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生命可以承受無邊的苦難，但承受不了無足輕重；生命可以承受貧病交加，但承受不了同類的冷落；生命可以承受失敗，但承受不了尊嚴的失卻……我也要說：生命可以承受無盡的苦難和付出，但卻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輕蔑！因為人格、尊嚴、權利是一個人的立足之本！
2001年3月29日——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黑色星期五。
四天前，我把修改後的又一稿劇本交給周先生以後，跟先生一起來到南戴河放鬆幾天。
下午四點三十分，忽然接到製片人小C打來的電話，說有重要事情要立刻見我。我問他明天行不行，他說不行，今天必須見我。沒有火車，我只好乘最後一趟大巴連夜趕往北京，到北京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了。
此刻，我的心就像長安街的燈火一樣，一片燦爛的明亮。我想一定是劇本有了結果，也許明天要討論劇本，也許要我再修改一稿。
總之，我懷著滿腔熱情走進了曾簽約的奧斯凱賓館207房間。可是，小C的第一句話卻像當頭一棒：
「雅文姐，央視影視部說你的劇本不行，必須另請他人修改，否則央視影視部就不立項！」
我頓時傻了！沒想到會出現這種結果，因為製片人一再告訴我，讓我不要著急，讓我等待導演介入一起談意見，可現在……
我問小C：「為什麼製片人一連三個月不提一條修改意見，而是以等導演介入一起談意見來欺騙我？為什麼現在突然提出我要不同意他人加盟央視影視部就不立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C說：「雅文姐，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是傳達劇組的決定。你要不同意他人修改，央視影視部就不立項，這部電視劇就要泡湯了！」
我無法接受這個要挾性的條件。再說，他們可以不考慮我的感受，可總不能不考慮雙方簽訂的法律合同吧！
我和瀟湘電影製片廠簽訂的劇本轉讓合同明確約定：我是獨立編劇。沒有他人加盟修改的條款，更不存在央視立不立項的問題。
即使劇本需要修改，也應該告知我。這是法律賦予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也是影視創作的慣例。如果他們早提出修改意見，這三個多月我早就把劇本改完了。他們為什麼不這麼做？為什麼要以導演介入欺騙我，最後又以央視影視部不立項來要挾我交出修改權？我覺得我的權益和人格受到了極大傷害！
我說：「我是跟瀟湘電影製片廠簽約，我只應該對瀟湘電影製片廠負責。央視影視部立不立項跟我們的合同沒有關係！」
小C說：「雅文姐，人家央視影視部投資，就得聽人家的嘛！你就同意了吧，反正你還是編劇，加盟的只是改編。」
「那我跟加盟的編劇一起修改劇本可以吧？」我覺得這樣有利於劇本的修改。
「不行！」
「為什麼不行？這是我的劇本，為什麼我跟加盟者一起修改都不行？」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是傳達劇組的決定……」
「你們準備請哪個編劇來修改劇本？」
「我不知道，這事由央視影視部說了算。」
他在撒謊。其實就在3月29日找我談話的這天上午，小C代表瀟湘電影製片廠和劇組跟趙女士已經簽訂了修改《蓋》劇本的合同，上面有小C的簽名。兩年後我在法庭上見到了這份合同。這也是小C當天必須見我的原因。
我跟小C談了五個多小時，直到凌晨四點，仍然毫無結果。小C提議先回房間休息。我卻經歷了有生以來最痛苦、最難熬的一夜。
一個出身貧寒、從底層衝出來的小人物，闖到今天不容易，闖出來一個機會就更不容易了。所以簽約以來，我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認真地修改劇本，跟大家合作得很愉快。周先生和小潘去哈爾濱吃住在我家裡。我和先生熱情地招待他們，臨走還給他們帶一堆好吃的。周先生說要開新聞發佈會，讓我把三十多張錢秀玲的照片底片寄給他。他們卻弄丟了五張最珍貴的底片，給我造成了巨大損失。小C說，準備由我帶製片人和導演去比利時選外景，讓我跟錢家人聯繫。我則多次給錢憲人先生打國際長途、發傳真，幫製片人牽線搭橋。
我找不出問題的癥結到底出在哪裡，卻想起朋友多次提醒我的話：「雅文，你可要當心，千萬別再發生兒童電影那種事……」
幾年前，我編寫了一部滑冰題材的兒童電影劇本，電影局通過並下發了准拍證。我所在單位的領導和省電視台台長在北京一起找我談話，說中央某影視部同意投資這部兒童電影，但提出一個條件，有人要掛名編劇。在我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從沒遇到過這種事，為了單位的利益，只好違心地同意了。可是，他們三折騰兩折騰，居然把我的編劇署名弄沒了，變成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明明是他們求我來搭我的車，最後搭車者卻把我一腳踹下車去，簡直不可思議！後來，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領導出面干涉，製片方才不得不把我署為第二編劇。省委宣傳部領導說：「明明是我們黑龍江作家創作的作品，為什麼要讓一個外省作家署名？」最後，我只好調離了這個單位。
我對影視圈涉足不深，不知影視圈的水深水淺，更不知在「嘻嘻哈哈」的背後，誰跟誰是哥們兒，誰跟誰是老鐵。我無法斷定這件事對我後來的影視創作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總算熬到了天亮。七點鐘，我撥通了央視製片人A先生的電話……
我和A先生本來是朋友，彼此說過好多心裡話。出國採訪前，我曾以朋友的身份請他幫我論證《蓋》劇題材的可行性。他也曾找過投資方但沒有成功。我跟A先生談過兒童電影受委屈的事，並希望他從中斡旋，不要因為這件事給我帶來不必要的影響，他滿口答應。現在卻發生了這種事。
他說：「張大姐，這事不是我定的。上邊不認同你，我也沒辦法。」
我說：「作為朋友，你總該告訴我一聲。」
他說：「這事已經定了。我勸你還是想開點兒，就當分給他人一杯羹吧。」
我說：「這是我的作品，憑什麼要分給他人一杯羹？」
他說：「你這麼說，我也沒辦法……」
我問他準備請誰來修改。他說請山東電視台的趙女士。我第一次聽到趙女士的名字。我問他誰請的，他說是他請的。我問他：「她看過我的劇本嗎？」
他說看過。
隨後我又撥通了我先生的電話。先生說：「他們一連三個月不對你的劇本提出意見，卻以等導演介入來欺騙你，現在突然以央視影視部不立項來要挾你，說明他們是早有預謀的。他們的做法剝奪了你對劇本的知情權與修改權。按照法律，你的合同是跟瀟湘電影製片廠簽的，你只應該對瀟湘電影製片廠負責，央視影視部立不立項跟你沒有關係。你已經認真、全面地履行了合同。而瀟湘電影製片廠卻在履行合同中，由於他人的加盟而變更了審定主體，這顯然是違約行為！但事情到了這步，你說什麼都沒用了。現在你不能光哭，光生氣，你應該考慮如何保護自身的權益。你可以向他們提出一些條件，這在法律上叫做有條件授權。你同意我的條件，我才同意授權。而且，你一定要跟他們簽訂一份補充協議！」先生是搞法律的，比我有經驗。
3月30日上午11點，我向小C提出四項條款：第一條，我獨立署名編劇，不得另加他人；第二條，修改後的劇本須經我審閱，我有權參加修改本的研討會；第三條，按合同全額支付我的稿費；第四條，我有權參加製片方召開的新聞發佈會，製片方在《蓋》劇宣傳方面應公正對待我的付出。
「好好，我完全同意你提出的條款！你還有什麼條件儘管提出來，然後我們簽一份補充協議！」小C滿口答應，立刻操起電話，向A先生報告我的態度。
小C讓我到賓館外面的打字社，按照四項條款打出一式兩份《補充協議》，讓我在協議書上簽字。這是我活到五十七歲做的最痛苦、最違心的一件事，捧著這份不情願的《補充協議》就像捧著一張賣身契，握著筆遲遲不肯落下，心在哆嗦，手在抖，眼淚嘩嘩地流下來。可我毫無辦法，為了這部劇，只能委曲求全了。萬萬沒想到，我委曲求全換來的不是什麼「全」，而是變本加厲的傷害和侵權。
看到我傷心的樣子，小C說了一句心裡話：「雅文姐，看到你痛心的樣子，我心裡真的很難過。這就像要強姦你還得要你說同意一樣！」
為了這句話，我一直很原諒小C。我覺得他是一個善良人。
可是，小C卻沒有簽字。我簽完字，他急忙將補充協議收起來，說要拿回瀟湘電影製片廠蓋完公章再寄給我。
「你可千萬要寄給我啊！」我一再叮囑他。
「雅文姐放心好了，回去我馬上就寄給你！」他一再向我承諾。
之後，我多次向小C催要這份補充協議，開始他說：「雅文姐你放心，我蓋完公章馬上寄給你！」但遲遲不見他寄來。我再催要，他說不知把協議放在哪裡了。再後來他說了實話，協議扔在賓館裡根本就沒拿回去。
其實，這份補充協議只是他們精心設計的，迫使我「同意」他人加盟的一個圈套。因為小C當天上午已經跟趙女士簽完合同了。
面對這種情況，我問身為法院院長的先生，他們這是什麼行為，我該怎麼辦？他說：「你跟瀟湘電影製片廠簽的合同規定，你是《蓋》劇的獨立編劇，即著作權人。按照法律規定，不經著作權人的明確授權，瀟湘電影製片廠無權將你的劇本交給他人修改或改編。現在，他們卻在你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採取先斬後奏的方式要挾你同意之後，又單方撕毀補充協議，這既是違約行為，又是侵權行為。按照法律規定，這只能說明你們雙方的承諾都是無效的！」
後來在法庭上，周先生拒不承認簽過這份補充協議，還不承認小C是3月29日找我談的，兩次讓小C篡改證詞。因為承認3月29日，就等於承認了違約與侵權成立。
我找過小C，提出重新補簽一份協議。他卻說：「雅文姐，希望你理解我的難處，你知道我不是瀟湘電影製片廠的，是周主任拉我來搞這部劇的。如果我向著你說話，我就慘了。你知道，我為劇組借的二百萬到現在一分錢都沒還呢。」
我理解他。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他也是為了生存。
小C所說的二百萬借款，是《蓋》劇開拍不久資金斷了要停機，小C和周先生以劇組名義向中央某單位借的，當時承諾，資金一到立刻償還。可是直到2007年8月這本書下稿，《蓋》劇播出五個年頭了，二百萬借款一分未還。同意借款的那位領導氣憤地對我說：「雅文，我本來是出於好心，沒想到最後是這樣一個結果，更沒想到他們這麼不守信譽！這二百萬借款給我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她說她想盡一切辦法想還上這筆借款，否則她無法退休，也無法向組織交代，可她一直沒能還上。但她問心無愧，因為她一分錢也沒往自己的腰包裡揣。
從3月29日開始，我就像跌進了一個無法掙脫的深淵。
4月5日，與小C簽完補充協議後的第五天，我請從未見過面的黃健中導演在北影附近一家餐館共進午餐，意在拜託他要把好劇本關。我深知劇本的好壞將決定這部電視劇的命運。母親把孩子交到她人手裡總有些不放心，總怕別人把孩子帶壞了，帶跑了。事實證明，我的擔心並非多餘。
黃健中導演說這個題材太好了，拍不好無法向國人交代，並承諾一定會把好劇本關。他說明天中午將隨製片人及趙女士一起飛往布魯塞爾。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人家早就開始行動了。我卻一直蒙在鼓裡呢！不然，小C找我談話才五天，不可能這麼快就辦好趙女士的出國簽證和機票。
人非草木，孰能無心？
小C早就跟我說好，由我帶他們去比利時選外景，我是編劇，是我給他們牽線搭橋與錢憲人聯繫的。可現在，一切準備好了，取代我的卻是另一個人……我忽然有一種被拋棄、被欺騙、被耍弄的感覺，心裡酸酸的想哭。
人，所以成為人，是因為有自尊，有人格，她需要別人的尊重。
第二天，製片人A先生、周先生帶著導演和趙女士等人，憑借我給他們牽線搭橋的關係飛往布魯塞爾了，而我卻揣著一顆破碎的心回到了哈爾濱。
我先生一再勸我：「想開點兒，不管怎麼說你是編劇。你應該安下心來把劇本改好，然後準備出書。」
是的，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把自己從痛苦中扶起來，繼續修改我的劇本。
創作以來，無論在外面遇到天大的痛苦和委屈，只要一拿起筆，只要一坐到電腦前，眼淚還沒等擦乾，我就能把一切煩惱和痛苦都像轟蒼蠅似的轟到窗外，立刻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
5月15日，我給周先生打電話，向他催要稿費及那份補充協議。他說他剛從歐洲回來，要我再容他一段時間。他說：「張大姐，趙女士提出要獨立編劇，因為她也去比利時採訪了。」
我一聽就來氣了：「你們明明說好是修改我的劇本，雙方都簽訂了補充協議。現在她跟你們去了一趟比利時，回來就要求獨立編劇，怎麼能這麼干呢？」
「張大姐，你不同意就算了嘛！」他說。
6月末，製片方在京召開趙女士的劇本研討會，並沒有通知我。在我一再要求下，7月15日，我才收到小潘寄來的修改後的劇本。
打開劇本，發現裡面夾著一張字條，小潘寫的：
「張大姐，遵囑寄上劇本，周主任指示我附上兩句話：將來您寫書請務必避開趙的劇本中的情節和細節……」這張字條至今保存在我的資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