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趙女士是你們請來的編劇，你們應該體諒她的感受。可是，你們考慮過我的感受嗎？《蓋》劇是我自費跑到歐洲、歷盡千辛萬苦挖掘的素材，又嘔心瀝血創作出的劇本，你們卻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帶著趙女士踏著我給你們牽線搭橋的關係飛往布魯塞爾……之後，你們又背著我簽訂兩份合同，讓趙女士取代我的編劇。你們卻沒一個人坦坦蕩蕩、光明磊落地告知我，而是一直在欺騙我。我這把年紀了，沒門沒窗沒背景，不被人看重也就罷了，可你們總不能像糊弄小孩子一樣耍弄我吧？別說是一個老作家，就是三歲孩子，也受不了這種人格的輕視和權益的傷害呀！我更不理解，你們為什麼不能讓我和趙女士共同努力搞好劇本，而非得要貶低一個、抬高一個，捧一個、排斥一個？
在中國婦聯領導面前，我第一次道出內心的委屈，說到傷心處，不禁老淚縱橫，聽得婦聯秘書長幾次紅了眼圈。
我說：「我從沒有傷害過趙女士，可她卻傷害了我。她不應該在劇本上處處排斥我，她應該本著對《蓋》劇負責的態度來對待劇本。在對待劇本的問題上，其實你們內部的意見並不統一……」
聽到這話，A先生頓時一愣，問我：「你怎麼什麼都知道？誰告訴你的？」見我不回答，他氣憤地說，「我一定要找出這個人，找出來我決不饒他！」
是的，我也想找出這個人。我想好好地謝謝這位有良知、有正義感、有同情心的朋友，可惜一直沒有找到。
不久，《蓋》劇劇組赴比利時開機了。臨行前，我在一家不錯的餐廳請周先生共進晚餐，再次談到我的稿酬問題。他說等資金到位就付給我。
之後，像上次離去時一樣，我帶著破碎的心，踏上北去的列車，不知下一步還會發生什麼。
我開始嚴重失眠，整夜在床上輾轉反側。睡著了就做噩夢，總是夢見一幫人來搶我的孩子。我拚命爭搶也搶不過他們，拚命地大喊：「還我孩子——還我孩子——」過去我從不說夢話，從那時開始，我經常半夜三更大喊大叫，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幾天前，小孫女放假來我家住幾天，半夜被我的哭喊聲嚇醒了，哭著說：「奶奶，你說夢話太嚇人了！我好害怕，我要回家……」我急忙安慰孩子別哭，奶奶不喊了。
我開始不願見任何人，整天坐在電腦前，瘋狂地創作《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的長篇小說。四個月完成了四十五萬字的長篇。
我本來是一個開朗、豁達、能自我化解矛盾的人，但這次，我那屢經磨難、一向自以為無比堅強而充滿陽光的心靈，第一次變得扭曲了。一向活潑、開朗的我，一向與歌聲和笑聲相伴的我，竟然連笑都不會笑了。我不知我得了抑鬱症，還是精神分裂症。總之，我患上了嚴重的心理疾病。尤其再次接到那個神秘電話之後，我的心變得更加陰暗、更加可怕了。
我明白了一個深刻的人生道理，一個人可以承受無邊的苦難和巨大的付出，但卻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輕蔑。因為人格、尊嚴和權利是一個人的立足之本！
這天晚上，我又接到了那個神秘電話，他開口就問我：「張雅文，你是不是沒有學過編劇？」
「你為什麼問這個？」我敏感地反問了一句。
「你是不是只讀了小學？」
「不，我小學沒有畢業！我一生沒有一張畢業證，連小學畢業證都沒有！」我一聽就來氣了，不由自主地衝他發起火來，「就因為我沒學過編劇，就因為我是小學生，所以他們就瞧不起我，就不相信我的創作實力？我告訴你，這純屬是借口！」
電話那頭突然沒了聲音，好像被我這番話給嚇住了，好一會兒才問了一句：「你得罪過誰嗎？」
「不！我從沒有得罪過任何人，而是他們欺人太甚了！」接著，我講起那部兒童電影的事。
聽完之後，他猶豫了片刻，才說：「我考慮還是應該告訴你，劇組上報的編劇署名不是你……」
聽到這句話，我的心臟突然劇烈地疼痛起來！
電話掛了，我一頭仰在沙發上，額頭全是冷汗，先生急忙把我扶到床上躺下。
我心裡憤憤不平，小學生怎麼了？小學生就沒有創作實力嗎？當一個人把三十年乃至半生的生命全部抵押在一項事業上，不是投入，而是抵押，我相信這項事業即使是鐵打鋼鑄的，也會因為這種巨大的生命投入融化而變成一尊高潔的聖盃！世界上有多少「小學生」成了著名作家？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歐·亨利、馬克·吐溫、魯索、傑克·倫敦……這只不過是某些人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借口罷了。
在這裡，我不能不借用評論家的筆，為我這個「小學生」說幾句話了。
2002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龍江省十一位作家評傳。由哈爾濱師範大學吳井泉、王秀臣教授撰寫的《以生命做抵押——張雅文論》寫道：
「她無論是在小說、報告文學的創作上，還是在影視領域裡都有佳作問世，精品迭出，這不能不令人驚奇。更讓人刮目相看的是，這位在東北廣袤的黑土地上成長起來的作家，卻是迄今中國女作家中，第一位運動員出身，第一位自費到國外採訪，第一位寫出長達四十餘集電視連續劇的女作家。這『三個第一』只是客觀存在，還不能說明她的文學成就和內在的精魂。而她最令人感動、最令人難以忘懷、給我們教益和啟迪最深的是，她僅受過小學五年半的正式教育。就是這樣一位具有小學文化的女作家，竟有如此非凡的傑出創造，不能不讓人感慨萬千、思緒如潮……
「命運多舛的人生閱歷，使她的作品充滿了剛健蒼涼的理性之光；敏感多思的個性氣質，使她的作品充滿了憂患而智能的理性之光；自強不息的拚搏精神，構築了她的作品崇高美的風骨；凝重執著的美學追求，使她的作品流淌著昂揚不屈的精神血脈；外傾心態的情感噴射，使她的作品洋溢著汪洋恣肆大氣磅礡的審美氣息……」
兩位教授在完成這部評傳時，我在北京，他們連我本人都沒見過。
我為自己再多說幾句，權當是自我標榜、自我吹噓吧。
本人是國家一級作家、黑龍江省作協副主席、省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省裡兩屆黨代會代表、兩屆省級「三八」紅旗手、全國自學成才優秀人物。這是社會對我的承認，而不像有人背後詆毀的那樣，她是一個沒水平、沒創作能力的「小學生」。是的，我不是命運的寵兒，沒有任何背景，從沒有得到過上帝的青睞。我的文學成就是靠自己的根根白髮、縷縷皺紋鋪出來的，是靠自己「以生命做抵押」搏出來的。我用自己的作品和人格贏得了社會的承認！
寫到這裡，我想到了鄧亞萍。
她因個子矮小而被所有的教練判過「死刑」。唯有鄭州市隊教練從她眼睛裡看到一種不服輸的勁頭，才收留了她。從此，「臥薪嘗膽」四個字，在小小鄧亞萍心靈深處生了根，發了芽，長成了比她高出幾十倍、幾百倍的參天大樹。可她打得再好，卻遲遲進不了國家隊，進了國家隊也沒有教練要她，最後只好由幾次力薦她的張燮林教練親自帶她。1988年，鄧亞萍第一次參加亞錦賽，最後決賽與李惠芬爭奪冠亞軍。李惠芬最後一個球是擦邊，裁判沒看清，問鄧亞萍看沒看見，鄧亞萍說沒看清。她獲得了冠軍。賽後，張燮林問鄧亞萍：「最後一個球到底是不是擦邊？」
鄧亞萍低下了頭。
張燮林火了：「你為什麼不承認擦邊？」
「這個球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我進國家隊太難了，大家都瞧不起我……」
可是，無論鄧亞萍的理由多麼充分，張燮林都絲毫沒有原諒，而是狠狠地批評了她，讓她向李惠芬道歉，向隊裡寫檢查：「你要記住，你不僅要贏球，還要贏對方的心，你要讓對方心裡服氣！輸贏只是技術問題，而你這種做法卻是品德問題。它是任何金牌都換不來的！你要記住，你代表的不是你個人，而是一個國家。你個人的品德將代表著中國人的品德形象！」
我佩服張燮林教練，他不僅教鄧亞萍高超的球技，更教她如何做人。打球只是技術，而做人卻是品德，任何一個行業都是如此。人們佩服在公平競爭中的勝利者，而鄙視那些靠「黑哨」、「黑裁判」獲取獎牌的人。
特殊的職業，造就了特殊的個性。特殊的個性，又造就了特殊的人生。我是運動員出身，我渴望陽光下的競爭，從不會搞陰謀詭計。
文藝作品卻不同於體育，它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曾被十五家出版社退稿。梵高的作品，在他活著的時候一幅沒賣出去，後來卻賣到了天價。中國的獲獎小說也多有被編輯退稿的情況。影視作品就更難說了，人為的因素更大。
第二天，我撥通了中國婦聯秘書長的電話，問她編劇署名是怎麼回事。
秘書長感到很吃驚：「雅文，你怎麼知道的？聽誰說的？既然你知道了，我就告訴你吧。你是編劇這是早就定下的。我們婦聯肯定會堅持我們的意見。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意見，再想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