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的秋 第54章 懷四十歲的志摩 (5)
    我與沫若兄的交誼,本是二十餘年如一日,始終是和學生時代同學時一樣的。但因為中間有幾次為旁人所挑撥中傷,竟有一位為郭氏作傳記者,膽敢說出我彷彿有出賣郭氏的行為,這當是指我和創造社脫離關係以後,和魯迅去另出一雜誌的那一段時間中的事情。

    創造社的許多青年,在當時曾經向魯迅下過總攻擊,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贊成的。因為郭氏對魯迅的尊敬,我知道他也並不遜於他人,這只從他稱頌魯迅的「大哉魯迅」一語中就可以看出。

    我對於旁人的攻擊,一向是不理會的,因為我想,假若我有錯處,應該被攻擊的話,那麼強辯一番,也沒有用處。否則,攻擊我的人,遲早總會承認他自己的錯誤。並且,倘使他自己不承認,則旁人也會看得出來。所以,說我出賣朋友,出賣郭氏等中傷詭計,後來終於被我們的交誼不變所揭穿。在抗戰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勸他回國,以及我回國後,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緝令之運動,更托人向委員長進言,密電去請他回國的種種事實,只有我和他及當時在東京的許俊人大使三個人知道。

    他到上海之後,委員長特派何廉氏上船去接他,到了上海,和他在法界大西路一間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的住宅裡見面的,也只有我和沈尹默等兩三人而已。

    這些廢話,現在說了也屬無益,還是按下不提。總之,他今年已經五十歲了,港渝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大家在發起替他祝壽;我們在南洋的許多他的友人,如劉海粟大師,胡愈之先生,胡邁先生等,也想同樣的舉行一個紀念的儀式,為我國文化界的這一位巨人吐一口氣。現在此事將如何進行,以及將從哪些方面著手等問題,都還待發起人來開會商量,但我卻希望無論和郭氏有沒有交情的我們文化工作者,都能夠來參加。

    印光法師塑像小記

    卡爾·杜迪希,是維也納的雕刻家,因為血統的關係,前兩年被希脫勒驅逐了出國,和妻女等流到了星洲。他到此地後不久,就到報館來看我,第一,說是要我為他介紹介紹;第二,他想為委員長塑一個像以致敬,問我有沒有委員長的照片。從此之後,我們就漸漸的來往起來了。大約是在星洲住了有一年多的樣子,自英德宣戰以後,他終於因為國籍的關係,便和其他許多德意籍的猶太人,一道被遷到了英國的另一個自治領,我於是就和他斷絕了往來。

    是在他將離開星洲的時候,廣洽法師有一天來說,他想同我一道去看看這一位薄命的藝術家。我們一去,他和他夫人及小女兒亞娃看見了廣洽法師的僧衣,都很喜歡,廣洽法師因而就想起了請他為印光法師塑一個像。他對我們東方的宗教藝術,實在是太感到了濃厚的興趣,所以,經我們一說,他在百忙中也為印光法師塑成了一個泥身。當他動身的前夕,他因這塑像的泥還沒有乾透,因而就另托了一位英國的朋友,教他去瓦窯裡為我燒好,然後再送來給我。這事經過了一年,直到最近,這座印光法師的塑像,方才送到了我的手裡。我前天又把他送去給廣洽法師。廣洽法師就和我談到了印光法師的圓寂,以及世界戰局在最近的變化。我們談到了最後,就自然而然地達到了「人世無常,藝術永在」的結論。正因為是如此,故而廣洽法師,一定要我為他寫一點關於這塑像的經過,我也義不容辭,因特為他寫下了這一篇小記。

    敬悼許地山先生

    我和許地山先生的交誼並不深,所以想述說一點兩人間的往來,材料卻是很少。不過許先生的為人,他的治學精神,以及抗戰事起後,他的為國家民族盡瘁服役的諸種勞績,我是無時無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是創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時候,記得是一個秋天的薄暮。

    那時候他新從北京(那時還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剛在燕大畢業之後。他的一篇小說《命命鳥》,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大家對他都奉呈了最滿意的好評。他是寄寓在閘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近旁的鄭振鐸先生的家裡的。

    當時,郭沫若、成仿吾兩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們和小說月報社在文學的主張上,雖則不合,有時也曾作過筆戰,可是我們對他們的交誼,卻仍舊是很好的。所以當工作的暇日,我們也時常往來,作些閒談。

    在這一個短短的時期裡,我與許先生有了好幾次的會晤;但他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老是講不上幾句話後,就去找小孩子拋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對他當時的這一種小孩子脾氣,覺得很是奇怪;可是後來聽老捨他們談起了他,才知道這一種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

    這已經是約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後,他去美國,去英國,去印度。回來後,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書。偶爾在集會上,也時時有了幾次見面的機會,不過終於因兩校地點的遠隔,我和他記不起有什麼特殊的同游或會談的事情。

    況且,自民國十四年以後,我就離開了北京,到武昌大學去教書了;雖則在其間也時時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時間總是很短,故而終於也沒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機會。

    其後的十餘年,我的生活,因種種環境的關係,陷入了一個絕不規則的歷程,和這些舊日的朋友簡直是斷絕了往來。所以一直到接許先生的訃告為止,我卻想不起是在什麼地方,和他握過最後的一次手。因為這一次過香港而來星洲時,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書,但因為船期促迫,想去一訪而終未果。於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談的機會了。

    對於他的身世,他的學殖,他的為國家盡力之處,論述的人,已經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說。我想特別一提的,是對於他的創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風,竟一變而為蒼勁堅實的寫實主義,卻很少有人說起。

    他的一篇抗戰以後所寫的小說,叫作《鐵魚的鰓》,實在是這一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華僑週報》的初幾期上,特地為他轉載的原因,就是想對我們散處在南島的諸位寫作者,示以一種模範的意思。像這樣堅實細緻的小說,不但是在中國的小說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於一九四○年的英美短篇小說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並的作品。但可惜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竟為他其他方面的學術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這一方面的作品。要說到因他之死,而中國文化界所蒙受的損失是很大的話,我想從短少了一位創作天才的一點來說,這損失將更是不容易填補。

    自己今年的年齡,也並不算老,但是回憶起來,對於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覺得太多了。輩分老一點的,如曾孟樸、魯迅、蔡孑民、馬君武諸先生,稍長於我的,如蔣百里、張季鸞諸先生,同年輩的如徐志摩、滕若渠、蔣光慈的諸位,計算起來,在這十幾年的中間,哭過的友人,實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國的文人,何以一般總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齡?而外國的文人,如英國的哈代、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弗朗斯等,享壽都是在八十歲以上,這或者是和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有關的吧?我想在這一次追悼許地山先生的大會當中,提出一個口號來,要求一般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應該提高一點。因為死後的千言萬語,總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烏來得實際。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輓聯,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評,伯牛有疾如斯,靈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問人間何世,胡馬窺江未去,明珠漏網,我為家國惜遺才。

    下編笑我浮生真若夢

    悲劇的出生——自傳之一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時」,這是因為近年來時運不佳,東奔西走,往往斷炊,室人於絕望之餘,替我去批來的命單上的八字。開口就說年庚,倘被精神異狀的有些女作家看見,難免得又是一頓痛罵,說:「你這醜小子,你也想學起張君瑞來了麼?下流,下流!」但我的目的呢,倒並不是在求愛,不過想大書特書地說一聲,在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一出結構並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劇出生了。

    光緒二十二年(西曆一八九六)丙申,是中國正和日本戰敗後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裡下罪己詔,辦官書局,修鐵路,講時務,和各國締訂條約。東方的睡獅,受了這當頭的一棒,似乎要醒轉來了;可是在酣夢的中間,消化不良的內臟,早已經發生了腐潰,任你是如何的國手,也有點兒不容易下藥的徵兆,卻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設之中。敗戰後的國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國民,當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經質的。

    兒時的回憶,誰也在說,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憶,卻儘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經驗到的最初的感覺,便是飢餓;對於飢餓的恐怖,到現在還在緊逼著我。

    生到了末子,大約母體總也已經是虧損到了不堪再育了,乳汁的稀薄,原是當然的事情。而一個小縣城裡的書香世家,在洪楊之後,不曾發跡過的一家破落鄉紳的家裡,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細事。

    四十年前的中國國民經濟,比到現在,雖然也並不見得凋敝,但當時的物質享樂,卻大家都在壓制,壓制得比英國清教徒治世的革命時代還要嚴刻。所以在一家小縣城裡的中產之家,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可容許的罪惡,就是一切家事的操作,也要主婦上場,親自去做的。像這樣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親,而又餵乳不能按時,雜食不加限制,養出來的小孩,哪裡能夠強健?我還長不到十二個月,就因營養的不良患起腸胃病來了。一病年餘,由衰弱而發熱,由發熱而痙攣;家中上下,竟被一條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盡;到了我出生後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親也因此以病而死;在這裡總算是悲劇的序幕結束了,此後便只是孤兒寡婦的正劇的上場。

    幾日西北風一刮,天上的鱗雲,都被吹掃到東海裡去了。太陽雖則消失了幾分熱力,但一碧的長天,卻開大了笑口。富春江兩岸的烏桕樹,槭樹,楓樹,振脫了許多病葉,顯出了更疏勻更紅艷的秋社後的濃妝;稻田割起了之後的那一種和平的氣象,那一種潔淨沉寂,歡欣乾燥的農村氣象,就是立在縣城這面的江上,遠遠望去,也感覺得出來。那一條流繞在縣城東南的大江哩,雖因無潮而殺了水勢,比起春夏時候的水量來,要淺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卻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見浮在水面上的鴨嘴的斑紋。從上江開下來的運貨船隻,這時候特別的多,風帆也格外的飽;狹長的白點,水面上一條,水底下一條,似飛雲也似白象,以青紅的山,深藍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閒地無聲地在江面上滑走。水邊上在那裡看船行,摸魚蝦,采被水沖洗得很光潔的白石,挖泥沙造城池的小孩們,都拖著了小小的影子,在這一個午飯之前的幾刻鐘裡,鼓動他們的四肢,竭盡他們的氣力。

    離南門碼頭不遠的一塊水邊大石條上,這時候也坐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孩,頭上養著了一圈羅漢發,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陽裡張著眼望江中間來往的帆檣。就在他的前面,在貼近水際的一塊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歲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樣的女子,跪著在那裡淘米洗菜。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來和其他的同年輩的小孩們去同玩,也不願意說話似地只沉默著在看遠處。等那女子洗完菜後,站起來要走,她才笑著問了他一聲說:「你肚皮餓了沒有?」他一邊在石條上立起,預備著走,一邊還在凝視著遠處默默地搖了搖頭。倒是這女子,看得他有點可憐起來了,就走近去握著了他的小手,彎腰輕輕地向他耳邊說:「你在惦記著你的娘麼?她是明後天就快回來了!」這小孩才回轉了頭,仰起來向她露了一臉很悲涼很寂寞的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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