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30日下午兩點，二蕭準時來到內山書店，魯迅早在那裡等候著。這讓他們有點不知所措，雖然信裡很熟了，但畢竟是第一次見到先生，他們仍被他的威儀所震懾。這種震懾很快就變成傾服。魯迅把他們帶到書店不遠的一家咖啡店，他們開始了平和而善意的交談。
臨別，魯迅拿出20元錢送到蕭軍手上，說：「這是你們需要的。」聽說他們連回去坐車的零錢都沒有，魯迅把手伸進自己的衣袋，從裡面掏出一把大大小小的銀角子和銅板。而蕭軍含著熱淚將《八月的鄉村》抄稿遞了過去。
第一次見面，魯迅對二蕭很有好感。就想著要給他們介紹幾個可靠的朋友。為此，魯迅專門設宴於梁園豫菜館。魯迅為二蕭介紹的朋友是：茅盾、葉紫、聶紺弩與夫人周穎，還有沒來得及趕上飯局的胡風夫婦。魯迅特意委託葉紫做二蕭的監護人。他們於是和葉紫成為了密友。
魯迅的關心無處不在。兩口子搬到拉都路南段時，周圍住著許多白俄羅斯人，魯迅叮囑他們千萬不要跟那些白俄說俄國話，怕有人告密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搬家後，他們口袋裡的錢不夠買一張床，魯迅要他們到木刻家黃新波家裡去借，黃新波二話沒說，借給他們兩張鐵床，還叫了黃包車送他們回去。黃新波不久就成為《八月的鄉村》一書的封面設計者。
聶紺弩鼓勵他們多寫點短作品，容易撈到稿費。他們埋頭苦幹，三郎寫短篇小說，悄吟寫散文。蕭軍的短篇《職業》由魯迅推薦刊登在《文學》雜誌第4卷第3號，拿了38元稿費，足足可以交三個月的房租。他激動得抱著蕭紅在房間裡轉圈。
魯迅不顧勞累，認真讀完《八月的鄉村》，他很喜歡這部質樸剛健的作品，為此寫了一篇序言：「我卻見過幾種講述關於東三省被佔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為了便於出版，魯迅要蕭軍把「三郎」的筆名改掉，他說，俄國有個蕭三，在文學上很活躍，現在即使多一個郎字，「狗們」也即刻以為就是他的；而且筆名最好有兩個，一個平時寫文章用，一個放在長篇上。遵照先生的指示，蕭軍因為非常喜歡京劇《打漁殺家》裡的蕭恩，加上自己軍人出身，故從此改筆名為「蕭軍」，蕭紅也從此將筆名從「悄吟」改為「蕭紅」，兩人的筆名寓含「紅軍」之意，是對蔣介石「言抗日者殺無赦」的蔑視與抗議。
蕭軍提議，他們兩人加上葉紫共三人組成一個「奴隸社」。魯迅同意，並策劃了一套「奴隸叢書」，使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葉紫的《豐收》和蕭紅的《生死場》先後問世。《八月的鄉村》描寫義勇軍抗日的故事，讓民族危機下苦悶的民眾看到了希望。
蕭軍與蕭紅對魯迅的感情傾向在魯迅死後表現得更加分明。聞聽魯迅的死訊，蕭軍發狂般趕到魯迅寓所，在魯迅床前雙膝跪倒，平生第一次放聲痛哭。蕭軍是治喪辦事處的重要成員，他為先生守靈三夜，是先生的16個抬棺人之一，還擔任了一萬多人送葬隊伍遊行示威的總指揮。在靈柩落葬前，蕭軍代表《譯文》、《作家》、《中流》、《文季》四大刊物和治喪辦事處全體同人，發表了富有號召力的精彩演說：
「魯迅先生他不應該死，他還沒到死的年齡，他自己也不想死，人不想用死來逃避自己的責任。他要活，他要用活著的最後一滴血，為中國的整個民族和人民，為世界上被壓迫的大眾，爭解放，爭平等……魯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飢餓的刀，深深插進了我們的胸槽。我們要用自己和敵人的血將它餵飽！我們要復仇和前進！」
這實際上是魯迅衣缽傳人的聲音。蕭軍接著積極投入到魯迅紀念文集的編校出版工作中，而不管如何忙，不管颳風下雨，他每週都要到魯迅墓地獻上一束鮮花。
蕭紅是在日本聽到魯迅逝世的噩耗，她沉痛地寫了《海外悼》，後來又寫成中篇散文《回憶魯迅先生》，這是極散淡又極凝練、極樸實又極生動、極平和又極深情的一篇文字。「一雙拖鞋停在床下，魯迅先生在枕頭上邊睡著了。」
(91)特立蕭軍在延安知識分子中，是少數幾個經歷過整風運動而沒有被完全改造了的知識分子之一。他特立獨行，我行我素，公開宣稱：魯迅是我的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當蕭紅病重困在醫院，醫院嫌他們窮，不給認真治療的時候，蕭軍抓住醫生吼道：「如果你今天醫不好我的人，她要是死了，我會殺了你，殺了你的全家，殺了你們的院長，你們院長的全家，殺了你們這醫院所有的人！」
這一罵，那卑怯的醫生趕快去給蕭紅治療，不敢怠慢。
當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在魯迅幫助下出版後，張春橋化名為狄克，向他施放冷箭，還和華蒂社的馬蜂一起利用小報挖苦他並影射魯迅。魯迅先生以《三月的租界》給予還擊。而蕭軍並不以此為足。他威風凜凜地揚言，要親手狠揍張春橋和馬蜂這兩個小癟三，這一下把張春橋嚇得一聲也不敢再吭。
不吭聲也不行，蕭軍下達戰書，晚上在徐家匯的草地上決一雌雄。張春橋自知不是對手，推馬蜂去挨打，他權充證人。蕭軍的證人是蕭紅。蕭軍帶著半截鐵棍去赴會，半路上碰見聶紺弩，硬給聶奪下來了，所以赤手相搏，畢竟蕭軍是講武堂出來的，剛一交鋒，馬蜂便被乾淨利落地摔在地下。蕭軍著實揍了他幾皮錘。馬蜂不服氣，剛爬起來又被撂倒了，像摔一捆稻草。
有人曾把蕭軍在社會上的所作所為告訴魯迅。蕭軍問他敬愛的先生：「我這野氣要不要改？」「不改。」魯迅先生微笑著回答他，蕭軍得意地大笑起來：「好，不改！」
1938年3月12日，一個身背褡褳、手拄木棍、薄衣單襪的漢子出現在延安，他就是來尋找精神憩歇地的蕭軍。魯迅死了，蕭紅走了，蕭軍再次淪為精神流浪漢。他想到了延安，當時中國最有活力、最有氣節的一塊土地。蕭軍是從山西吉縣步行二十多天來到延安的，他也沒有想到會在延安待多久，他本來想去五台山打游擊，但路途不通，便靈機一動，拐到延安，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
那時，《八月的鄉村》已成名著，蕭軍作為魯迅學生的身份亦備受關注。毛澤東從丁玲那裡得知蕭軍來了，很想見見這位「文」「武」均負有盛名的魯門弟子。他派了秘書和培元前往問候，和秘書知道此人大有來頭，友好地提出安排時間見見主席。哪知被蕭軍客氣地回絕：「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住上一兩星期就走。」
但毛澤東要見的人豈容他隨便逃避。不久後的一天，毛澤東親自跑到招待所來看望蕭軍和其他友人。再過幾天，中共領導人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會餐，毛澤東特邀蕭軍參加。這次聚會毛澤東和他的部下們給蕭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高談闊論，開懷大笑，輪流共喝一個大碗裡的酒，還伴隨著塵土飛揚的大風，其豪情逸氣，壯志雄心，讓蕭軍大感快慰。而毛澤東對蕭軍也很有好感，他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和你談得來。」
在上海，蕭軍有魯迅的庇護，而且上海是文人圈子，蕭軍的粗獷頗有迷人之處。到了延安，既有文人書生，又有將軍元帥，亦文亦武的蕭軍反而成為一個「怪物」。他一邊穿著俄國式襯衣，繡著白色花邊和綠樹枝圖案，招搖過市，一邊為著生活小事，從皮靴筒裡拔出匕首插在桌子上；一邊寫申請書要求入黨，一邊對彭真說，誰要是命令我，我就會起生理上的反感，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省得給黨找麻煩；一邊整天用自己的男高音唱著「同志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一邊和譏諷他的警衛連戰士打架……
從蕭軍與周揚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看出蕭軍的性格。1941年6月17日至19日，《解放日報》連載周揚文章《文學與生活漫談》，引起艾青、舒群、羅峰、白朗、蕭軍的不滿，五人經過討論提出意見，由蕭軍執筆，寫成《〈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後漫談集錄並商榷於周揚同志》一文。文章寄給《解放日報》被退了回來，蕭軍以為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遂將載有周揚文章的報紙和自己的文章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提示他，《解放日報》不給登，你不是自己辦了一份《文藝月報》嗎！你可以登在《文藝月報》上呀！遂刊於《文藝月報》第8期（1941.8）。文章思想姑且不論，用語的確頗有尖刻之處，如：「我們敢於這樣說：凡是到延安來的——連一個小鬼也在內——他們決不是想到這裡來吃肉或者是補充維他命C的；這也正如周揚同志參加革命，不僅僅是為了做院長，吃小廚房以至於出門有馬騎……一般。」
王實味於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後，一直在馬列學院編譯室任特別研究員。四年間，他翻譯了近200萬宇的馬列經典著作，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過貢獻。但他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斷地向權威挑戰，才是他人生的樂趣。他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先後發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雜文，還辦了壁報《矢與的》。有幾期《矢與的》還貼在布上，掛在延安最熱鬧的地方，看的人像趕廟會一樣，一時出盡了風頭。
王實味的文章對延安的社會生活和革命隊伍中的人際關係，進行了尖銳的指責和批評，相當片面和偏激。在整風中，當時文藝界一些寫了錯誤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評，但他們很快都做了檢討，黨也寬恕了他們。唯獨王實味不肯承認自己有錯誤，因而批評也就不斷升級：由思想政治錯誤上升成「托派」、「國民黨特務」，被逮捕，最終在山西興縣被殺頭。
在批判王實味不斷升級的時候，有一位既是王實味的朋友，又同蕭軍熟悉的作家跑來找蕭軍。這個人知道蕭軍同毛澤東的交往，懇請蕭軍去向毛澤東反映情況，幻想毛能看在蕭軍的面上對王實味從輕發落。蕭軍雖與王實味素不相識，卻不假思索地答應下來，想不到碰了軟釘子。毛澤東雖然態度友好，但斷然拒絕了蕭軍的說項。毛說：這事你不要管。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識錯誤，他有托派和國民黨特務嫌疑問題。蕭軍雖然聽從了毛澤東的話，不再過問這件事，但消息很快傳開了，說蕭軍到毛澤東那裡替王實味告狀，引起一些人的強烈不滿。
不久，蕭軍隨同「文抗」的同志們到王實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參加批判王實味的大會。會場比較混亂，王實味每說句什麼，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蕭軍坐在會場後邊，聽不清前邊人們說些什麼。他便煩躁起來，站起來大聲喊：「喂……讓他（指王實味）說嘛，為什麼不讓他說話！」會場上人們目光一時間集中到蕭軍身上，蕭軍也毫不在乎。散會的時候，在路上蕭軍向同行的人們表示了自己的不滿，認為這種批判缺乏實事求是的說理態度，並以自己特有的語言方式說了幾句粗話，如「往腦袋上扣屎盆子」之類，被一位女同志向「文抗」黨組織匯報了，於是形勢嚴峻起來。
幾天後，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蕭軍住處，向他提出抗議，指責他破壞批判會，要他承認錯誤，賠禮道歉！蕭軍勃然大怒，不但拒絕了，簡直是把四名代表給轟出來。蕭軍怒氣未息，專門寫了一份書面材料上呈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說明事實經過。他把這份材料取名為《備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