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樣非常的變動時，他們也好似覺悟了這彼此同是生物的親屬關係，在天怒的跟前同是剝奪了抵抗力的小蟲子，這裡面就發生了同命運的同情。你們試想就東京一地說，二三百萬的人口，幾十百年辛勤的成績，突然的面對著最後審判的實在，就在今天我們回想起當時他們全城子像一個滾沸的油鍋時的情景，原來熱鬧的市場變成了光焰萬丈的火盆，在這裡面人類最集中的心力與體力的成績全變了燃料，在這裡面藝術教育政治社會人的骨與肉與血都化成了灰燼，還有百十萬男女老小的哭嚷聲，這哭聲本體就可以搖動天地，——我們不要說親身經歷，就是坐在椅子上想像這樣不可信的情景時，也不免覺得害怕不是？那可不是頑兒的事情。單只描寫那樣的大變，恐怕至少就須要荷馬或是莎士比亞的天才。你們試想在那時候，假如你們親身經歷時，你的心理該是怎麼樣？你還恨你的仇人嗎？你還不饒恕你的朋友嗎？你還沾戀你個人的私利嗎？你還有欺哄人的機會嗎？你還有什麼希望嗎？你還不摟住你身旁的生物，管他是你的妻子，你的老子，你的聽差，你的媽，你的冤家，你的老媽子，你的貓，你的狗，把你靈魂裡還剩下的光明一齊放射出來，和著你同難的同胞在這普遍的黑暗裡來一個最後的結合嗎？
但運命的手段還不是那樣的簡單。他要是把你的一切都掃滅了，那倒也是一個痛快的結束；他可不然。他還讓你活著，他還有更苛刻的試驗給你。大難過了，你還喘著氣；你的家，你的財產，都變了你腳下的灰，你的愛親與妻與兒女的骨肉還有燒不爛的在火堆裡燃著，你沒有了一切；但是太陽又在你的頭上光亮的照著，你還是好好的在平定的地面上站著，你疑心這一定是夢，可又不是夢，因為不久你就發見與你同難的人們，他們也一樣的疑心他們身受的是夢。可真不是夢；是真的。你還活著，你還喘著氣，你得重新來過，根本的完全的重新來過。除非是你自願放手，你的靈魂裡再沒有勇敢的分子。那才是你的真試驗的時候。這考卷可不容易交了，要到那時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值多少，有多少價值。
我們鄰居日本人在災後的實際就是這樣。全完了，要來就得完全來過，盡你自己的力量不夠，加上你兒子的，你孫子的，你孫子的兒子的兒子的孫子的努力也許可以重新撐起這份傢俬，但在這努力的經程中，誰也保不定天與地不再搗亂；你的幾十年只要他的幾秒鐘。問題所以是你幹不幹？就只乾脆的一句話，你幹不幹，是或否？同時也許無情的運命，扭著他那醜陋可怕的臉子在你的身旁冷笑，等著你最後的回話。你幹不幹，他彷彿也涎著他的怪臉問著你！
我們勇敢的鄰居們已經交了他們的考卷；他們回答了一個乾脆的干字，我們不能不佩服。我們不能不尊敬他們精神的人格。不等那大震災的火焰緩和下去，我們鄰居們第二次的奮鬥已經莊嚴的開始了。不等運命的殘酷的手臂放鬆，他們已經宣言他們積極的態度對運命宣戰。這是精神的勝利，這是偉大，這是證明他們有不可搖的信心，不可動的自信力；證明他們是有道德的與精神的準備的，有最堅強的毅力與忍耐力的，有內心潛在著的精力的，有充分的後備軍的，好比說，雖則前敵一起在炮火裡毀了，這只是給他們一個出馬的機會。
他們不但不悲觀，不但不消極，不但不絕望，不但不矮著嗓子乞憐，不但不倒在地下等救，在他們看來這大災難，只是一個偉大的戟刺，偉大的鼓勵，偉大的靈感，一個應有的試驗，因此他們新來的態度只是雙倍的積極，雙倍的勇猛，雙倍的興奮，雙倍的有希望；他們彷彿是經過大戰的大將，戰陣愈急迫愈危險，戰鼓愈打得響亮，他的膽量愈大，往前衝的步子愈緊，必勝的決心愈強。這，我說，真是精神的勝利，一種道德的強制力，偉大的，難能的，可尊敬的，可佩服的。泰戈爾說的，國家的災難，個人的災難，都是一種試驗：除是災難的結果壓倒了你的意志與勇敢，那才是真的災難，因為你更沒有翻身的希望。
這也並不是說他們不感覺災難的實際的難受，他們也是人，他們雖勇，心究竟不是鐵打的。但他們表現他們痛苦的狀態是可注意的；他們不來零碎的呼叫，他們採用一種雄偉的莊嚴的儀式。此次震災的週年紀念時，他們選定一個時間，舉行他們全國的悲哀；在不知是幾秒或幾分鐘的期間內，他們全國的國民一致的靜默了，全國民的心靈在那短時間內融合在一陣懺悔的，祈禱的，普遍的肅靜裡（那是何等的淒偉！）；然後，一個信號打破了全國的靜默，那千百萬人民又一致的高聲悲號，悲悼他們曾經遭受的慘運；在這一聲瀰漫的哀號裡，他們國民，不僅發洩了蓄積著的悲哀，這一聲長號，也表明他們一致重新來過的偉大的決心（這又是何等的淒偉！）。
這是教訓，我們最切題的教訓。我個人從這兩件事情——俄國革命與日本地震——感到極深刻的感想；一件是告訴我們什麼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犧牲，那表面紊亂的背後堅定的站著某種主義或是某種理想，激動人類潛伏著一種普遍的想望，為要達到那想望的境界，他們就不顧冒怎樣劇烈的險與難，拉倒已成的建設，踏平現有的基礎，拋卻生活的習慣，嘗試最不可測量的路子。
這是一種瘋癲，但是有目的的瘋癲；單獨的看，局部的看，我們盡可以下種種非難與責備的批評，但全部的看，歷史的看時，那原來紛亂的就有了條理，原來散漫的就成了片段，甚至於在經程中一切反理性的分明殘暴的事實都有了他們相當的應有的位置，在這部大悲劇完成時，在這無形的理想「物化」成事實時，在人類歷史清理節帳時，所得便超過所出，贏餘至少是蓋得過損失的。我們現在自己的悲慘就在問題不集中，不清楚，不一貫；我們缺少——用一個現成的比喻——那一面半空裡升起來的彩色旗，（我不是主張紅旗，我不過比喻罷了！）使我們有眼睛能看的人都不由的不仰著頭望；缺少那青天裡的一個霹靂，使我們有耳朵能聽的不由的驚心。正因為缺乏這樣一個一貫的理想與標準（能夠表現我們潛在意識所想望的），我們有的那一部瘋癲性——歷史上所有的大運動都脫不了瘋癲性的成分——就沒有機會充分的外現，我們物質生活的累贅與沾戀，便有力量壓迫住我們精神性的奮鬥；不是我們天生不肯犧牲，也不是天生懦怯，我們在這時期內的確不曾尋著值得或是強迫我們犧牲的那件理想的大事，結果是精力的散漫，志氣的怠惰，苟且心理的普遍，悲觀主義的盛行，一切道德標準與一切價值的毀滅與埋葬。
人原來是行為的動物，尤其是富有集合行為力的，他有向上的能力，但他也是最容易墮落的，在他眼前沒有正當的方向時，比如猛獸監禁在鐵籠子裡。在他的行為力沒有發展的機會時，他就會隨地躺了下來，管他是水潭是泥潭，過他不黑不白的豬奴的生活。這是最可慘的現象，最可悲的趨向。如其我們容忍這種狀態繼續存在時，那時每一對父母每次生下一個潔淨的小孩，只是為這卑劣的社會多添一個墮落的分子，那是莫大的褻瀆的罪業；所有的教育與訓練也就根本的失去了意義，我們還不如盼望一個大雷霆下來毀盡了這三江或四江流域的人類的痕跡！
再看日本人天災後的勇猛與毅力，我們就不由的不慚愧我們的窮，我們的乏，我們的寒傖。這精神的窮乏才是真可恥的，不是物質的窮乏。我們所受的苦難都還不是我們應有的試驗的本身，那還差得遠著哪；但是我們的醜態已經恰好與人家的從容成一個對照。我們的精神生活沒有充分的涵養，所以臨著稀小的紛擾便沒有了主意，像一個耗子似的，他的天才只是害怕，他的伎倆只是小偷；又因為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刻的精神的要求，所以我們合群生活的大網子就缺少最吃份量最經用的那幾條普遍的同情線，再加之原來的經緯已經到了完全破爛的狀態，這網子根本就沒有了聯結，不受外物侵損時已有潰敗的可能，那裡還能在時代的急流裡，撈起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說也奇怪，這幾千年歷史的傳統精神非但不曾供給我們社會一個鞏固的基礎，我們現在到了再不容隱諱的時候，誰知道發見我們的樁子，只是在黃河裡造橋，打在流沙裡的！
難怪悲觀主義變成了流行的時髦！但我們年輕人，我們的身體裡還有生命跳動，脈管裡多少還有鮮血的年輕人，卻不應當沾染這最致命的時髦，不應當學那隨地躺得下去的豬，不應當學那苟且專家的耗子，現在時候逼迫了，再不容我們剎那的含糊。我們要負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來補織我們已經破爛的大網子，我們要在我們各個人的生活裡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維來合成強有力的繩索，我們應當發見那適當的象徵，像半空裡那面大旗似的，引起普遍的注意；我們要修養我們精神的與道德的人格，預備忍受將來最難堪的試驗。簡單的一句話，我們應當在今天——過了今天就再沒有那一天了——宣傳我們對於生活基本的態度。是是還是否；是積極還是消極；是生道還是死道；是向上還是墮落？在我們年輕人一個字的答案上就掛著我們全社會的運命的決定。我盼望我至少可以代表大多數青年，在這篇講演的末尾，高叫一聲——用兩個有力量的外國字——「Everlastingyea！」１
我們病了怎麼辦
「在理想的社會中，我想，」西瀅在閒話裡說「醫生的進款應當與人們的康健做正比例。他們應當像保險公司一樣，保證他們的顧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應當罰金或賠償的。」在撒牟勃德臘（SamuelButler）的烏托邦裡，生病只當作犯罪看待，療治的場所是監獄，不是醫院，那是留著伺候犯罪人的。真的為什麼人們要生病，自己不受用，旁人也麻煩？我有時看了不知病痛的貓狗們的快樂自在，便不禁回想到我們這造孽的文明的人類，且不說那尾巴不曾蛻化的遠祖，就說湘西的苗子，太平洋群島上的保立尼新人之類，他們所知道所受用的健康與安逸，已不是我們所謂文明人所能夢想。咳，墮落的人們，病痛變了你們的本分，至於健康，那是例外的例外了！
不妨事，你說，病了有醫，有藥，怕什麼的？看近代的醫學、藥學夠多麼飛快的進步？就北京說吧，頂體面頂費錢的屋子是什麼？醫院！頂體面頂賺錢的職業是什麼？醫生！設備、手術、調理、取費，沒一樣不是上乘！病，病怕什麼的——只要你有錢，更好你兼有勢！
是的，我們對科學，尤其是對醫學的信仰，是無涯涘的；我們對外國人，尤其是對西醫的信仰，是無邊際的。中國大夫其實是太難了，開口是玄學，閉口也還是玄學，什麼脾氣侵肺，肺氣侵肝，肝氣侵腎，腎氣又回侵脾，有誰，凡是有哀皮西１腦筋的，聽得慣這一套廢話？衝他們那寸把長烏木鑲邊的指甲，鴉片煙帶牙污的口氣，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說信任！同樣穿洋服的大夫們夠多漂亮，說話夠多有把握，什麼病就是什麼病，該吃黃丸子的就不該吃黑丸子，這夠多乾脆，單衝他們那身上收拾的乾淨，臉上表情的鎮定與威權，病人就覺得爽氣得多！「醫者意也」是一句古話；但得進了現代的大醫院，我們才懂得那話的意思。
多謝那些平均算一秒鐘滾進一隻金元寶之類的大大王們，他們有了錢設法用就想「留芳」，正如做皇帝的想成仙，拿了無數的錢分到苦惱的半開化的民族的國度裡，造教堂推廣福音來救度他們的病痛。而且這也不是白來；他們往回收的不是名，就是利，很多時候是名利雙收。為什麼不，我有了錢也這麼來。
我個人向來也是無條件信仰西洋醫學，崇拜外國醫院的，但新近接連聽著許多話不由我不開始疑問了。我只說疑問，不說停止崇拜，那還遠著哪。在北京有的醫院別號是「高等台基」，有的雅稱是某大學分院，這已夠新鮮，但還不妨事，醫院是醫院的機關，只要它這一點能名副其實的做到，你管得它其他附帶的作用。但在事實上可巧它們往往是在最主要的功用上使我們失望，那是我們為全社會計，為它們自身名譽計，有時不得不出聲來提醒它們一聲。我們只說提醒，決不敢用忠告甚至警告責備一類的字樣；因為我們怎能不感念他們在這裡方便我們的好意？
我們提另來說協和。因為協和，就我所知道的，豈不是在本城的醫院中算是資本最雄厚，設備最豐富，人才最濟濟的一個機關？並且它也是在辦事上最認真的一個地方，我們可以相信。它一年所花的錢，一年所醫治的人，雖則我不知實在，想來一定是可驚的數目。但我們要看看它的成績。說來也怪，也許原因是人們的本性是忘恩，也許它的「人緣」特別不佳，凡是請教過協和的病人，就我所知，簡直可說是一致，也許多少不一，有怨言。這怨言的性質卻不一致，綜了說有這幾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