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走出人生低谷
與即將押赴刑場的死刑犯面對面，與國際主義戰士握手；從山溝走向城市，從城市走向世界。輝煌時刻，我卻產生跳樓般的痛苦。人，為什麼總是跟自己過不去？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創作上走到了最痛苦、最艱難的爬坡階段。
我喜歡寫小說，也喜歡寫報告文學，大家都說我的報告文學比小說寫得好。我想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憤怒出詩人，激情出報告文學作家。可是，想寫報告文學，卻找不到好素材；想寫小說，卻發現寫了幾篇報告文學之後，不會寫小說了，一寫小說就像寫報告文學似的，激情有餘而冷靜不足，缺少小說的空靈與含蓄，語言顯得直白而張揚。
我開始失眠，變得心浮氣躁，整夜整夜趴在桌子上，寫完又撕，撕完又寫，清晨扔出去一堆廢紙。深夜，實在寫不下去了，就跑到馬路上漫無目的地走，看著萬家燈火一點點兒地熄滅，直到賀玉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在日記中寫道：「我沉浸在痛苦的追求之中，聽憑心在低吟，靈在哀鳴。我為自己的人生選擇而自豪，卻又為尋不到突破而苦惱。我就像一匹瞎馬，整天在森林裡東一頭西一頭地瞎闖，為每一絲陽光而興奮，卻又為每一片烏雲而苦惱。茫茫之途，我找不到出路，只有我的心靈在向我的心靈哭訴……」
有一段時間，我乾脆不寫了，拚命讀書，讀《百年孤獨》、《喧囂與騷動》、《第二十一條軍規》、《第三次浪潮》……總之，國內外流行什麼我就讀什麼，什麼魔幻現實主義、黑色幽默、意識流，不管讀什麼都是囫圇吞棗，一知半解，並沒有太大收穫，創作上絲毫沒有長進。
我問自己：你在文學的金字塔上到底能爬多高？三層、五層，還是七層、八層？你到底有多大的天賦和才華供你使用？
有一點我非常清楚，不管文學道路能走多遠，不管我能衝上第幾個台階，我都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因為文學已成為我生命的需要，而不是生存的需要！
經過漫長而痛苦的思索之後，我決定給自己鬆綁，決定揚長避短尋找出路。我覺得在寫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方面比較順手，發表的一些作品反響都不錯。可是，那個時期中國的報告文學步入低谷，好多題材都處於敏感領域。於是，我決定開拓一個新的領域——到國外去闖蕩。
後來意識到，這次鬆綁對我來說太重要了。它使我不再像過去那麼不自量力，那麼苛刻，那麼逼迫自己了。我變得自由了。
蘇聯剛解體不久，冷凍多年的中俄邊貿開始活躍起來，大批中國人赴俄淘金，人們稱他們是「國際倒爺」。我決定去俄羅斯闖一闖，去那裡的差旅費便宜，護照也好辦。我們這代人是讀著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唱著《小路》、《山楂樹》，背誦著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生格言走過來的，對那片神奇的土地充滿了特殊的感情。
先生卻不同意：「俄羅斯那麼亂，你又不會一句外語，一個人跑到異國他鄉，萬一出事怎麼辦？」
我卻覺得只有勇敢地闖入別人沒有闖入的領域，才能發現別人沒有發現的新天地，才有獲得成功的機會。
從1991年夏天開始，不會一句外語的我，懷揣一本簡單的《中俄對話》小冊子，背著半人高的十幾套皮夾克，拎著兩隻裝有旅遊鞋的旅行袋，夾雜在眾多「倒爺」中間，登上佳木斯開往哈巴羅夫斯克的客輪，一連三次踏上俄羅斯的土地，歷時四個多月，去過哈巴羅夫斯克、莫斯科、新西伯利亞、皮亞季戈爾斯克、車臣、伊爾庫茨克等許多城市。
孤身一人，不會外語，在剛剛解體錯綜複雜的陌生國度裡闖蕩，我的狼狽和處境可想而知。就像一個睜眼瞎子，經常找不到飯店，找不到住處，住過沒有蚊帳的小店，被俄國大蚊子咬得滿身大包，住過留學生的宿舍，住過素昧平生的華僑家，一天只吃一頓飯。深更半夜被一陣砸門聲嚇醒，第二天早晨發現，一個醉鬼躺在門口睡著了。一次，我手拿相機正準備拍照，一個俄國男人走過來，衝我比比畫畫要用他的伏爾加轎車換我的美能達相機。我衝他擺手不同意，他衝上來就搶，嚇得我抱住相機拚命大喊，總算把那傢伙嚇跑了。
每到一座城市，我就隨著「中國倒爺」找個便宜旅館住下來，照葫蘆畫瓢記下住所的門牌號，再把附近的汽車站牌或地鐵站牌記下來，這樣就不至於把自己弄丟了。之後，我就跑到嘈雜的市場上，守著一堆皮夾克和旅遊鞋，跟俄國人「吧唧吧唧」地討價還價，一蹲一天，到了晚上，興高采烈地數著賺來的大把盧布，賺夠了旅費，我就去找華僑、留學生、「倒爺」等各色各樣的人物聊天，聽他們講述在異國他鄉闖蕩的故事。
我感受著豐厚的俄羅斯文化，也目睹了變革時期的俄羅斯現狀，聽到許許多多中國人闖蕩俄羅斯觸目驚心的故事。這些新奇而鮮活的故事激勵著我的靈感，蕩滌著我心中長期以來的迷茫與困惑，在我眼前拓開一片嶄新的視野。
最驚心動魄的要屬去車臣了。
1992年9月，佳木斯某公司楊經理要去皮亞季戈爾斯克及車臣催要貨款，我決定跟他一起去採訪。楊經理說車臣正在打仗，太危險。
我說：「沒關係，我自己承擔差旅費，出了問題我自己負責！」我覺得能去車臣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我背著十幾套皮夾克，跟隨他們一行三人從哈巴羅夫斯克出發，飛往位於北高加索的皮亞季戈爾斯克，從那裡乘火車再去車臣首府格魯茲尼。
一個深秋的傍晚，我隨同他們三人從皮亞季戈爾斯克登上開往格魯茲尼的列車，住進一間破舊的、門板上有好多窟窿的包廂。已是午夜，我們四人躺在漆黑的包廂裡卻毫無睡意，緊張地盯著從門板窟窿裡射進來的燈光，聽著過道裡不時傳來的腳步聲……
當時，正是俄羅斯與車臣交戰的前夜。這裡除了少數列車及客車與外界通行之外，飛機和鐵路貨運全部被俄羅斯封鎖了。車上的治安極差，經常發生搶劫殺人事件。前不久，據說幾個中國人就在車廂裡被搶了。
正提著心，門外忽然傳來「砰砰砰」的砸門聲及「嘰裡呱啦」的吼叫聲。我們誰都不敢吱聲，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兒了。只見翻譯起身猛地打開包廂門，衝著門外「嗷嗷」大吼幾聲，回頭對我們說：「幾個傢伙找錯包廂了！」我看見昏暗的過道裡虎視眈眈地站著幾個彪形大漢，鬼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列車終於到達車臣首府格魯茲尼。儘管楊經理電話通知了欠款客戶蘇裡曼來接我們，但他沒來。我們只好站在秋雨綿綿的站台上等他。
一直等到下午兩點，我們才見到個子矮小、頭髮稀少、長了一雙貓頭鷹眼、一看就是老滑頭的欠款客戶蘇裡曼。
一見面，楊經理就譴責他言而無信，質問他為什麼三百萬貨款到現在還遲遲不匯。蘇裡曼卻把玩著手中的油筆，說他賬面上有的是錢，但俄羅斯把銀行封了，匯不出去，還說他有大量的石油，但俄羅斯封鎖了海陸空運輸，運不出去。說完，他不以為然地聳聳肩，雙手一攤，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架勢。一連幾天，都是在這種毫無成效的談判中度過的。
在這裡，時時都能感受到戰爭前的恐怖。白天還算平靜，一到晚間，站在旅店窗前往外一看，遠處炮火連天，槍炮聲像爆豆似的，火光把半邊天空都燒紅了！再低頭往窗下看，身著迷彩服、荷槍實彈的士兵，三五成群地在馬路上走過，「卡卡」的皮靴聲整夜整夜敲著耳鼓。這就是在俄羅斯製造了多起恐怖事件的車臣黑手黨。一到晚間，我們誰都不敢出門，每人買一把斧子，白天出去腰裡都別著斧子。說來可笑，一把斧子能抵擋住黑手黨的衝鋒鎗嗎？自己給自己壯壯膽唄！
要說不害怕那是撒謊，但我絲毫不後悔，反而覺得挺自豪，經歷過車臣這樣的戰亂環境以後，後來再去韓國，去歐洲，就覺得非常輕鬆了。
在格魯茲尼的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乞丐。這裡的乞丐非常多。在一座幾十米長的橋上，我數了數，不下十幾個。一位父親領著三個十來歲的孩子，一看我們過來，三個小傢伙立刻齊刷刷地跪下來，向我們一齊伸出小手……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女，一身黑色長裙，一條黑頭巾，身旁放著一隻紅色小木桶，毫無表情，一動不動地坐在橋頭，遠遠看去，就像一幅色調深沉的油畫。我很想扔給她一點兒錢，但隨行的楊經理告訴我，千萬不要發善心，更不要露富，否則會招來殺身之禍。
在車臣逗留了一周，第八天早晨，我們乘客車離開了這裡。
在車上，我望著滿目蕭條、充滿恐怖的城市，想起旅店老媽媽跟我們告別時說的話：「唉，你們回中國多好，那裡沒有戰爭……」
是啊，生活在戰爭中的人們，多麼渴望和平的生活啊！
我曾問過老媽媽，車臣人願不願意獨立，她悻悻地說：「獨立有什麼好？車臣四面都被俄羅斯包圍著，光有石油有什麼用？現在連麵包都沒有！鬧獨立的都是那些當官的，都是為了爭權奪勢！老百姓要的是安安穩穩地過日子。鬼知道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老媽媽說得極是，任何一場戰爭都不是老百姓發起的，更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後來在電視上看到車臣爆發戰爭，我想起那位老媽媽以及在橋頭乞討的孩子，不知她們是否還活著。
上車後，滿嘴起泡的楊經理長歎一聲：「唉，這趟又白跑了！」
為這三百萬貨款，楊經理冒著生命危險六次來到車臣，曾找過車臣共和國總理瑪瑪大耶夫和後來被俄方炸死的總統杜達耶夫，都沒有解決問題。他的密碼箱被人搶跑，在旅館房間裡發現子彈頭，可到最後一分錢都沒要回去。
俄羅斯之行，我的收穫太大了。
我在創作上的苦悶與困惑消失了。我開闢了一個獨特而新奇的境外領域，接連在全國數家報刊發表了《苦戀》、《打到車臣總統府的官司》、《被當作人質的經理》、《留學的騙局》等幾十篇紀實作品，出版了報告文學集《玩命俄羅斯》。《為了揭開人類抗衰老之謎》在《當代》雜誌發表後，編輯部召開了作品研討會。
從這時起，我開始量力而行，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再苛求「深刻」與「偉大」，不再過分追求「高雅」與「純文學」。總之，不再給自己套上不現實的枷鎖。這樣一來反倒輕鬆了，創作起來多了幾分從容，也多了幾分灑脫。
正因為有過闖俄羅斯的經驗，所以才有了後來的《韓國總統的中國御醫》、《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