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接著我去拜見戈克利先生，在法古遜學院的院內找到了他。他熱情地歡迎我，立即贏得了我的好感。儘管也是第一次同他會面，可我們卻像是舊友重逢一般。對我而言，費羅澤夏爵士彷彿是喜馬拉雅山，羅卡曼尼亞如同海洋，但戈克利卻像是恆河。喜馬拉雅山是高不可攀的，至於海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恆河卻敞開懷抱，帶給人們一場清新的沐浴。一隻船，一把槳，泛舟於河上，該是多麼令人愜意啊。戈克利如同一個校長測試新生一般，細細地考問了我。他告訴我該去找誰，去哪裡找，並提出要看看我的講稿，還帶我參觀了法古遜學院，保證會一直向我提供幫助，也囑咐我與潘達卡博士談完後，把談話結果告訴他，我懷著極為愉快的心情離開了。從政治的角度上看，戈克利生前在我心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時至今日，也還是無人可替代的。
潘達卡博士像一位慈父般接待了我。我是在中午時刻拜訪他的。我在這個時刻還急於找人擔任主席這個事實，打動了這位不屈不撓的大學者，他也贊成我堅持要找一個無黨派的人士擔任大會主席的意見，他不由自主連聲說道：「這倒是的，這倒是的。」
聽我說明來意後，他說：「大家都會對你說我是不參加政治活動的，可是這次我無法拒絕你。你的理由是這麼強有力，而你的勤奮又這麼令人欣賞，使我無法拒絕你的邀請。你事先和狄拉克和戈克利都商量了，做得好。請轉告他們：我樂意擔任這兩個組織聯名舉辦的大會主席。不必考慮我什麼時間合適，對我而言任何時候都很方便。」說完後他便與我道別並致以祝福。
不費吹灰之力，浦那的那些學問淵博、大公無私的社會活動家們，便在一個樸素的小地方舉行了一次集會，這令我懷著對自己的使命的更大的信心滿意而歸。
接著我又去了馬德拉斯，在那裡我受到了狂熱的歡迎。巴拉宋達朗事件給這次集會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我的講稿已經印好了，對我而言，講稿內容相當長，但聽眾卻很用心地聆聽每一個字。大會結束後，照例在會場出售那本「綠皮書」。我拿出了10000冊修訂本，它們像剛出籠的新鮮點心一樣十分熱銷。實際上沒必要大量印行這本書，出於熱心，我對這本書的需求估計過高。我是針對講英語的那些公眾演講的，而在馬德拉斯，單是這個階層沒有一萬人那麼多。
在這裡，給予我最大幫助的人是格·巴羅梅斯瓦朗·皮萊先生（現已故），當時他是《馬德拉斯旗報》的主編，曾對這一問題有過細緻深入的研究，他常請我去他的辦公室，還給予我指導。《印度教徒報》的格·蘇伯羅曼尼安先生和蘇伯羅曼尼安博士也是對南非的印度僑民深表同情的。然而格·巴羅梅斯瓦朗·皮萊先生卻可以把《馬德拉斯旗報》的專欄完全交給我來打理，而我也就充分地運用了這個機會。我還記得蘇伯羅曼尼亞博士主持了巴才阿巴大廳的集會。
我大部分的朋友給予我的眷愛以及他們對於這個事業的熱情是那樣偉大，雖然我不得不使用英文同他們交談，但依然覺得毫無隔閡。只要有愛，人世間還有什麼障礙不能被消除呢？
五十四「速歸」
我又從馬德拉斯趕去了加爾各答，在那兒碰上很多困難。那兒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於是便在大東旅館開了房間住下，後來我才結識了《每日電訊報》的業務代表葉勒妥貝先生。他邀請我去他的住處孟加拉俱樂部。當時他還不知道帶印度人到俱樂部的客廳是被禁止的。得知這條禁規後，他便把我帶到他的房間裡。對於當地英國人的種族偏見，他也感到很難過，並因不能請我到客廳而向我致歉。
既然到了這裡，我當然該去拜會一下「孟加拉的偶像」蘇倫德羅納斯·班納濟。見到他時，正有一批朋友圍著他，他說：「我擔心人們不關心你的工作。你知道，我們這裡有不少困難。不過你盡可以試試看。必須博得王公們的同情，還要去拜見英印協會的代表，最好和羅瘏·皮亞立穆罕·穆克琪爵士以及席訶羅瘏·泰戈爾談一談。這兩個人都很開明，而且熱衷於公眾工作。」
照他的建議，我一一去拜見了這兩位紳士，但沒什麼結果。他們都待我很冷淡，只是說在加爾各答舉辦一次公眾集會很不容易，如果想在這裡辦成什麼事情，實際上要靠蘇倫德羅納斯·班納濟。
我察覺到自己的任務越來越困難了。我去《甘露市場報》拜訪時，接待我的紳士把我當成一個流浪的猶太人。去《孟加拉人報》的情況更糟，主編讓我苦等了一個鐘頭。很明顯他要接見很多人，但即便訪客全都走光了，他還是懶得看我一眼。我鼓起勇氣向他說明來意時，他說：「難道你都沒有看見我們很忙沒空嗎？像你這種客人總是沒完沒了。你最好走吧，我不想聽你說。」當時，我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很快便諒解了這位主編的處境。我早就聽聞《孟加拉人報》的大名，知道那裡的訪客是絡繹不絕的，而且大都是他認識的人。他的報紙不愁沒有話題討論，而南非問題在當時是鮮為人知的。
無論哪個來訪者遭受過多少的不幸和苦難，他也不過只是眾多進入這位主編的辦公室的人們中的一個，而大家都各有各的苦難，這位主編怎麼能夠一一見完呢？何況大家總以為報館主編是個很有權力的人。但只有主編自己明白，他的權力實在跨不過這道辦公室的門檻。不過，我並沒有因此氣餒，還是繼續去拜訪其他各報的主編。像過去一樣，我也去找了英印混血的主編。後來，《政治家報》和《英吉利人報》認識到南非問題的重要性。在和他們的主編長談之後，他們予以發表全文。
《英吉利人報》主編宋德斯先生把我看做自己人。他的辦公室隨我使用，報紙也交給我打理。甚至准許我隨意修改他寫的關於南非問題的社論，還把校樣提前送來給我看。毫不誇張地說，我們之間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他答應竭盡所能協助我工作，而且說到做到。我們一直保持通信，到他病重才終止。
我的一生中，享有很多類似這樣的友誼，往往是不期而至的。宋德斯先生之所以對我報以厚愛，就在於我的實實在在，以及我對於真理的熱愛。他在對我的事業報以同情和理解之前，曾詳細地考察了我，他發現我對南非的白人的情況也可以不偏私地、公正客觀地向他說明，並且還帶有欣賞的眼光。
經驗告訴我，贏得公正最快的方法就是公正待人。
宋德斯先生給予我的意料之外的幫助使我大受鼓勵，開始有勇氣設想在加爾各答舉行一次公眾集會也許可能成功。但這時我卻接到了來自杜爾班的電報：「議會1月開會，速歸。」
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報社，說明了我匆忙離開加爾各答的原因，並即刻起程前往孟買。動身前，我發了一封電報給達達·阿布杜拉公司在孟買的代理行，請他們給我訂好最早一趟開往南非的船票。當時達達·阿布杜拉剛好買了一艘名為「科蘭」的新輪船，他堅持要我搭乘那條船，還特別優待我和我的家眷免費乘坐。盛情難卻，我滿懷感激地接受了，於12月初第二次遠赴南非，同行的還有妻子、兩個兒子和寡姐的獨子。達達·阿布杜拉公司代理的另一條名為「納德利」的船也在同一時間開往杜爾班。這兩條船的乘客加起來總共有八百人左右，這些人中有一半去德蘭士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