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變化，往往是從不可測的地方開展開來的；中途從那一所教會學校退出來的我們，按理是應該額上都負著了該隱的烙印，無處再可以容身了啦，可是城裡的一處浸禮會的中學，反把我們當作了義士，以極優待的條件歡迎了我們進去。這一所中學的那位美國校長，非但態度和藹，中懷磊落，並且還有著外國宣教師中間所絕無僅見的一副很聰明的腦筋。若要找出一點他的壞處來，就在他的用人的不當；在他手下做教務長的一位紹興人，簡直是那種奴顏婢膝，諂事外人，趾高氣揚，壓迫同種的典型的洋狗。
校內的空氣，自然也並不平靜。在自修室，在寢室，議論紛紜，為一般學生所不滿的，當然是那只洋狗。
「來它一下吧！」
「吃吃狗肉看！」
「頂好先敲他一頓！」
像這樣的各種密議與策略，雖則很多，可是終於也沒有一個敢首先發難的人。滿腔的怨憤，既找不著一條出路，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時候，發些紙上的牢騷。於是各班的文課，不管出的是什麼題目，總是橫一個嗚呼，豎一個嗚呼地悲啼滿紙，有幾位同學的卷子，從頭至尾統共還不滿五六百字，而嗚呼卻要寫著一二百個。那位改國文的老先生，後來也沒法想了，就出了一個禁令，禁止學生，以後不准再讀再做那些嗚呼派的文章。
那時候這一種「嗚呼」的傾向，這一種不平，怨憤，與被壓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躍躍山雨欲來的空氣，實在還不只是一個教會學校裡的輿情；學校以外的各層社會，也像是在大浪裡的樓船，從腳到頂，都在顛搖波動著的樣子。
愚昧的朝廷，受了西宮毒婦的陰謀暗算，一面雖想變法自新，一面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槍，把紅毛碧眼的鬼子，盡行殺戮。英法各國屢次的進攻，廣東津沽再三的失陷，自然要使受難者的百姓起來爭奪政權。洪楊的起義，兩湖山東捻子的運動，回民苗族的獨立等等，都在暗示著專制政府滿清的命運，孤城落日，總崩潰是必不能避免的下場。
催促被壓迫至二百餘年之久的漢族結束奮起的，是徐錫麟，熊成基諸先烈的犧牲勇猛的行為；北京的幾次對滿清大員的暗殺事件，又是當時熱血沸騰的一般青年們所受到的最大激刺。而當這前後，此絕彼起地在上海發行的幾家報紙，像《民吁》、《民立》之類，更是直接灌輸種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動的有力的號吹。到了宣統二年的秋冬（一九一ま年庚戌），政府雖則在忙著召開資政院，組織內閣，趕製憲法，冀圖挽回頹勢，欺騙百姓，但四海洶洶，革命的氣運，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局面了。
是在這一年的年假放學之前，我對當時的學校教育，實在是真的感到了絕望，於是自己就定下了一個計劃，打算回家去做從心所欲的自修工夫。第一，外界社會的聲氣，不可不通，我所以想去訂一份上海發行的日報。第二，家裡所藏的四部舊籍，雖則不多，但也儘夠我的兩三年的翻讀，中學的根底，當然是不會退步的。第三，英文也已經把第三冊文法讀完了，若能刻苦用工，則比在這種教會學校裡受奴隸教育，心裡又氣，進步又慢的半死狀態，總要痛快一點。自己私下決定了這大膽的計劃以後，在放年假的前幾天，也著實去添買了些預備帶回去作自修用的書籍。等年假考一考完，於一天冬晴的午後，向西跟著挑行李的腳夫，走出候潮門上江干去坐夜航船回故鄉去的那一刻的心境，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
「牢獄變相的你這座教會學校啊！以後你對我還更能加以壓迫麼？」
「我們將比比試試，看將來是你的成績好，還是我的成績好？」
「被解放了！以後便是憑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奮鬥的遠大的前程！」
這一種喜悅，這一種充滿著希望的喜悅，比我初次上杭州來考中學時所感到的，還要緊張，還要肯定。
在故鄉索居獨學的生活開始了，親戚友屬的非難訕笑，自然也時時使我的決心動搖，希望毀滅；但我也已經有十六歲的年紀了，受到了外界的不瞭解我的譏訕之後，當然也要起一種反撥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顯地問我「為什麼不進學堂去讀書？」不管他是好意還是惡意，我總以「家裡再沒有錢供給我去浪費了」的一句話回報他們。有幾個滿懷著十分的好意，勸告我「在家裡閒住著終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時候，我總以「現在正在預備，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學」的一句衷心話來作答。而實際上這將近兩年的獨居苦學，對我的一生，卻是收穫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預備時代。
每日侵晨，起床之後，我總面也不洗，就先讀一個鐘頭的外國文。早餐吃過，直到中午為止，是讀中國書的時間，一部《資治通鑒》和兩部《唐宋詩文醇》，就是我當時的課本。下午看一點科學書後，大抵總要出去散一回步。節季已漸漸地進入到了春天，是一九一一宣統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兩岸，和往年一樣地綠遍了青青的芳草，長滿了裊裊的垂楊。梅花落後，接著就是桃李的亂開；我若不沿著江邊，走上城東鸛山上的春江第一樓去坐看江天，總或上北門外的野田間去閒步，或出西門向近郊的農村裡去遊行。
附廓的農民的貧窮與無智，經我幾次和他們接談及觀察的結果，使我有好幾晚不能夠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口，而又有著十畝田的己產，以及一間小小的茅屋的自作農吧，在近郊的農民中間，已經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從四五月起，他們先要種秧田，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來的，因為不是水旱無傷的上田，秧就不能種活。租秧用的費用，多則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卻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種稻，即使全家出馬，也還有趕不成同時插種的危險；因為水的關係，氣候的關係，農民的時間，卻也同交易所裡的閒食者們一樣，是一刻也差錯不得的。即使不雇工人，和人家交換做工，而把全部田稻種下之後，三次的耘植與用肥的費用，起碼也要合二三元錢一畝的盤算。倘使天時湊巧，最上的豐年，平均一畝，也只能收到四五石的淨谷；而從這四五石谷裡，除去完糧納稅的錢，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間或僱用忙工的錢後，省下來還夠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麼？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來做草紙，利用田的閒時來種麥種菜種豆類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報酬，終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報酬漸減的鐵則，豐年谷賤傷農的事實，農民們自然哪裡會有這樣的知識；可憐的是他們不但不曉得去改良農種，開闢荒地，一年之中，歲時伏臘，還要把他們汗血錢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佞佛，與滿足許多可笑的虛榮的高頭。
所以在二十幾年前頭，即使大地主和軍閥的掠奪，還沒有像現在那麼的厲害，中國農村是實在早已瀕於破產的絕境了，更哪裡還經得起廿年的內亂，廿年的外患，與廿年的剝削呢？
從這一種鄉村視察的閒步回來，在書桌上躺著候我開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來的日報。忽而英國兵侵入雲南佔領片馬了，忽而東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廣州的將軍被刺了；凡見到的消息，又都是無能的政府，因專制昏庸，而釀成的慘劇。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義舉失敗，接著就是四川省鐵路風潮的勃發，在我們那一個一向是沉靜得同古井似的小縣城裡，也顯然的起了動搖。市面上敲著銅鑼，賣朝報的小販，日日從省城裡到來。臉上畫著八字鬍須，身上穿著披開的洋服，有點像外國人似的革命黨員的畫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紙之上，滿貼在茶坊酒肆的壁間，幾個日日在茶酒館中過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嚨，皺緊了眉頭，低低切切，很嚴重地談論到了國事。
這—年的夏天，在我們的縣裡西北鄉，並且還出了一次青洪幫造反的事情。省裡派了一位旗籍都統，帶了兵馬來殺了幾個客籍農民之後，城裡的街談巷議，更是顛倒錯亂了；不知從哪一處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東南面的天空，還出現了一顆光芒拖得很長的掃帚星。我和祖母、母親，發著抖，趕著四更起來，披衣上江邊去看了好幾夜，可是掃帚星卻終於沒有看見。
到了陰曆的七八月，四川的鐵路風潮鬧得更凶，那一種謠傳，更來得神秘奇異了，我們的家裡，當然也起了一個波瀾，原因是因為祖母、母親想起了在外面供職的我那兩位哥哥。
幾封催他們回來的急信發後，還盼不到他們的覆信的到來。八月十八（陽曆十月九日）的晚上，漢口俄租界裡炸彈就爆發了。從此急轉直下，武昌革命軍的義旗一舉，不消旬日，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靂一樣，馬上就震動了全國。
報紙上二號大字的某處獨立，擁某人為都督等標題，一日總有幾起；城裡的謠言，更是青黃雜出，有的說「杭州在殺沒有辮子的和尚」，有的說「撫台已經逃了」，弄得一般居民，鄉下人逃上了城裡，城裡人逃往了鄉間。
我也日日的緊張著，日日的渴等著報來；有幾次在秋寒的夜半，一聽見喇叭的聲音，便發著抖穿起衣裳，上後門口去探聽消息，看是不是革命黨到了。而沿江一帶的兵船，也每天看見駛過，洋貨鋪裡的五色布匹，無形中銷售出了大半。終於有一天陰寒的下午，從杭州有幾隻張著白旗的船到了，江邊上岸來了幾十個穿灰色制服，荷槍帶彈的兵士。縣城裡的知縣，已於先一日逃走了，報紙上也報著前兩日，上海已為民軍所佔領。商會的巨頭，紳士中的幾個有聲望的，以及殘留著在城裡的一位貳尹，聯合起來出了一張告示，開了一次歡迎那幾十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會，家家戶戶便掛上了五色的國旗；杭城光復，我們的這個直接附屬在杭州府下的小縣城，總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穩穩地脫離了滿清的壓制。
平時老喜歡讀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筆來，也老是痛哭淋漓，嗚呼滿紙的我這一個熱血青年，在書齋裡只想去衝鋒陷陣，參加戰鬥。為眾捨身，為國效力的我這一個革命志士，際遇著了這樣的機會，卻也終於沒有一點作為，只呆立在大風圈外，捏緊了空拳頭，滴了幾滴悲壯的旁觀者的啞淚而已。
海上——自傳之八
大暴風雨過後，小波濤的一起一伏，自然要繼續些時。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滿清的末代皇帝宣統下了退位之詔，中國的種族革命，總算告了一個段落。百姓剪去了辮發，皇帝改作了總統。天下騷然，政府惶惑，官制組織，盡行換上了招牌，新興權貴，也都改穿了洋服。為改訂司法制度之故，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的秋天，我那位在北京供職的哥哥，就拜了被派赴日本考察之命，於是我的將來的修學行程，也自然而然的附帶著決定了。
眼看著革命過後，餘波到了小縣城裡所惹起的是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卻擁著懷疑，在家裡的小樓上悶過了兩個夏天，到了這一年的秋季，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沒有我那位哥哥的帶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邊來尋找出路。
幾陣秋雨一落，殘暑退盡了，在一天晴空浩蕩的九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帶了幾冊線裝的舊籍，穿了一身半新的夾服，跟著我那位哥哥離開了鄉井。
上海街路樹的洋梧桐葉，已略現了黃蒼，在日暮的街頭，那些租界上的熙攘的居民，似乎也森岑地感到了秋意。我一個人呆立在一品香朝西的露台欄裡，才第一次受到了大都會之夜的威脅。
遠近的燈火樓台，街下的馬龍車水，上海原說是不夜之城，銷金之窟，然而國家呢？像這樣的昏天黑地般過生活，難道是人生的目的麼？金錢的爭奪，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費，肉慾的橫流，天雖則不會掉下來，地雖則也不會陷落去，可是像這樣的過去，是可以的麼？在僅僅閱世十七年多一點的當時我那幼稚的腦裡，對於帝國主義的險毒，物質文明的糜爛，世界現狀的危機，與夫國計民生的大略等明確的觀念，原是什麼也沒有，不過無論如何，我想社會的歸宿，做人的正道，總還不在這裡。
正在對了這魔都的夜景，感到不安與疑惑的中間，背後房裡的幾位哥哥的朋友，卻談到了天蟾舞台的迷人的戲劇；晚餐吃後，有人做東道主請去看戲，我自然也做了花樓包廂裡的觀眾的一人。
這時候梅博士還沒有出名，而社會人士的絕望胡行，色情倒錯，也沒有像現在那麼的徹底，所以全國上下，只有上海的一角，在那裡為男扮女裝的旦角而顛倒；那一晚天蟾舞台的壓台名劇，是賈璧雲的全本《棒打薄情郎》，是這一位色藝雙絕的小旦的拿手風頭戲；我們於九點多鐘，到戲院的時候，樓上樓下觀眾已經是滿坑滿谷，實實在在的到了更無立錐之地的樣子了。四圍的珠璣粉黛，鬢影衣香，幾乎把我這一個初到上海的鄉下青年，窒塞到回不過氣來；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
最後的一出賈璧雲的名劇上台的時候，舞檯燈光加了一層光亮，台下的觀眾也起了動搖。而從腳燈裡照出來的這一位旦角的身材，容貌，舉止與服裝，也的確是美，的確足以挑動台下男女的柔情。在幾個鐘頭之前，那樣的對上海的頹廢空氣，感到不滿的我這不自覺的精神主義者，到此也有點固持不住了。這一夜回到旅館之後，精神興奮，直到了早晨的三點，方才睡去，並且在熟睡的中間，也曾做了色情的迷夢。性的啟發，靈肉的交哄，在這次上海的幾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裡，起了發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