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一眨，志摩去世，已經交五年了。在上海那一天陰晦的早晨的凶報，福煦路上遺宅裡的倉皇顛倒的情形，以及其後靈柩的迎來，弔奠的開始，屍骨的爭奪，和無理解的葬事的經營等情狀，都還在我的目前，彷彿是今天早晨或昨天的事情。志摩落葬之後，我因為不願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見面，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去墓前傾一杯酒，獻一朵花；但推想起來，墓木縱不可拱，總也已經宿草盈阡了吧？志摩有靈，當能諒我這故意的疏懶！
綜志摩的一生，除他在海外的幾年不算外，自從中學入學起直到他的死後為止，我是他的命運的熱烈的同情旁觀者；當他死的時候，和許多朋友夾在一道，曾經含淚寫過一篇極簡略的短文，現在時間已經經過了五年，回想起來，覺得對他的餘情還有許多郁蓄在我的胸中。僅僅一個空泛的友人，對他尚且如此，生前和他有更深的交誼的許多女友，傷感的程度自然可以不必說了，志摩真是一個淘氣，討愛，能使你永久不會忘懷的頑皮孩子！
稱他作孩子，或者有人會說我賣老，其實我也不過是他的同年生，生日也許比他還後幾日，不過他所給我的卻是一個永也不會老去的新鮮活潑的孩兒的印象。
志摩生前，最為人所誤解，而實際也許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顧一切，帶有激烈的燃燒性的熱情。這熱情一經激發，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勢非至於將全宇宙都燒成赤地不可。發而為詩，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燦爛迷人的七寶樓台，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國的新詩史上。以之處世，毛病就出來了；他的對人對物的一身熱戀，就使他失歡於父母，得罪於社會，甚而至於還不得不遺詬於死後。他和小曼的一段濃情，在他的詩裡，日記裡，書簡裡，隨處都可以看得出來；若在進步的社會裡，有理解的社會裡，這一種事情，豈不是千古的美談？忠厚柔艷如小曼，熱烈誠摯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了，哪裡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哪裡還顧得到宗法家風？當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際社會裡成話柄的時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純真與小曼的勇敢，到了無以復加。記得有一次在來今雨軒吃飯的席上，曾有人問起我以對這事的意見，我就學了《三劍客》影片裡的一句話回答他：「假使我馬上要死的話，在我死的前頭，我就只想做一篇偉大的史詩，來頌美志摩和小曼」。
情熱的人，當然是不能取悅於社會，周旋於家室，更或至於不善用這熱情的；志摩在死的前幾年的那一種窮狀，那一種變遷，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許多男女友人，當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實在是我們的社會，尤其是那一種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緣故，終至於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覺得可惜的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後——他死的時候是三十六歲——正是壯盛到絕頂的黃金時代。他若不死，到現在為止，五六年間，大約我們又可以多讀到許多詩樣的散文，詩樣的小說，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傑作——《詩人的一生》；可是一面，正因他的突然的死去，倒使這一部未完的傑作，更加多了深厚的回味之處卻也是真的。所以在他去世的當時，就有人說，志摩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和美人一樣，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又和罷倫，奢來的死法一樣，確是最適合他身份的死。若把這話拿來作自慰之辭，原也有幾分真理含著，我卻終覺得不是如此的；志摩原可以活下去，那一件事故的發生，雖說是偶然的結果，但我們若一追究他的所以不得不遭逢這慘事的原因，那我在前面說過的一句話，「是無理解的社會逼死了他」，就成立了。我們所處的社會，真是一個如何狹量，險惡，無情的社會！不是身處其境，身受其毒的人，是無從知道的。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在志摩的死後，再來替他打抱不平，也是徒勞的事情。所以這次當志摩四十歲的誕辰，我想最好還是做一點實際的工作來紀念他，較為適當；小曼已經有編纂他的全集的意思了，這原是紀念志摩的辦法之一，此外像志摩文學獎金的設定，和他有關的公共機關裡紀念碑胸像的建立，志摩圖書館的發起，以及志摩傳記的編撰等等，也是都可以由我們後死的友人，來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時勢的混亂，當這一個國難的關頭，要來提倡尊重詩人，是違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情的澆薄，現在有些活著的友人，一旦鑽營得了大位，尚且要排擠詆毀，誣陷壓迫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文人，對於死者那更加可以不必說了。「依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悼吊志摩，或者也就是變相的自悼吧！
回憶魯迅
序言
魯迅作故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裡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面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裡，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裡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以後，正是報館裡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只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於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而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運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上海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徵；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吊魯迅的文字。
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係。在這一個熱鬧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於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於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只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在。
現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而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余閒，寫一點關於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於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和魯迅第一次的相見，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對於時日地點，以及人的姓名之類的記憶力，異常的薄弱，非要遇見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將一個人的名氏和一個人的面貌連合起來，記在心裡——但地方卻記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磚塔兒胡同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裡。因為記得那一天天氣很陰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學教書的那一年冬天，時間彷彿是在下午的三四點鐘。若說起那一年的大事情來，卻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錕賄選成功，做大總統的那一個冬天。
去看魯迅，也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住的那一間房子，我卻記得很清楚，是在那兩座磚塔的東北面，正當胡同正中的地方，一個三四丈寬的小院子，院子裡長著三四株棗樹。大門朝北，而住屋——三間上房——卻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說的倒騎龍式的房子。
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裡當僉事，同時也在北京大學裡教小說史略。我們談的話，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只記得談了些北大的教員中間的閒話，和學生的習氣之類。
他的臉色很青，鬍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裡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櫥上的書籍，也並不多，但卻十分的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只有一方硯瓦，上面蓋著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像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髮胡同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麼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捨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面還帶著了笑容。
同一個來訪我的學生，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抑制性慾的意思。他和他的舊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訪問他時，來開門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人亦矮小，纏足梳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太太。
數年前，魯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時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魯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後面西三條的小房子裡，去看過這中年的婦人。她現在還和魯迅的老母住在那裡，但不知她們在強暴的鄰人管制下的生活也過得慣不？
那時候，我住在阜城門內巡捕廳胡同的老宅裡。時常來往的，是住在東城祿米倉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的三昆仲；不時也常和周作人氏，錢玄同氏，胡適之氏，馬幼漁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裡，或在公共宴會的席上。這些同事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而對於魯迅的古怪脾氣，都當作一件似乎是歷史上的軼事在談論。
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後，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裡聽到了。原因很複雜，而旁人終於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麼。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本來，魯迅與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裡的。這一所大房子，系魯迅在幾年前，將他們紹興的祖屋賣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的；買了之後，加以修繕，他們弟兄和老太太就統在那裡住了。俄國的那位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
後來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胡同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到他的時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後不久的期間。
據鳳舉他們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安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現在頗有些人，說周作人已作了漢奸，但我卻始終仍是懷疑。所以，全國文藝作者協會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開信，最後的決定，也是由我改削過的；我總以為周作人先生，與那些甘心賣國的人，是不能作一樣的看法的。
這時候的教育部，薪水只發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辦的，所以，魯迅很有功夫教書，編講義，寫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孫伏園氏拿去，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教書是除北大外，還兼任著師大。
有一次，在魯迅那裡閒坐，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我問他忙麼？他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台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說雖則這樣的說，但做到無論什麼事情時，卻總肯負完全的責任。
至於說到唱戲呢，在北平雖則住了那麼久，可是他終於沒有愛聽京戲的癖性。他對於唱戲聽戲的經驗，始終只限於紹興的社戲，高腔，亂彈，目連戲等，最多也只聽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執鋼鞭將你打」，就是亂彈班《龍虎鬥》裡的句子，是趙玄壇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