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中學堂的入學考試，比到現在，著實還要容易；我考的杭府中學，還算是杭州三個中學——其它的兩個，是宗文和安定——之中，最難考的一個，但一篇中文，兩三句英文的翻譯，以及四題數學，只教有兩小時的工夫，就可以繳捲了事的。等待發榜之前的幾日閒暇，自然落得去游遊山玩玩水，杭州自古是佳麗的名區，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
三十年來，杭州的景物，也大變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舊日的杭州，實在比現在，還要可愛得多。
那時候，自錢塘門裡起，一直到湧金門內止，城西的一角，是另有一道雉牆圍著的，為滿人留守綠營兵駐防的地方，叫作旗營；平常是不大有人進去，大約門禁總也是很森嚴的無疑，因為將軍以下，千總把總以上，參將，都司，游擊，守備之類的將官，都住在裡頭。遊湖的人，只有坐了轎子，出錢塘門，或到湧金門外乘船的兩條路；所以湧金門外臨湖的頤園三雅園的幾家茶館，生意興隆，座客常常擠滿。而三雅園的陳設，實在也精雅絕倫，四時有鮮花的擺設，牆上門上，各有詠西湖的詩詞屏幅聯語等貼的貼掛的掛在那裡。並且還有小吃，像煮空的豆腐乾，白蓮藕粉等，又是價廉物美的消閒食品。其次為遊人所必到的，是城隍山了。四景園的生意，有時候比三雅園還要熱鬧，「城隍山上去吃酥油餅」這一句俗話，當時是無人不曉得的一句隱語，是說鄉下人上大菜館要做洋盤的意思。而酥油餅的價錢的貴，味道的好，和吃不飽的幾種特性，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我從鄉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觀園裡的香菱似地剛在私私地學做詩詞，一見了這一區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極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等到榜發之後，要繳學膳費進去的時候，帶來的幾個讀書資本，卻早已消費了許多，有點不足了。在人地生疏的杭州，借是當然借不到的；二哥哥的陸軍小學裡每月只有二元也不知三元錢的津貼，自己做零用，還很勉強，更哪裡有餘錢來為我彌補？
在旅館裡唉聲歎氣，自怨自艾，正想廢學回家，另尋出路的時候，恰巧和我同班畢業的三位同學，也從富陽到杭州來了；他們是因為杭府中學難考，並且費用也貴，預備一道上學膳費比較便宜的嘉興去進府中的。大家會聚攏來一談—算，覺著我手頭所有的錢，在杭州果然不夠讀半年書，但若上嘉興去，則連來回的車費也算在內，足可以維持半年而有餘。窮極計生，膽子也放大了，當日我就決定和他們一道上嘉興去讀書。
第二天早晨，別了哥哥，別了那位老秀才，和同學們一起四個，便上了火車，向東的上離家更遠的嘉興府去。在把杭州已經當作極邊看了的當時，到了言語風習完全不同的嘉興府後，懷鄉之念，自然是更加得迫切。半年之中，當寢室的油燈滅了，或夜膳剛畢，操場上暗沉沉沒有旁的同學在的地方，我一個人真不知流盡了多少的思家的熱淚。
憂能傷人，但憂亦能啟智；在孤獨的悲哀裡沉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鄉的時候，大家都說我長成得像一個大人了。事實上，因為在學堂裡，被懷鄉的愁思所苦擾，我沒有別的辦法好想，就一味的讀書，一味的做詩。並且這一次自嘉興回來，路過杭州，又住了一日；看看袋裡的錢，也還有一點盈餘，湖山的賞玩，當然不再去空費錢了，從梅花碑的舊書鋪裡，我竟買來了一大堆書。
這一大堆書裡，對我的影響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過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書，一部是黎城勒氏的《吳詩集覽》，因為吳梅村的夫人姓郁，我當時雖則還不十分懂得他的詩的好壞，但一想到他是和我們郁氏有姻戚關係的時候，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種親熱。一部是無名氏編的《庚子拳匪始末記》，這一部書，從戊戌政變說起，說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蓮英的受寵，聯軍的入京，圓明園的縱火等地方，使我滿肚子激起了義憤。還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魯陽生孔氏編定的《普天忠憤集》，甲午前後的章奏議論，詩詞賦頌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讀了之後，覺得中國還有不少的人才在那裡，亡國大約是不會亡的。而這三部書讀後的一個總感想，是恨我出世得太遲了，前既不能見吳梅村那樣的詩人，和他去做個朋友，後又不曾躬逢著甲午庚子的兩次大難，去衝鋒陷陣地嘗一嘗打仗的滋味。
這一年的暑假過後，嘉興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業的時候，我就仍舊轉入了杭府中學的一年級。
孤獨者——自傳之六
裡外湖的荷葉荷花，已經到了凋落的初期，堤邊的楊柳，影子也淡起來了。幾隻殘蟬，剛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裡的一個下午，我又帶了行李，到了杭州。
因為是中途插班進去的學生，所以在宿舍裡，在課堂上，都和同班的老學生們，彷彿是兩個國家的國民。從嘉興府中，轉到了杭州府中，離家的路程，雖則是近了百餘里，但精神上的孤獨，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只好把熱情收斂，轉向了內，固守著我自己的壁壘。
當時的學堂裡的課程，英文雖也是重要的科目，但究竟還是舊習難除，中國文依舊是分別等第的最大標準。教國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將王老先生，於幾次作文之後，對我有點注意起來了，所以進校後將近一個月光景的時候，同學們居然贈了我一個「怪物」的綽號；因為由他們眼裡看來，這一個不善交際，衣裝樸素，說話也不大會說的鄉下蠢才，做起文章來，竟也會得壓倒儕輩，當然是一份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杭州終於是一個省會，同學之中，大半是錦衣肉食的鄉宦人家的子弟。因而同班中衣飾美好，肉色細白，舉止嫻雅，談吐溫存的同學，不知道有多少。而最使我驚異的，是每一個這樣的同學，總有一個比他年長一點的同學，附隨在一道的那一種現象。在小學裡，在嘉興府中裡，這一種風氣，並不是說沒有，可是決沒有像當時杭州府中那麼的風行普遍。而有幾個這樣的同學，非但不以被視作女性為可恥，竟也有熏香傅粉，故意在裝腔作怪，賣弄富有的。我對這一種情形看得真有點氣，向那一批所謂face１同學，當然是很明顯地表示了惡感，就是向那些年長一點的同學，也時時露出了敵意；這麼一來，我的「怪物」之名，就愈傳愈廣，我與他們之間的一條牆壁，自然也愈築愈高了。
在學校裡既然成了一個不入伙的孤獨的游離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時間與精力，當然只有鑽向書本子去的一條出路。於是幾個由零用錢裡節省下來的僅少的金錢，就做了我的唯一娛樂積買舊書的源頭活水。
那時候的杭州的舊書鋪，都聚集在豐樂橋，梅花碑的兩條直角形的街上。每當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臥在床上，計算計算在這一禮拜裡可以省下來的金錢，和能夠買到的最經濟最有用的冊籍，就先可以得著一種快樂的預感。有時候在書店門前徘徊往復，稽延得久了，趕不上回宿舍來吃午飯，手裡夾了書籍上大街羊湯飯店間壁的小麵館去吃一碗清面，心裡可以同時感到十分的懊恨與無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幾個銅子的浪費，快慰的是一邊吃麵一邊翻閱書本時的那一剎那的恍惚；這恍惚之情，大約是和哥倫布當發見新大陸的時候所感到的一樣。
真正指示我以做詩詞的門徑的，是《留青新集》裡的《滄浪詩話》和《白香詞譜》。《西湖佳話》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碼我總讀了兩遍以上。以後是流行本的各種傳奇雜劇了，我當時雖則還不能十分欣賞它們的好處，但不知怎麼，讀了之後的那一種朦朧的回味，彷彿是當三春天氣，喝醉了幾十年陳的醇酒。
既與這些書籍發生了暖昧的關係，自然不免要養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兒子！在嘉興也曾經試過的稚氣滿幅的五七言詩句，接二連三地在一冊紅格子的作文簿上寫滿了；有時候興奮得厲害，晚上還妨礙了睡覺。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發表慾，也是同吃飯穿衣一樣地強的青年作者內心的要求。歌不像歌詩不像詩的東西積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報館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後，當晚就睡不安穩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就溜到閱報室去看報有沒有送來。早餐上課之類的事情，只能說是一種日常行動的反射作用；舌尖上哪裡還感得出滋味？講堂上更哪裡還有心思去聽講？下課鈴一搖，又只是逃命似地向閱報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採用的，記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報紙是當時的《全浙公報》。當看見了自己綴聯起來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來的時候，雖然是用的匿名，閱報室裡也決沒有人會知道作者是誰，但心頭正在狂跳著的我的臉上，馬上就變成了朱紅。哄的一聲，耳朵裡也響了起來，頭腦搖晃得像坐在船裡。眼睛也沒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雖則從頭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幾遍，但自己還在疑惑，怕這並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場去跳繞一圈，回來重新又拿起那張報紙，按住心頭，復看一遍，這才放心，於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來。
當時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兩三年後，覺得投稿已經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實實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實姓。大約舊報紙的收藏家，圈起二十幾年前的《全浙公報》、《之江日報》，以及上海的《神州日報》來，總還可以看到我當時所做的許多狗屁不通的詩句。現在我非但舊稿無存，就是一聯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來了，與當時的廢寢忘食的熱心情形來一對比，進步當然可以說是進了步，但是老去的頹唐之感，也著實可以催落我幾滴自傷的眼淚。
就在那一年（一九○九年）的冬天，留學日本的長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義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陸軍小學的第二位哥哥，也在這前後畢了業，入了一處隸屬於標統底下的旁系駐防軍隊，而任了排長。
一文一武的這兩位芝麻綠豆官的哥哥，在我們那小小的縣裡，自然也聳動了視聽；但因家裡的經濟，稍稍寬裕了一點的結果，在我的求學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種意外的脫線。
在外面的學堂裡住足了一年，又在各報上登載了幾次詩歌之後，我自以為學問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時代的同年輩者，覺得按步就班的和他們在一道讀死書，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統二年（一九一○）的春期始業的時候，我的書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學中學招考新生的簡章！比較著，研究著，我真想一口氣就讀完了當時學部所定的大學及中學的學程。
中文呢，自己以為總可以對付的了；科學呢，在前面也曾經說過，為大家所不重視的；算來算去，只有英文是頂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門。「好！就專門去讀英文吧！英文一通，萬事就好辦了！」這一個幼稚可笑的想頭，就是使我離開了正規的中學，去走教會學堂那一條捷徑的原動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勢力的教會學校，有英國聖公會和美國長老會浸禮會的幾個系統。而長老會辦的育英書院，剛在山水明秀的江干新建校舍，改稱大學。頭腦簡單，只知道祟拜大學這一個名字的我這毛頭小子，自然是以進大學為最上的光榮，另外更還有什麼奢望哩？但是一進去之後，我的失望，卻比在省立的中學裡讀死書更加大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禱告，吃飯又是禱告；平時九點到十點是最重要的禮拜儀式，末了又是一篇禱告。《聖經》，是每年級都有的必修重要課目；禮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動者外，誰也要去做半天禮拜。禮拜完後，自然又是禱告，又是查經。這一種信神的強迫，禱告的迭來，以及校內枝節細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進過教會學校的人，誰都曉得的事實，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說。
這種叩頭蟲似的學校生活，過上兩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傳者，竟從免費讀書的候補牧師中間，揭起叛旗來了；原因是為了校長褊護廚子，竟被廚子毆打了學膳費全納的不信教的學生。
學校風潮的發生，經過，和結局，大抵都是一樣的；起始總是全體學生的罷課退校，中間是背盟者的出來復課，結果便是幾個強硬者的開除。不知是幸呢還是不幸，在這一次的風潮裡，我也算是強硬者的一個。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