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劉開渠認識，是在十三四年前頭，大約總當民國十一二年的中間。那時候，我初從日本回來，辦雜誌也辦不好，軍閥專政，社會黑暗到了百分之百，到處碰壁的結果，自然只好到北京去教書。
在我兼課的學校之中，有一個是京畿道的美術專門學校，這學校彷彿是剛在換校長鬧風潮的大難之餘，所以上課的時候，學生並不多，而教室裡也窮得連煤爐子都生不起。同事中間，有一位法國畫家，一位齊老先生，是很負盛名的；此外則已故的陳曉江氏，教美術史的鄧叔存以及教日文的錢稻孫氏，比較得和我熟識，往來得也密一點。我們在平時往來的談話中間，有一次忽而談到了學生們的勤惰，而劉開渠的埋頭苦幹，邊幅不修的種種情節，卻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我因為是風潮之後，新進去教書的人，所以當時還不能指出哪一個是劉開渠來。
過得不久，有一位雲南的女學生以及一位四川的青年，同一位身體長得很高，滿頭長髮，臉骨很曲折有點像北方人似的青年來訪問我了；介紹之下，我才曉得這一位像北方人似的青年就是劉開渠。
他說話吶吶不大暢達，面上常漾著苦悶的表情，而從他的衣衫的襤褸，面色的青黃上看去，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埋頭苦幹，邊幅不修的精神來。初次見面的時候，我只記得他說的話一共還不上十句。
後來熟了，見面的機會自然也多了起來，我私自猜度猜度他的個性，估量估量他的體格，覺得像他那樣的人，學洋畫還不如去學雕刻；若教他提錐運鑿，大刀闊斧的運用起他的全身體力和腦力來，成就一定還要比捏了彩筆，在畫布上塗塗，來得更大。我的這一種茫然的預感，現在卻終於成了事實了。
民國十二年以後，我去武昌，回上海，又下廣東，與北京就斷了緣分。七八年來，東奔西走，在政治局面混亂變更的當中，我一直沒和他見面，並且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前年五月，遷來杭州，將近年底的時候，福熙因為生了女兒，在湖濱的一家菜館，大開湯餅之會；於這一個席上，我又突然遇見了他，才曉得他在西湖的藝專裡教雕刻。
他的苦悶的表情，高大的身體，和吶吶不大會說話的特徵，還是和十年前初見面時一樣，但經了一番巴黎的洗練，衣服修飾，卻完美成一個很有身份的紳士了；滿頭的長髮上，不消說是加上了最摩登的保馬特。自從這一次見面之後，我因為離群索居，枯守在杭州的緣故，空下來時常去找他；他也因為獨身在工房裡作工的孤獨難耐，有時候也常常來看我。往來兩年間的閒談，使我曉得他跟法國的那位老大家詳蒲奢（JeanBoucher）學習雕刻時的苦心孤詣，使我曉得了他對於中國一般藝術政治家的墮落現狀所堅持的特立獨行。我們談到了羅丹，談到了色尚，更談到了左拉的那冊以色尚為主人公的小說L』■euvrs１，他自己雖則不說，但我們在深談之下，自然也看出了他的同那篇小說裡的主人公似的抱負。
他的雕刻，完全是他的整個人格的再現；力量是充足的，線條是遒勁的，表情是苦悶的；若硬要指出他的不足之處來，或者是欠缺一點生動吧？但是立體的雕刻和畫面不同，德國守舊派的美術批評家所常說的：「靜中之動，動中之靜（BewegunginRuhe，RuheinBewegung）」等套話，在批評雕刻的時候，卻不能夠直抄的。
他的雕刻的遒勁，猛實，粗枝大葉的趣味，尤其在他的Designs２里，可以看得出來；疏疏落落的幾筆之中，真孕育著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
新近，他為八十八師陣亡將士們造的紀念銅像鑄成了，比起那些賣野人頭的雕塑師的滑技來，相差得實在太遠，遠得幾乎不能以言語來形容。一個是有良心的藝術品，一個是騙小孩們的糖菩薩。這並非是我故意為他捧場的私心話，成績都在那裡，是大家日日看見的東西。銅像下的四塊浮雕，又是何等富於實感的創作！
劉開渠的年紀還正輕著（今年只二十九歲），當然將來還有絕大的進步。他雖則在說：「我在中國住，遠不如在法國替詳蒲奢做助手時的快活。」可是重重被壓迫的中國民眾對於表現苦悶的藝術品，對於富有生氣和力量的藝術品，也未始不急急在要求。中國或許會亡，但中國的藝術，中國的民眾，以及由這些民眾之中喊出來的呼聲民氣，是永不會亡的，劉氏此後，應該常常想到這一點才對。
一九三五年一月廿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