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先生在中國婦聯秘書長面前承認我是編劇，但在劇組上報《蓋》劇主創人員名單時，卻將趙女士署為「編劇」，而將我署為「原著」，被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領導一眼發現了，她立刻以製片方（之一）的名義向瀟湘電影製片廠廠長及央視領導打電話闡明了觀點：「張雅文是編劇這是早就定的，不能再改變了！」
這事之後，我的失眠更嚴重了，而且出現了心慌、心悸、心絞痛，脈搏忽高忽低。我經常在夜深人靜時，像個幽靈似的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有時心像要爆炸似的。先生常常被我驚醒，他苦苦地哀求我：「雅文，你快把那些破事看淡點兒吧！要不你就完蛋了。咱還是先要命吧。有命才有一切呀！」
我趴在他肩頭嗚嗚大哭：「他們為什麼這樣對待我？為什麼左一次右一次地欺騙我？你說我到底有什麼錯？」
「雅文，你沒有錯，是他們欺人太甚了！我求你千萬想開點兒吧，要不咱這個家就完了！」
我身體壞到了極點，每天只能靠安眠藥睡覺，隨時都發生心絞痛。而且，牙床潰爛，牙齦出血，口腔沒有一點兒唾液，鼻子上一個接一個地長癤子，一連長了五個，弄得鼻子又紅又腫。天天感冒，在屋裡穿著毛衣毛褲披著棉大衣還冷，鼻涕一把接一把。我越來越自閉，不願見任何人。即使這樣，我每天仍然按照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的要求，玩命地修改著《蓋》劇本和小說，把兩部四十五萬字的作品分別壓到三十五萬字，就連參加全國作代會期間都在改稿。
2002年除夕，午夜，全家都在電視機前看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活潑可愛的外孫女滿屋追趕著姥爺給她買的一隻紅色心形氣球，追著追著，只聽「砰」的一聲，小傢伙立刻喊起來：「哎呀！我的心碎了！我的心碎了！」
孩子的這句戲言卻說中了我。
電話響，我端著餃子來接電話，一位朋友來電話拜年，末了說了一句：「雅文，我看到中國電視報上打出的《蓋》劇廣告，編劇署名好像不是你……」
「是誰？」我急忙問了一句。
「好像是……」
我撂下電話，急忙問先生：「賀玉，我讓你買的電視報呢？」我知道《蓋》劇播出前肯定會打廣告，今天下午讓他去買電視報，他回來卻說電視報賣光了。
「雅文，我本想讓你過個好年……」先生只好走進臥室拿出一沓《中國電視報》遞給我，「雅文，你千萬看淡點兒，咱不要那個編劇署名算了。」
他的話音沒等落地，我手中的盤子和餃子卻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女兒急忙勸我：「媽，她不就是要那個編劇名嗎？咱不要了，給她算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連四期《中國電視報》，半版篇幅都打著《蓋》劇廣告，編劇位置上醒目地打著一個人的名字：趙女士。根本沒有張雅文的事！全家人早都看到了廣告，就是不敢告訴我。
此刻，我的心就像地板上那幾片皺皺巴巴的氣球碎片一樣，不是碎了，而是爆炸了。我相信，一個人的心要被擠壓到一定程度也會爆炸。不過，心要爆炸不會像氣球那樣變成幾塊殘破的碎片，而是要流出鮮血。因為人畢竟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動物。可我找不到人的良知，腦海裡只有四個字：欺人太甚！
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絕望——一種對人性的絕望！
我先生急忙取來幾粒救心丸塞到我嘴裡。
此刻，我想到那位編劇同行以及那些決策者，一定過得很愉快、很開心吧！而我在這個除夕之夜，卻體會到人為什麼會崩潰，為什麼會發瘋，為什麼會自殺或殺人！我相信任何人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
我不求得到他人的青睞，我既不年輕，又不漂亮，既沒錢，又沒背景，只求他人能公平待我，可連這點兒要求都達不到。我不知這到底是我的錯，還是別人的錯。我不由得想起小C說的那句話，「雅文姐，這真像要強姦你還得要你同意一樣！」
不，強姦只是被人強暴一次身體，現在強暴的是一個人的生命！對一個視文學為生命的作家或藝術家來說，其作品就是她的生命！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夜未合眼的我，上午十點，撥通了A先生的電話，問他這又是怎麼回事。
他說：「這不是我搞的，更不是我的責任。我已經向廣告部提出抗議了，他們下一期就改過來！」
我不知又是誰搞的，更不知由誰來承擔這份責任。我只知道我卻承受著一次次心碎的後果。
大年初一，我揣著這顆破碎的心，又改了一天稿子。晚間六點一刻，兩部書稿終於畫上最後一個句號。之後，我給《中國電視報》廣告部發出一封抗議信……
也許，我就像海明威筆下那位老漁夫桑提亞哥一樣，寧肯拖回一副大馬林魚的骨架，也要與鯊魚搏鬥下去。
之後，我把除夕夜帶來的氣憤、不平、痛苦，統統地嚼碎了，咽進肚裡，第二次飛往布魯塞爾。
全家人沒一個贊成我去，怕我把小命丟在歐洲。可我必須要去。因為製片方弄丟了五張錢秀玲老人最珍貴的照片底片，再說我出書要使用老人的照片，需要取得老人的授權。先生見我去意堅決，只好給我帶上心臟藥，買了「一路平安」的條幅讓我帶著。
2002年2月14日大年初三下午一點，登機前，先生雙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語重心長地說：「雅文，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要挺住。記住，不管能不能成功，我和孩子都盼望著你能早日歸來。」
我沖先生意味深長地點點頭，轉身向海關走去。
過了海關，我回頭瞅一眼站在遠處向我招手的先生和孩子，心頭掠過一絲蒼涼，甚至有一種視死如歸的悲壯，兩眼模糊了。
昨天晚上，我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胡玉萍打電話說：「玉萍，如果我真的飛不回來，這本書就是我的絕筆，你一定要出好……」
「雅文，你胡說什麼呀你？別胡說八道！」胡玉萍嗔怪我。
我的身體和精神都壞到了極點。我不知能否經得住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更不知錢秀玲老人的監護人能不能同意授權，不知我還能不能飛回來。
但是，個性決定我的行為，也決定著我的命運。
十個小時之後，飛機到達法蘭克福機場。我在法蘭克福機場等了六個多小時。坐在空曠的候機大廳裡，不由得想起上次在法蘭克福「攆」飛機的情景，想起見到錢秀玲老人的激動心情……那時，我懷著美好而宏大的願望，什麼苦啊、難啊，全不放在眼裡。可今天，我卻變得身心憔悴，傷痕纍纍，連署不署自己編劇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知劇本改成了什麼樣子。
我乘坐的4226次航班在當地時間零點一刻，到達了布魯塞爾機場。
這次來比利時，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文化處派白光明先生陪了我五天。白先生把我送到我事先聯繫好的瀋陽駐布魯塞爾高建武夫婦開的招待所。
中午，白先生陪我來到錢秀玲老人的親屬開的餐館，看到錢秀玲老人比兩年前老多了，仍然一副笑容可掬的慈祥模樣。
「錢媽媽，您還認識我嗎？」我問她。
「認識。」
「記得我是誰嗎？」
老人卻搖了搖頭。我拿出為他們每人準備的禮物，送給老人一條花格羊絨大披肩，送給她兒子米加夫婦一套中國工藝品及一塊絲綢。
米加夫婦開口就質問我，我聽不懂他們說什麼，但從表情上看出他們好像很生氣。
白先生翻譯說：「他們問你，為什麼後來換成了另一名編劇，而不是你？劇組到來之後，為什麼一點兒不尊重他們，連聲招呼都不打，就向媒體大肆宣傳他們的母親？」白先生低聲對我說了一句，「我們必須化解他們的不滿情緒。」
原來，劇組與錢家人搞僵了，雙方都動用了律師。米加夫婦提出，不許劇組在《蓋》劇中使用錢秀玲老人的肖像，不許在宣傳中提到錢秀玲的名字。後來，錢秀玲老人的孫女來中國拍攝她祖母的紀錄片，給我打電話，我請人民文學出版社給她發的邀請函。
我越發擔心授權問題，只好賠著笑臉向他們道歉：「對不起，劇組換成另一名編劇，是為了充實編劇的力量。劇組沒有向您打招呼，是他們年輕考慮事情不周，我向您道歉，請原諒，希望這件事情不要影響了我們之間的關係。」
白先生悄聲說：「張大姐，該道歉的不應該是你……」
米加醫生連連擺手：「NO！NO！請你放心，這些事情不會影響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這才客氣地提出了肖像授權問題。白先生翻譯時，我聽到了自己的心跳，像擂鼓似的。我知道，成敗在此一舉。如果不同意，我將白跑一趟。只見米加醫生衝我點了點頭，拿出紙和筆，在餐桌上匆匆地寫起授權書……
懸了多少天的心，一下子落地了。
接下來的五天，白先生開車陪著我，馬不停蹄地跑了好多地方，來到艾克興市，市長杜特裡約先生熱情地接待了我，給我重新翻拍了弄丟的九十多名人質的照片。我給市長帶去了珍貴禮品——陪他遊覽長城時給他拍的六個膠卷的影集。白先生又帶我來到納粹德國在比利時的軍政總督府塞納弗城堡；又驅車前往一百六十公里外的海爾伯蒙小鎮，找到錢秀玲老人的舊居；又帶我跑到兵器資料館，找到二十多幅納粹將軍法根豪森的照片。資料館的照片要價很高。白先生問我：「張大姐，他們要五十美金一張，你能買嗎？」
「買！多少錢都買！如果我帶的美金不夠，就從你們大使館借點兒。」
白先生跟他們講了半天價，二十多幅照片全部被我買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