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的秋 第53章 懷四十歲的志摩 (4)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後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胡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裡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裡反對,絕對不准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贊同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它,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裡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以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可是從此一別,就再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裡存著,現在又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裡,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

    悼胞兄曼陀

    長兄曼陀,名華,長於我一十二歲,同生肖,自先父棄養後,對我實系兄而又兼父職的長輩,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於職守,對賣國汪黨,毫不容情,在滬特區法院執法如山,終被狙擊於其寓外。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報上登過一時了。最近接得滬上各團體及各聞人發起之追悼大會的報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論。他們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極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會,將於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舉行。我身居海外,當然不能親往祭奠,所以只能撰一哀輓聯語,遙寄春申江上,略表哀思。(天壤薄王郎,節見窮時,各有清名聞海內;乾坤扶正氣,神傷雨夜,好憑血債索遼東。)

    溯自胞兄殉國之後,上海香港各雜誌及報社的友人,都來要我寫些關於他的悲悼或回憶的文字,但說也奇怪,直到現在,仍不能下一執筆的決心。我自己推想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夠明白的說出。或者因為身居熱帶,頭腦昏脹,不適合於作抒情述德的長文,也末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釋,則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裡,漸漸的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

    情感擴大之後,在質的一方面,會變得稀薄一點,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時會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趨勢。

    譬如,當故鄉淪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長兄一樣,因不肯離去故土而被殺;當時我還在祖國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只痛哭了一場,設靈遙祭了一番,而終於沒有心情來撰文以志痛。

    從我個人的這小小心理變遷來下判斷,則這一次敵寇的來侵,影響及於一般國民的感情轉變的力量,實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執著於小我的那一種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國各淪陷地同胞的心裡,我想,是可以一掃而光了。就單從這一方面來說,也可以算是這一次我們抗戰的一大收穫。

    現在,閒談暫且擱起,再來說一說長兄的歷史性行吧。長兄所習的雖是法律,畢生從事的,雖系乾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卻是傾向於藝術的。他閒時作淡墨山水,很有我們鄉賢董文恪公的氣派,而寫下來的詩,則又細膩工穩,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畫集,詩集,雖則份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製版趕印了。大約在追悼會開催之日,總可以與世人見面,當能證明我這話的並非自誇。至於他行事的不苟,接人待物的富有長者的溫厚之風,則凡和他接近過的人,都能夠說述,我也可以不必誇張,致墮入諛墓銘旌的常套。在這裡,我只想略記一下他的歷史。

    他生在前清光緒十年的甲申,十七歲就以府道試第一名入學,補博士弟子員。當廢科舉改學堂的第一期裡,他就入杭府中學。畢業後,應留學生考試,受官費保送去日本留學,實系浙江派遣留學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學師範科畢業後,又改入法政大學,三年畢業,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譯二年,其後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師高等審判廳任職。當許公俊人任司法部長時,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一年回國,也就在大理院奉職。直到「九·一八」事變起來之日,他還在瀋陽作大理院東北分院的庭長兼代分院長。東北淪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載赴北平。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堂,經接收過來以後,他就被任作臨時高等分院刑庭庭長,一直到他殉職之日為止。

    在這一具簡短的略歷裡,是看不出他的為人正直,和臨難不苟的態度來的。可是最大的證明,卻是他那為國家,為民族的最後的一死。

    鴻毛泰山等寬慰語,我這時不想再講,不過死者的遺志,卻總要我們未死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總賬!

    印人張斯仁先生

    篆刻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藝術,不是懂得中國文字歷史意義的人,也不會懂得篆刻的意義。

    古今印史中說:「夫印者,所以示信傳後也;善則傳,不善則否。知此,則知所以修身矣。」所以從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後其印能傳,這印也方有意義;這是和中國的書法是一樣的。譬如岳武穆寫的字,或用過的章,傳到現在,當然是我們的國寶了。倘使是秦檜的書法,或秦檜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現在還有,我想也是沒有一個人肯出重價來購而珍藏的。秦檜的詩詞,或者也許有好的;但岳武穆的《滿江紅》詞,卻婦孺皆能歌唱。而秦檜的文字,傳下來的,只有「莫須有」的一句口語,並且就連這句口語,也是因岳武穆而傳的。

    援此例而來講篆刻,我們第一也須問這從事篆刻者的人格;我的想介紹印人張斯仁先生的本意,也就在這裡。

    梅縣張斯仁先生,自幼就喜歡從金石錄古名人印譜中摹學篆刻;及長,雖亦從事於商賈,然而其介如石,非義之財,是不屑取的。

    抗戰軍興,本於藝人有一技之長者,都應報國之義,張先生在荷屬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數助賑,現在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作刻印助賑的盛舉。

    我雖則不懂書法,不懂篆刻,但對於李陽冰所說的:「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墨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於一,規方矩圓,謂之工;繁簡相參,佈置不紊,謂之巧。」這四法,倒也略能領得他的大意。神奇二字,如香象渡河,羚羊掛角,說近玄妙,自是程度的問題;我對張先生所刻的印章,還不敢具體地說,到了怎麼樣的境界;可是他的工妙,我想是看過他刻印,或見過他所刻的印的人,都應該承認的。

    張先生自己也說:「每當工作時,猶如身臨大敵,覺得一股抑鬱不平之氣,盡會聚在鐵筆的尖鋒,凝神運氣,愈刻愈覺得有勁兒。」這是力的表現,也就是強敵侵凌我國的這時代精神的反映。

    在星洲,講究篆刻的人,恐怕不多。這一次,或者會負張先生的盛意,在星洲購印助賑者不如荷屬各地那樣的踴躍,也說不定;但無論如何,張先生的這一點一藝報國的熱心,卻可不問助賑的成績如何,而使他不朽的。

    在這一次民族解放的大戰爭中,領導我們作戰的首領,與衛國捐軀的大小無名烈士,以及罄其所蓄之幾角幾分,來捐輸國家的一無名苦力,在抗戰建國的功勳史上,所佔的是同樣的地位。張先生的篆刻,是有與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他的印的傳與不傳,就可以從此地來下斷語。

    在這裡過事誇揚的話,我可以不說,我只想把張先生的藝,和他的那一顆赤誠的心,介紹給星洲愛好篆刻的同人。

    悼詩人馮蕉衣

    詩人馮蕉衣,和我本來是不認得的,到了星洲之後,他時常在《晨星》欄投稿,我也覺得他的詩富於熱情,不過修辭似乎太過於堆砌。所以他投來的稿,我有時候也為他略改,有時候,就一字不易地為他發表。

    經過了幾月,他就時時來看我,我曾當面向他指出許多他的缺點。他聽了之後,似乎也很能接受,近半年來,他的詩和散文,我覺得已經進步得多了。

    在去年,他曾告訴我找到了一個教書的位置,說是待遇雖薄,但生活卻安定了一點。過了半年,他又來看我,說是失業了。我也曾為他留過意,介紹過一個地方,但終因環境不佳,那個地方也不曾成功。以後他就一直的過著失業的生活,受盡了社會的虐待,這可從他最近的詩和散文中看出來。

    我前月因腳痛不能行走的時候,曾托他為我上報館來代過幾天發稿看大版之勞。前二三月,他也曾和郭女士一道上我寓所來談過許多閒天。但當雙十節的晚上,王修慧君忽於深夜跑到報館來告我以馮君的死耗的時候,我真疑他是在說謊。

    但是十月十一日的早晨,我曾親自送他入殮,亦曾親自送他入土,向他棺上拋了最後餞別的一塊土。

    馮君當然是作故了。他的死,是極不自然的死,是直接受了社會的虐待,間接他系受了敵人侵略而致有此結果的死。

    他還是一個純真的人,沒有染上社會腐化的惡習。他若是生在承平之世,富裕之家,是可以成為一個很忠實的抒情詩人的。但是侵略者不許他活,惡社會不許他活;致使這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詩人,不得不飲泣吞聲,長懷冤恨於地下。我們若想為馮君出氣,若想為和馮君一樣的詩人們謀出路,則第一當然要從打倒侵略者,與改良社會的兩件工作來下手。

    至於馮君的生平行事,和狀貌言行,則有其他的許多知道他得更詳細的人,在各自的文字裡略說了,我可以不贅。

    為郭沫若氏祝五十誕辰

    郭沫若兄,今年五十歲了;他過去在新詩上,小說上,戲劇上的偉大成就,想是喜歡讀讀文藝作品的人所共見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說。而尤其是難得的,便是抗戰事起,他拋棄了日本的妻兒,潛逃回國,參加入抗戰陣營的那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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