蘸著幾近枯竭的生命之墨，撰寫著很可能是絕筆的報告文學。
活過來的瞬間，我決定寫出自己的一生。是來拯救扭曲的心靈，還是為了悲劇不再發生？是大海平靜了，還是卸掉名利盔甲的心靈平靜了？
現在，該寫到那段最痛苦、最絕望的時光了。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地獄般的日子。這邊等著我的是三起官司，是法庭上一次次的唇槍舌劍，那邊等待我的是搭六個橋的心臟大手術……
更可悲的是，2004年2月17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趙女士上訴案的這天早晨，先生陪我去開庭，下樓時一腳踩空，一下子從樓梯上滾了下來，造成兩根肋骨骨裂。我抱住他大哭，我覺得上帝對我們太殘酷了，讓我一個人遭受磨難還不夠，還要讓先生跟著我一起受罪！
從2001年3月29日開始，我就像跌進了一個倒霉的怪圈，天災人禍一個接一個，躲都躲不過去。我因此明白了一個深奧的宿命道理，上帝要是跟你過不去，你啥招都沒有，只能咬緊牙關拚命抗爭，或許還能拼出一條生路。我知道在這命運的背後，卻蘊涵著深刻的、並非我這個作家所能闡釋清楚的東西。
採訪完劉曉程，我被他的境界與人格深深地打動了。我看到在這物慾橫流的社會裡，還有一個令人敬佩的靈魂、一位聖潔而崇高的守護者。我決心寫完他的報告文學再手術。我要告訴那些像我一樣徘徊於生死邊緣的心臟病同胞，中國有這樣一位偉大的院長，有一所世界一流的國際心血管病醫院。
在這篇作品中，我不僅寫出劉曉程「博愛濟貧」的崇高境界及人生追求，揭示出中國醫療體制的弊端及衛生界的腐敗，而且也真實地寫出了一個心臟病重患無法排遣的痛苦與絕望，一個人徘徊於生死邊緣的孤獨與無助，以及對生命的強烈渴望。
我忍受著經常發生的心絞痛，用我剩餘不多之毅力，蘸著幾近枯竭的生命之墨，竭力撰寫著《四萬︰四百萬的牽掛》這篇很可能是絕筆的報告文學。
這期間，一向活潑、開朗、奔放的我，一向與歌聲和笑聲相伴的我，再也不能發出笑聲了。我曾試圖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名言擦拭我心靈的淚，「將死亡視為不可逃避的平常事實而加以接受，便可以永遠地解脫對死亡的恐懼」。我也曾試圖用創造人類奇跡的科學家霍金的痛苦來稀釋我的痛苦，用他的意志堅強著我的意志，也曾試圖用「長壽無可樂，夭折無可悲，顯達無可榮，窮困無可丑」的老莊哲學來平靜自己悲憤的心……卻發現，一向自詡無比堅強、任何苦難都不曾使其低頭的我，原來卻如此脆弱。
傍晚，我和先生在海邊，看潮起潮落，聽漁歌唱晚，看美麗的夕陽西下，傾聽他人的歡聲笑語，我卻只有憂傷和歎息。萬家燈火，皓皓明月，卻照不亮我陰暗的心，強勁的海風卻吹不散我滿腔的愁緒。
人們常說，苦難對於作家來說是一種財富，我覺得這只能指過去時而言。當生命可能不再屬於這個作家時，苦難絕不是什麼財富，而是一種滅頂的災難，一種殘酷的折磨。哲人的名言在生命斷裂面前，只不過是人們送到死者面前的一束鮮花，鮮花是給活人看的，而死者看到的只能是漆黑的墳墓。我深切地感受著一個人對於生命的強烈渴望，感受著病人渴望醫生來拯救自己生命的殷切企盼，感受著無法排遣的絕望與悲痛。我真切地體會著四百萬心臟病同胞所遭受的、任何語言都無法描述的痛苦煎熬。我只需要煎熬幾個月就可以手術了，可那四百萬同胞卻要煎熬幾年，十幾年，甚至一直煎熬到死……那是怎樣一種漫長而絕望、痛苦而無助的煎熬啊！
在這段時光裡，我每天都如履薄冰般地走在生命的邊緣，很怕一不小心踩重了，踩碎了十分脆弱的生命，使我過早地陷入死亡之谷。
這期間，我的身心壞到了極點，經常發生心絞痛，整夜整夜地失眠，安眠藥對我已經不起作用了，大把大把地掉頭髮，而且，我的情緒極其低落。我想用我的過去打敗我的現在，可我的現在卻得了小兒麻痺症。我再也不是原來那個我了。
雖然，我被殘酷的現實撕去了虛偽的堅強，露出了真實的脆弱，但是，我的個性仍在主宰著我，也主宰著這部後來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連連獲獎的作品。我像過去一樣，每天坐在電腦前，把一切痛苦與絕望全部拋到腦後，潛心創作著這部作品。
這篇以生死體驗完成的中篇報告文學《四萬︰四百萬的牽掛》，後來發表在《北京文學》，並榮獲中國第三屆傳記文學大獎、黑龍江省政府文學大獎、《北京文學》第二屆「新世紀優秀作品」獎、中國報告文學第四屆「正泰杯優秀作品」獎等諸多獎項。
現在，該說說那三起官司了。
三起官司，從2002年7月立案，到2007年8月這本書下稿，歷時五年，大大小小開了十幾次庭，從判決看好像我贏了，其實我輸了，輸得很慘。而且，訴瀟湘電影製片廠著作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並沒有結束。
打三起官司是我一生中幹得最愚蠢、最勞民傷財的一件事。獨可自慰的是，它使我深切地感悟到人與人、人與社會、理想與現實的天壤之別，使我從天真走向了成熟。
作為一個人，在自身權益屢遭踐踏、人格屢受傷害的情況下，挺著即將走上生死未卜手術台的身軀，揣著用救心丸來緩解嚴重缺血的心臟，不肯向不公妥協，不肯讓靈魂下跪，不願看到更多像我一樣的作家和編劇遭受侵權傷害，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的權益和尊嚴，又為自己有這份骨氣而感到幾分自豪。
在我人生最痛苦、最絕望的時候，最真切、最深刻地感受一番期待公平公正的訴訟過程。
儘管法官丈夫一再提醒我，不要對法律抱太大希望，可我還是把掙脫噩夢、尋求公平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法律上。其實，法律並沒有承載那麼多任務。進了法庭就會發現，當事人面對的不僅是帶著各種背景的對方當事人，而且更要面對水平不一、同樣帶著各種社會關係網、各種背景的法官！
我像所有受到傷害的人一樣，以為法庭是可以釋放委屈、尋求公平的地方，卻發現法庭給雙方當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公開說假話、可以進行狡辯的平台。你放箭的同時，對方也同樣向你放箭，而且箭箭射得你心疼，射得傷口越發流血不止。我發現，我交給製片方的劇本明明是二十二集，可他們拿到法庭卻變成了十九集！我還發現，某製片方向法庭出示的證言全部充滿了虛假！
在法庭上，對方已經不重要了，是對是錯，是傷害，是委屈，在進法庭之前早已經完成了，重要的是法律——人們渴求公正、期待公平的最後底線，如何做出較為公正的判決！
訴VCD、DVD的編劇署名侵權案是當庭調解的，對方承認工作失誤，同意在《中國電視報》上向我公開致歉，並賠償我三萬一千七百元。賠償款給了，但在《中國電視報》致歉至今並沒有兌現。
訴趙女士的侵權案大大小小開了六次庭，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僅判決趙女士及《電視電影文學》雜誌在《電視電影文學》雜誌上向張雅文公開賠禮道歉，趙女士賠償張雅文為訴訟支出的合理費用一千六百元；案件受理費三千五百一十元，由趙女士負擔兩千元。趙女士不服，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了原判。最後，趙女士的賠償款給了，公開賠禮道歉同樣沒有兌現。
在法庭最後陳述時，我向趙女士說出了壓抑已久的心裡話：
「趙女士，你我都是同行，誰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如果你一開始就不是懷著排斥我的心理，而是本著對劇本高度負責的態度來對待劇本，遵循法律約定的關係，吸取我劇本中的精華，加上你的智慧，我相信，最後推給觀眾的絕不是現在這樣一部被觀眾罵得一塌糊塗的《蓋》劇！你我更不會走到今天。最後，我想說句心裡話，今後不管我們是當編劇，還是當作家，希望我們首先都要做人，然後才是編劇或作家……」
這番話不僅是說給對方，也是說給我自己，說給我的同行們！
訴瀟湘電影製片廠著作權轉讓合同糾紛案，瀟湘電影製片廠反訴我違約。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2）第216號判決稱：
「張雅文如期向瀟湘廠交付了劇本的第一、二修改稿，其行為沒有違反交稿的時間約定。……《蓋》劇作為電視劇，在片頭已明確署名編劇為張雅文，瀟湘廠提供的證據不能充分否認張雅文作為編劇的地位，對瀟湘廠所提出的確認張雅文不是《蓋》劇編劇的反訴請求，本院不予支持。瀟湘電影製片廠在本判決生效後十日內支付張雅文稿費十二萬二千元……」
瀟湘電影製片廠不服判決，向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並於2004年1月6日在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第六審判庭開庭。我先生陪我去長沙開庭。三起官司已經花掉了七八萬元，兩起官司的二審都沒有請律師，我為自己辯護。
幾起案子都開完庭了，我該上手術台了。
我內心激憤難平，如果這樣死在手術台上，我感到死不瞑目。
我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劉雲山部長寫去一封信，講述了侵權給我身心造成的巨大傷害，希望侵權問題能引起中宣部領導的重視，不要讓更多作家和編劇遭受這種傷害了。
這天，我接到中宣部工作人員的電話，邀我去部裡談談。原來，劉雲山部長對我的信做出了批示……
第一次走進中宣部，見到文藝局兩位局長及電影處的領導，沒等開口，我已老淚縱橫。我說，我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作家，自費赴歐洲採訪，挖掘出錢秀玲這樣的國際題材，因此受到中比兩國大使的高度讚揚，受到比利時首相的接見。可我不但得不到應有的首肯，反而屢遭侵權，處處遭到排擠，最後連稿費都拿不到，被迫打了三起官司。現在，我又面臨著生死未卜的心臟大手術，我對社會感到絕望……
現在一想，因為自己屢遭侵權就對社會感到絕望，未免太偏激了。
文藝局領導說：「雅文，你不要絕望。你本來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卻受了這麼多委屈，確實讓人很同情。這些事本來不應該發生。如果他們按照法律行事，就不可能發生這種事了。在影視界，作家、編劇被侵權的你不是第一個。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我們的重視。希望你不要絕望，你應該相信，我們有法律，有行政，有媒體，希望你安心去做手術……」
我說，侵權不僅傷害了作者，而且影響了中國影視業的發展。就拿《蓋》劇來說，就其題材本應向世界推出一部力作，可到最後連「飛天獎」都沒評上，只評了一個提名獎。不僅是我，好多作家和編劇都因被侵權而受到傷害。我希望中央對影視界這種無法、無序、無德的現象引起重視，希望我啼血般的吶喊，能喚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還有一件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安慰。
數天前，我跟中國作協常務副主席陳建功先生通電話時，無意中談到打三起官司的事，他說了一句：「沒想到你受了這麼多委屈……」電話很快就掛了。
不一會兒，《文藝報》資深記者胡殷紅打來電話，說建功讓她來採訪我。我非常感動。在北京高院開庭的那天早晨，胡殷紅特意跑到法院門口，給我送來一沓《文藝報》。看到胡殷紅的臉色有些憔悴，我問她怎麼了。她紅了眼圈，哽咽道：「我父親剛剛去世，我還沒上班呢。」
我的眼圈頓時也紅了，為她專程跑來給我送《文藝報》，為她采寫我的文章《張雅文維權之路》，以半版篇幅刊登在2004年2月14日的《文藝報》上，為陳建功副主席對一個絕望中的作家所給予的關懷……
捧著這份《文藝報》，如同捧著一份渴盼已久的安慰，捧著一份為正義而歌而泣而吶喊的同情。這篇文章在文藝報發表之後，在文藝界引起很大影響，後來又被《作家文摘》轉載。
2004年3月6日，先生的肋骨好多了，寫劉曉程的報告文學也完稿了，我該上手術台了。
離京前一天晚上，作協一位領導夫婦及作家出版社主編侯秀芬夫婦為我餞行，送給我六支百合。第二天早晨，我帶著百合，帶著朋友的祝福上路了。
迷途漫漫，終有一歸。
當一個人可能要離開這個世界時，她對生命的詮釋與理解，跟以往完全不同了。現在一想，一部電視劇的編劇署名算得個啥，何必那麼認真呢，太不值得了。那些侵權的破事，只不過是我生命過程中一段令人唾棄的遊戲，何必動那麼大的肝火呢！人要死了，名啊，利啊，還有什麼用？《聖經》上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可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於清晨醒來已近黃昏。
晚矣！一切都已晚矣！
儘管劉曉程院長一再向我保證：「你應該相信我，我一定要回報你的生命！」但我知道，搭六個橋的心臟手術絕非小手術，必須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給朋友該打的電話，都打了。動身前，我在電腦裡留下兩封遺書，一封是寫給先生，另一封是寫給自己。
給自己只寫了幾句話：
「上帝給了你如此豐富而傳奇的人生，你沒有把它留下就走了，那太遺憾了。所以你不能死，一定要挺過這場生死大劫！」
給先生的信寫道：
親愛的賀玉：
明天我就要去醫院了，儘管是曉程為我做手術，但我必須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我把對你要說的話留給你，留給這個美好而殘酷的世界。
親愛的，如果我真的走了，你不要太難過，這是上帝的旨意。我今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我選擇了你，你選擇了我。我們恩恩愛愛、無怨無悔地走過了四十多個春秋，任何磨難都不曾讓我們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