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世上了；而他的致死的原因，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
他的面貌很清秀，不像是一個北方人。我和他初次在教室裡見面的時候，總以為他是江浙一帶的學生；後來聽他和先生說話的口氣，才知道他是北直隸產。在學校的寄宿舍裡和他同住了兩個月，在圖書室裡和他見了許多次數的面，又在一天禮拜六的下午，和他同出西便門去騎了一次騾子，才知道他是京兆的鄉下，去京城只有十八里地的殷家集的農家之子，是在北京師範畢業之後，考入這師範大學裡來的。
一班新進學校的同學，都是趾高氣揚的青年，只有他，貌很柔和，人很謙遜，穿著一件青竹布的大褂，上課的第一天，就很勤懇的拿了一枝鉛筆和一冊筆記簿，在那裡記錄先生所說的話。
當時我初到北京，朋友很少。見了一班同學，又只是心虛膽怯，恐怕我的窮狀和淺學被他們看出，所以到學校後的一個禮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學攀談一句話。但是對於他，我心裡卻很感著幾分親熱，因為他的坐位，是在我的前一排，他的一舉一動，我都默默的在那裡留心的看著，所以對於他的那一種謙恭的樣子，及和我一樣的那種沉默怕羞的態度，心裡卻早起了共鳴。
是我到學校後的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早晨，我一早就起了床，一個人在操場裡讀英文。當我讀完了一節，靜靜地在翻閱後面的沒有教過的地方的時候，我忽而覺得背後彷彿有人立在那裡的樣子。回頭來一看，果然看見他含了笑，也拿了一本書，立在我的背後去牆不過二尺的地方，在那裡對我看著。我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同時他就對我說：「您真用功啊！」我倒被他說得臉紅了，也只好笑著對他說：「您也用功得很！」
從這一回之後，我們倆就談起天來了。兩個月之後，因為和他在圖書室裡老是在一張桌上看書的原因，所以交情尤其覺得親密。有一天禮拜六，天氣特別的好，前夜下的雨，把輕塵壓住，晚秋的太陽曬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後一點鐘教育史，先生請假，吃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在閱報室裡遇見了，便不約而同的說出了一句話來：
「天氣真好極了，上哪兒去散散步吧！」
我北京的地理不熟悉，所以一個人不大敢跑出去。到京住了兩月之久，在禮拜天和假日裡去過的地方，只有三殿和中央公園。那一天因為天氣太好，很想上郊外去走走，一見了他，就臨時想定了主意，喊出了那一句話來。同時他也彷彿在那裡想上城外去跑，見了我，也自然而然的發了這一個提議。所以我們倆不待說第二句話，就走上了向校門的那條石砌的大路。走出校門之後，第二個問題就起來了，「上哪裡去呢？」
在琉璃廠正中的那條大道上，朝南迎著日光走了幾步，他就笑著問我說：
「李君，你會騎騾兒不會？」
我在蘇州住中學住過四年，騾子是當然會騎的，聽了他那一句話，忽而想起了中學時代騎騾子上虎丘去的興致來，所以馬上就贊成說：
「北京也有騾子麼？讓我們去騎騎試試！」
「騾兒多得很，一出城門就有，我就怕你不會騎呀。」
「我騎倒是會騎的。」
兩人說說走走，到西便門附近的時候，已經是快兩點了。雇好了騾子，騎向白雲觀去的路上，身上披滿了黃金的日光，肺部飽吸著西山的爽氣，我們兩人覺得做皇帝也沒有這樣的快樂。
北京的氣候，一年中以這一個時期為最好。天氣不寒不熱，大風期還沒有到來。淨碧的長空，返映著遠山的濃翠，好像是大海波平時的景象。況且這一天午後，剛當前夜小雨之餘，路上微塵不起，兩旁的樹葉還未落盡的洋槐榆樹的枝頭，青翠欲滴，大有首夏清和的意思。
出了西便門，野田里的黍稷都已收割起了，農夫在那裡耕鋤播種的地方也有，但是大半的地上都還清清楚楚的空在那裡。
我們騎過了那乘石橋，從白雲觀後遠看西山的時候，兩個人不知不覺的對視了一回，各作了一種會心的微笑，又同發了一聲讚歎：
「真好極了！」
出城的時候，騾兒跑得很快，所以在白雲觀裡走了一陣出來，太陽還是很高。他告訴我說：
「這白雲觀，是道士們會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時常來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八止，北京的婦女們遊冶子來此地燒香馳馬的，路上滿都擠著。那時候橋洞底下，還有老道坐著，終日不言不語，也不吃東西，說是得道的。老人堂裡更坐著一排白髮的道士，身上寫明幾百歲幾百歲，騙取女人們的金錢不少。這一種妖言惑眾的行為，實在應該禁止的，而北京當局者的太太小姐們還要前來膜拜施捨，以誇她們的闊綽，你說可氣不可氣？」
這也是令我佩服他不止的一個地方，因為我平時看見他儘是一味的在那裡用功的，然而談到了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的陋習，他卻慷慨激昂，講出來的話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像是一個讀死書的人。尤其是對於時事，他發的議論，激烈得很，對於那些軍閥官僚，罵得淋漓盡致。
我們走出了白雲觀，因為時候還早，所以又跑上前面天寧寺的塔下去了一趟。寺裡有兵駐紮在那裡，不准我們進去，他去交涉了一番，也終於不行。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他又切齒的罵了一陣：
「這些狗東西，我總得殺他們乾淨。我們百姓的兒女田廬，都被他們侵佔盡了。總有一天報他們的仇。」
經過了這一次郊外遊行之後，我們的交情又進了一步。上課的時候，他坐在我的前頭，我坐在他的後一排，進出當然是一道。寢室本來是離開兩間的，然而他和一位我的同房間的辦妥了交涉，竟私下搬了過來。在圖書室裡，當然是一起的。自修室卻沒有法子搬攏來，所以只有自修的時候，我們兩人不能同伴。
每日的日課，大抵是一定的。平常的時候，我們都到六點半鍾就起床，拿書到操場上去讀一個鐘頭。早飯後上課，中飯後看半點鐘報，午後三點鐘課餘下來，上圖書室去讀書。晚上自修兩個鐘頭，洗一個臉，上寢室去雜談一會，就上床睡覺。我自從和他住在一道之後，覺得興趣也好得多，用功也更加起勁了。
可是有一點，我時常在私心害怕，就是中學裡時常有的那一種同學中的風說。他的相兒，雖則很清秀，然而兩道眉毛很濃，嘴唇極厚，一張不甚白皙的長方臉，無論何人看起來，總是一位有男性美的青年。萬一有風說起來的時候，我這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當然要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是這私心的恐懼，終沒有實現出來，一則因為大學生究竟比中學生知識高一點，二則大約也是因為他的勤勉的行為和凜不可犯的威風可以壓服眾人的緣故。
這樣的又過去了兩個月，北風漸漸的緊起來，京城裡的居民也感到寒威的逼迫了；我們學校裡就開始了考試，到了舊歷十二月底邊，便放了年假。
同班的同學，北方人大抵是回家去過年的；只有貧而無歸的我和其他的二三個南方人，臉上只是一天一天的枯寂下去，眼看得同學們一個一個的興高采烈地整理行篋，心裡每在灑喪家的苦淚。同房間的他因為看得我這一種狀況，也似乎不忍別去，所以考完的那一天中午，他就同我說：
「年假期內，我也不打算回去，好在這兒多讀一點書。」但考試完後的兩天，圖書室也閉門了，同房間的同學只剩了我和他的兩個人。又加以寢室內和自修室裡火爐也沒有，電燈也似乎滅了光，冷灰灰的蟄伏在那裡，看書終究看不進去。若去看戲遊玩呢，我們又沒有這些錢；上街去走走呢，冰寒的大風灰沙裡，看見的又都是些殘年的急景和往來忙碌的行人。
到了放假後的第三天，他也垂頭喪氣的急起來了。那一天早晨，天氣特別的冷，我們開了眼，談著話，一直睡到十點多鐘才起床。餓著肚在房裡看了一回雜誌，他忽兒對我說：
「李君，我們走吧，你到我們鄉下去過年好不好？」
當他告訴我不回家去過年的時候，我已經看出了他對我的好意，心裡著實的過意不去，現在又聽了他這話，更加覺得對他不起了，所以就對他說：
「你去吧！家裡又近，回家去又可以享受夫婦的天倫之樂，為什麼不回去呢？」
但他無論如何總不肯一個人回去，從十點半鍾講起，一直講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止，他總要我和他一道，才肯回去。他的脾氣是很古怪的，平時沉默寡言，凡事一說出口，卻不肯改過口來。我和他相處半年，深知他有這一種執拗不彎的習氣，所以到後來就終究答應了他，和他一道上他那裡去過年。
那一天早晨很冷，中午的時候，太陽還躲在灰白的層雲裡，吃過中飯，把行李收拾了一收拾，正要僱車出去的時候，寒空裡卻下起鵝毛似的雪片來了。
雇洋車坐到永定門外，從永定門我們再雇驢車到殷家集去。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四野寥闊，只有幾簇枯樹林在那裡點綴冬郊的寂寞。雪片儘是一陣一陣的大起來，四面的野景，渺渺茫茫，從車篷缺處看出去，好像是披著了一層薄紗似的。幸虧我們車是往南行的，北風吹不著，但驢背的雪片積得很多，溶化的熱氣一道一道的偷進車廂裡來，看去好像是驢子在那裡出汗的樣子。
冬天的短日，陰森森的晚了，驢車裡搖動雖則很厲害，但我已經昏昏的睡著。到了他搖我醒來的時候，我同做夢似的不曉得身子在什麼地方。張開眼睛來一看，只覺得車篷裡黑得怕人。他笑著說：
「李君！你醒醒吧！你瞧，前面不是有幾點燈火看見了麼？那兒就是殷家集呀！」
又走了一陣，車子到了他家的門口，下車之後，我的腳也盤坐得麻了。走進他的家裡去一看，裡邊卻寬敞得很。他的老父和母親，喜歡得了不得。我們在一盞煤油燈下，吃完了晚飯，他的媳婦也出來為我在一張暖炕上鋪起被褥來。說起他的媳婦，本來是生長在他家裡的童養媳，是於去年剛合婚的。兩隻腳纏得很小，相兒雖則不美，但在鄉下也不算很壞。不過衣服的樣子太古，從看慣了都會人士的我們看來，她那件青布的棉襖，和緊紮著腳的紅棉褲，實在太難看了。這一晚因為日間在驢車上搖擺了半天，我覺得有點倦了，所以吃完晚飯之後，一早就上炕去睡了。他在裡間房裡和他父母談了些什麼，和他媳婦在什麼時候上炕，我卻沒有知道。
在他家裡過了一個年，住了九天，我所看出的事實，有兩件很使我為他傷心：第一是婚姻的不如意，第二是他家裡的貧窮。
北方的農家，大約都是一樣的，終歲勞動，所得的結果，還不夠供政府的苛稅。他家裡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是供給不了的。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裡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裡唸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並且時時還要向家裡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到此，我才看出了他在學校裡所以要這樣減省的原因。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的高尚。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裡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也似乎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裡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女兒是我同學致死的最大原因。陳家是殷家集的豪農，有地二百多頃。房屋也是瓦屋，屋前屋後的牆圍
很大。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卻是一位女兒。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我和他在他家裡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卻是在陳家費去的。陳家的老頭兒，年紀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絃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只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裡唸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
八里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的第一個大村莊。他在史官屯小學裡住了四年，成績最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為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了。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卻安安穩穩的進了大學。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家對於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尤其是陳家的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盡可以為你出力。」
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他姓朱，名字叫「雅儒」。我們學校裡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朱雅儒」；而他叫人，卻總不把名字放進去，只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一個君字。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