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目連戲，他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有好幾次同我說，這戲裡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經舉出不少的實例，說到一個借了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著腹部，口叫著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於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的做出來給我們看過。說這一段話時，我記得《月夜》的著者，川島兄也在座上，我們曾經大笑過的。
後來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予倩、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來作宣傳的話，他根本就不贊成。並且很幽默的說，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麼？」
孫伏園氏在晨報社，為了魯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戀愛的詩，與劉勉己氏鬧反了臉。魯迅的學生李小峰就與伏園聯合起來，出了《語絲》。投稿者除上述的諸位之外，還有林語堂氏，在國外的劉半農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卻是《語絲》的中心。而每次語絲社中人敘會吃飯的時候，魯迅總不出席，因為不願與周作人氏遇到的緣故。因此，在這一兩年中，魯迅在社交界，始終沒有露一露臉。無論什麼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模（或正式）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
魯迅的對於後進的提拔，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語絲》發刊以後，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他對於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對於沉鍾社的幾位，對於未名社的諸子，都一例地在為說項。就是對於沈從文氏，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後的《晨報副刊》上在替吹噓了，他也時時提到，唯恐諸編輯的埋沒了他。還有當時在北大唸書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屬望的青年之一。
魯迅和景宋女士（許廣平）的認識，是當他在北京（那時北平還叫做北京）女師大教書的中間，前後經過，《兩地書》裡已經記載得很詳細，此地可以不必說。但他和許女士的進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前，章士釗做教育總長，使劉百昭去用了老媽子軍以暴力解散女師大的時候。
魯迅是向來喜歡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釗的橫行不法，又兼自己還是這學校的講師，所以，當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師大的時候，他就和許季茀，沈兼士，馬幼漁等一道起來反對。當時的魯迅，還是教育部的僉事，故而總長的章士釗也就下令將他撤職。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釗，提起行政訴訟，一面就在《語絲》上攻擊《現代評論》的為虎作倀，尤以對陳源（通伯）教授為最烈。
《現代評論》的一批幹部，都是英國留學生；而其中像周鯁生，皮宗石，王世傑等，卻是兩湖人。他們和章士釗，在同到過英國的一點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點上，都不得不幫教育部的忙。魯迅因而攻擊紳士態度，攻擊《現代評論》的受賄賂，這一時候他的雜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熱意的妙筆。在這一個壓迫和反抗，正義和暴力的爭鬥之中，他與許廣平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機會。
在這前後，我和他見面的次數並不多，因為我已經離開了北平，上武昌師範大學文科去教書了，可是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釗的狀子，而女師大為校長楊蔭榆的問題，也正是鬧得最厲害的期間。當他告訴我完了這事情的經過之後，他仍舊不改他的幽默態度說：
「人家說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卻以為在打槍傷老虎，在扮演周處或武松。」
這句話真說得我高笑了起來。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認識，以及有什麼來往，我卻還一點兒也不曾曉得。
直到兩年（？）之後，他因和林文慶博士鬧意見，從廈門大學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館去看他，談到了中午，就約他及景宋女士與在座的許欽文去吃飯。在吃完飯後，茶房端上咖啡來時，魯迅卻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杯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誡親屬似地熱情的口氣，對許女士說：
「密斯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
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裡，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
從此以後，魯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閘北去竇樂安路不遠的景雲裡內一所三樓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裡。他住二層的前樓，許女士是住在三樓的。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外人還是一點兒也沒有曉得。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
「魯迅和許女士，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只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
「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麼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麼？我可真看不出什麼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他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我只舉一個例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當他在美國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冊克萊剋夫人著的小說《模範紳士約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記了，又捧呈了她以這冊JohnHalifaxGentleman。這是林夫人親口對我說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看出語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實的一位模範紳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紳士態度，我們都在說，這些都是從他的InferiorityComplex（不及錯覺）心理出發的。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並沒有什麼關係之後，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枝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裡去摸出一枝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後再從煙包裡抽出一枝，而再將煙包塞回袋裡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麼牌。
他對於煙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對於酒，他是同煙一樣。他的量雖則並不大，但卻老愛喝一點。在北平的時候，我曾和他在東安市場的一家小羊肉鋪裡喝過白干；到了上海之後，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得不多。
愛護他，關心他的健康無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問我：「周先生平常喜歡喝一點酒，還是給他喝什麼酒好？」我當然答以黃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卻說，他喝黃酒時，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來她在給他喝五加皮。並且說，因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時拔開，好教消散一點酒氣，變得淡些。
在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為魯迅犧牲的偉大精神來；仔細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淚的，但我當時卻笑了，笑她的太沒有對於酒的知識。當然她原也曉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學常識，可是愛人愛得過分時，常識也往往會被熱摯的真情，掩蔽下去。我於講完了量與質的問題，講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較問題之後，就勸她，以後，頂好是給周先生以好的陳黃酒喝，否則還是喝啤酒。
這一段談話後不久，忽而有一天，魯迅送了我兩瓶十多年陳的紹興黃酒，說是一位紹興同鄉，帶出來送他的。我這才放了心，相信以後他總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記憶力很差，尤其是對於時日及名姓等的記憶。有些朋友，當見面時卻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載以上，不曉得他的名姓的，因為混熟了，又不好再請教尊姓大名的緣故。像這一種習慣，我想一般人也許都有，可是，在我覺得特別的厲害。而魯迅呢，卻很奇怪，他對於遇見過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點糾葛過的人，都記得很詳細，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說起過的，魯迅到上海的時日，照理應該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為他於離開廈門大學之後，是曾上廣州中山大學去住過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顧頡剛起了衝突，脫離中山大學之後；並且因恐受當局的壓迫拘捕，其後亦曾在廣州閒住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對於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之後，在廣州閒住的半年那一節事情，也解釋得非常有趣。他說：
「在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隻雄雞，在和對方呆鬥。這呆斗的方式，並不是兩邊就咬起來，卻是振冠擊羽，保持著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因為對方的假君子，背後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經示弱，對方就會用無論哪一種卑鄙的手段，來加你以壓迫。
「因而有一次，大學裡來請我講演，偽君子正在慶幸機會到了，可以羅織成罪我的證據。但我卻不忙不迫的講了些魏晉人的風度之類，而對於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曾提起。」
在廣州閒住了半年之後，對方的注意力有點鬆懈了，就是對方的雄雞，堅忍力有點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備，而離開了廣州。
人雖則離開了，但對於代表惡勢力而和他反對的人，他卻始終不會忘記。所以，他的文章裡，無論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話，他總不肯放鬆一著，老會把這代表惡勢力的敵人押解出來示眾。
對於這一點，我也曾再三的勸他過，勸他不要上當。因為有許多無理取鬧，來攻擊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來成名。實際上，這一個文壇登龍術，是屢試屢驗的法門；過去曾經有不少的青年，因攻擊魯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釋，卻很徹底。他說：
「他們的目的，我當然明瞭。但我的反攻，卻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們；第二，是也因為了他們，而真理愈得闡發。他們的成名，是煙火似地一時的現象，但真理卻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村等，後來則有創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於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鬥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成績俱在，在這裡可以不必再說。
此外還有些並不對他攻擊，而亦受了他的筆伐的人，如張若谷、曾今可等；他對於他們，在酒興濃溢的時候，老笑著對我說：
「我對他們也並沒有什麼仇。但因為他們是代表惡勢力的緣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們卻做了活的風車。」
關於堂·克蓄德這一名詞，也是錢杏村他們奉贈給他的。他對這名詞並不嫌惡，反而是很喜歡的樣子。同樣在有一時候，葉靈鳳引用了蘇俄譏高爾基的畫來罵他，說他是「陰陽面的老人」，他也時常笑著說：「他們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當不起。」
創造社和魯迅的糾葛，系開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評，後來一直地繼續到了創造社的被封時為止。
魯迅對創造社，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在各雜文裡；但根底卻並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成一條戰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於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遊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生過衝突。
後為，創造社因被王獨清挑撥離間，分成了派別，我因一時感情作用，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在當時，一批幼稚病的創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獨清等的煽動，與太陽社聯合起來攻擊魯迅，但我卻始終以為他們的行動是越出了常軌，所以才和他計劃出了《奔流》這一個雜誌。
《奔流》的出版，並不是想和他們對抗，用意是在想介紹些真正的革命文藝的理論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
當編《奔流》的這一段時期，我以為是魯迅的一生之中，對中國文藝影響最大的一個轉變時期。
在這一年當中，魯迅的介紹左翼文藝的正確理論的一步工作，才開始立下了系統。而他的後半生的工作的綱領，差不多全是在這一個時期裡定下來的。
當時在上海負責在做秘密工作的幾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靜安寺路的寓居裡進出的人；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的結合，實際上是我做的媒介。不過，左翼成立之後，我卻並不願意參加，原因是因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於這些工作的，我對於我自己，認識得很清，決不願擔負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所以，左聯成立之後，我就在一月之內，對他們公然的宣佈了辭職。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為左聯及各工作者的幫忙，也著實不少。除來不及營救，已被他們殺死的許多青年不計外，在龍華，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許多作家，或則減刑，或則拒絕引渡，或則當時釋放等案件，我現在還記得起來的，當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數。
魯迅的熱心於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說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卻外邊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後來卻用攻擊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還是彰明顯著的事實，而另外還有些「挑了一擔同情來到魯迅那裡，強迫他出很高的代價」的故事，外邊的人，卻大抵都不曉得了。在這裡，我只舉一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