且，他書中的某些話還被札德教授的關心火山理論著作所引證。對此，達爾文感到十分高興。雖然《「貝格爾」號地質學》等作品中的一些觀點或結論已經不合時宜了，但是達爾文認為即便這樣，如果要將其再版成為一個卷本，也不宜再作任何修改。
詹姆斯·格吉教授曾經寄給達爾文一本《偉大的冰川時代》。於是，1786年11月16日，他給格基教授寫了一封信。在信中，除了向格基教授表示感謝之外，達爾文用了大量的篇幅向教授介紹了自己關於騷桑波頓舊石器時代的沉積物中角形石和磨損石豎立原因的理論猜想。在他看來，這些沙石的豎立其實是冰雪凍結而成。這些沉積物的中間是結了冰的雪層，冰雪融化後，沙石順勢而陷，後來又被冰雪所凍。
自然界的微小現象無處不在，為它們尋找解釋特點鮮明，而這就是其中之一。
弗·奧·科瓦列夫斯基首先提出來對骨化石進行詳細而細緻的分析，從這些分析所得的材料中瞭解動物群發展過程中的有關的種系發育史。達爾文十分支持科瓦列夫斯基的觀點，從19世紀70年代初就給予了他各方面的幫助。1878年，莫西索維克的《白雲石礁》引起了達爾文很大的興致，在閱讀中獲得了很多的樂趣。
進化論已經得到了古生物學家的廣泛支持，而且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中，甚至已經開始使用某個已經滅絕的生物群所展現出來的逐漸變異的過程，來區分或判斷有關的地質年代。關於這一點，達爾文認為在內麥爾的著作中也體現了相同的內容，就是對進化論的承認。可是，在1878年7月1日給莫西索維克的信中，達爾文又承認了他這一理論的不足之處。雖然不明晰，但他仍然感覺到，每一個層系甚至每一個層系中的每一層在形成時都受到了特定條件的限制，而且其中的生物也可能是這些條件下所特有的。除此之外，在物競天擇的生物進化過程中，每一種過渡形態也並不是總是存在的。
在信中，達爾文還寫道：「經過一些推理之後，我認為現在世界上的陸地和海洋的分佈與以前有著巨大的差異。以前沿著河水兩岸向南邊發展的很多科類植物，到後來卻也開始了向北邊的延伸。」
內麥爾出版了一些關於斯拉沃尼亞的古生軟體動物的著作，在這些作品中他描繪了部分有關生物進化的內容。達爾文認為，這些描繪可以極好地證明生活條件能直接影響生物的進化。
鳥類和哺乳類動物在地理上的分佈並不均衡。美國學者奧倫對這種不均衡的分佈情況進行了分析，指出外部條件對此具有直接的影響。達爾文在給莫爾斯的信中提到，奧倫的書很有價值。但是，1877年6月11日，達爾文在給羅馬內斯的信裡又作了不一樣的言論，贊成了羅馬內斯對奧倫的批評：正如羅馬內斯所言，奧倫對他所研究的對象可能並沒有能夠充分認識，從而他的這種論述也是不精確的。達爾文認為，這種不精確性可能比書中所包含的價值更勝。
當時達爾文一直在研究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曾一度使他感到不安：對進化產生直接影響的外部因素存在於多大的範圍之內。達爾文在1880年給赫胥黎寫過一封信，信中表達了他一條非常明確的意見。赫胥黎曾勸誡達爾文在講話的時候最好不要暗示自然選擇，因為這一暗示並不能被馬上接受，需要作出很長的「附加解釋」。當時的達爾文已經是一位71歲高齡的老人，在他寫給別人的許多信中，也總是強調自己年事已高，智力已經減退了，想問題也沒有以前那麼清晰了，對於困難的問題，他也做不了什麼研究了。但是，在面對難題時，他卻始終能夠明辨是非，很好地權衡那些「贊成」或「反對」的意見。對於那些同他的原理相矛盾的證據，他也保持著關注。這與他那驚人的智慧不無關係。此外，他常常能夠找到準確、精闢、明智而又無可辯駁的論據來支持他的觀點。在看到赫胥黎並不支持自然選擇，甚至對此還有一些輕視的態度以後，達爾文擔心赫胥黎會因此而不再與他往來。
於是，他在給赫胥黎的信中寫道：「極少數結構是我們現在所不能見到的，每當我想到這些結構，我就可以確信自然選擇的作用只是從屬性的。但另一方面，二十年前那些被認為毫無用處的『形態學的』的構造，其重要性現在已經被大家所肯定。這種構造為數甚多（尤其在各種植物中），而對於此的認識，又使我確信，自然選擇對任何構造的發展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博朗列舉了一個一覽表，有趣的是，由於缺乏功能作用，很多構造的形成被認為並非自然選擇所造成。但是現在這些構造卻被認為非常重要了。」
達爾文生前的最後十年，在古生物學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對於進化這一問題的研究，古生物學顯得日益重要。另外，達爾文受到了美國人馬爾斯的巨大影響，主要是受馬爾斯出版的有關古生齒鳥類的著作的影響。
1876年，華萊士的巨著《動物的地理分佈》出版發行。達爾文十分贊同書中的觀點。他指出，根據這些觀點對各類植物、昆蟲有肺軟體動物和淡水魚的分佈展開研究意義重大。華萊士將哺乳動物作為了動物地理分佈的基礎，對於這一點，達爾文十分贊同。只是，達爾文希望能夠在把舊北極地帶區和新北極地帶區聯結成一個區域，並且將馬達加斯加也合併起來。由於那些大陸下沉的假說並不存在，福玻斯、虎克等人用該假說來說明生物的現代地理分佈也就成了無稽之談。達爾文十分讚賞華萊士在說明這種地理分佈的時候能夠避開該假說的採用。他表示所謂的南極大陸的說法，也就是介於南美洲和澳洲南端之間的區域，是不成立的。在信的末尾，達爾文對該書作了極高的評價：「這本書妙不可言，相信在未來的很多年以內，它都將作為一切有關動物地理分佈著作的基礎而存在。」
安頓·竇恩在一篇論文中闡述了脊椎動物起源於環狀蠕蟲的理論，但這一理論即使是在今天也並不普及。這篇論文大概是在這個時候被達爾文知曉的，但並沒有對他產生很大的影響。可是他仍然給竇恩寫了信：他十分喜愛海鞘綱動物（阿·奧·科瓦列夫斯基確立了它們和脊椎動物的親緣關係），如果放棄對它們的研究，他會感到很遺憾。當然，這其中使他感到遺憾的，主要還是對動物界那些基本科目之間的聯繫的建立的放棄。還需要指出的是，得知竇恩在新大陸努力建立動物站的行動，達爾文不但作出了高度評價，而且以實際行動支持他的行為，親自捐款，並在英國組織簽名大大增加了影響力。
達爾文同奧古斯特·魏斯曼之間的通信顯得相當頻繁，在此不多贅述。只是，從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同別人通信時，尤其是同外國人通信時，總是彬彬有禮、謙卑恭讓的。在任何情況下，他都竭力避免著任何摩擦的產生，即使發生了意見分歧，也是如此。
這些年裡，威爾漢一直反對進化論，甚至不允許在他的學校裡教授進化論。赫克爾出版了小冊子《科學和教育中的自由》，主要針對的就是威爾漢。當時，小冊子的前言是赫胥黎寫的。赫胥黎還給達爾文寄去了一本。達爾文一向都很欽佩赫胥黎的聰明才智，他在給赫胥黎的信中寫道：「我只讀完了前言……非常出色，您在結尾的時候，給了威爾漢一記響亮的耳光，對此我十分高興。」書中赫克爾對威爾漢所作的批判，並沒有得到達爾文的認可。赫克爾的兒子，同時也是一個傳記作者，後來寫道：「不知道是因為他侮辱了同行，還是因為他破壞了朋友之間的信任，使達爾文感到非常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