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9日，延安召開了有兩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週年紀念大會」，蕭軍出人意料地在大會上宣讀了他的《備忘錄》。這一驚人之舉真像火上加油，立即展開了激烈論戰。黨內外七名作家輪番上陣，蕭軍孤身一人，奮戰群儒，毫不怯陣。從晚上八點一直論戰到凌晨兩點，足足六個小時也收不了場，無一人退席。大會主席吳玉章站起來勸解說：「蕭軍同志是我黨的好朋友，他今天發了這麼大的火，一定是我們有什麼方式方法上不對頭，大家以團結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評吧！」吳老的話，使蕭軍感到溫暖，他又想起毛澤東叮囑的「要故意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的話，便盡力壓下怒氣，盡力心平氣和地說：
「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你們是不是也應該考慮一下你們的百分之一……」
會上，有一位作家不顧吳老的調解和開導，盛氣凌人地說：
「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
蕭軍剛剛平息下去的怒氣，立即又爆發了。他騰地站起來，拍案大怒，說：「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攬過來了，你連百分之一的錯都不肯認賬！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絕不去依附你那個『牛』；你那個『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從今後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蕭軍用手勢把最後三個字一頓一頓地喊完，拂袖而去。
這次會後，蕭軍無形中已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王實味」的罪名。這給蕭軍後來的政治和文學生涯，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後，由於國民黨反動政府抗戰不力，節節敗退，日本侵略者的軍隊長驅直入。上海、南京孤城危懸，一些機關、企業以及大批逃難的民眾，開始向武漢方面撤退了！九月上旬，蕭軍和蕭紅同難民一起逃出上海，經過五天的顛簸，二蕭才到達武漢。好友、青年詩人蔣錫金在碼頭上迎接了他們，並將自己的兩間房子騰出一間給蕭軍夫婦。三個窮苦的青年作家在一起，各自埋頭寫作，幫助胡風、聶紺弩編輯《七月》。圍繞這本雜誌的作家和詩人，形成了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七月」派。蕭軍這時正撰寫長篇小說《第三代》，在《七月》雜誌上連載，被評論家贊為「莊嚴的史詩」。蕭軍同時還在《七月》上發表了《不是勝利就是滅亡》、《不同的獻祭》、《誰該入拔舌地獄？》、《「不夠朋友」論》、《「重賞之下必有……」說起》、《踏過去》等鋒芒犀利的雜文，控訴日寇罪行，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賣國投降活動，鼓舞抗日軍民的鬥爭。蕭軍以《我們要怎樣活下去》為題，在電台發表廣播演說，並不遺餘力地參加了各種有關救亡抗日的社會活動。
南京失守後不久，國民黨政府通過法西斯德國公使牽線，秘密同日本議和。消息走漏後，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弄得國民黨政府十分狼狽。於是由國民黨的中宣部出面，召集在武漢的京津滬粵湘鄂的文化人開會。會上，國民黨副總裁、親日派頭子汪精衛為投降活動辯護說：「現在報刊上出現『議和者即漢奸』的標語。對此提法，兄弟實在不敢苟同。從古至今，有戰必有和；哪怕是百年戰爭，也不能只戰不和。所以要看怎樣的和，如果和了對民族不利，那就不能和，還要打下去；如果對民族有利，就應該不失良機，及時而和；不然的話，一失足成千古恨，成為民族國家的千古罪人！兄弟愚見，不知諸位以為然否？……」汪精衛這一套賣國和平論，全場為之愕然。
著名戲劇家洪深先生拍案而起，走上台說：「我洪深是江蘇武進人，為了抗戰大業，我已作出了許多犧牲了，家報傳來，祖宅被敵炸平了，父母被炸死了，我都咬牙忍受了，因為人人都為抗戰大業作出犧牲，並非犧牲者只有我自己。現在敵人大軍壓境，人家的刺刀已經紮在我們胸口上，不投降就得死拼，哪兒來的和平，這不是癡人說夢嗎？……」洪深先生越說越激動，最後大聲疾呼，聲淚俱下。緊接著是鄧初民先生講話。老先生聲如洪鐘，義正詞嚴，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投降謬論。這時，汪精衛再也坐不住了，站起來向會議主持者請求退席，並回身向會場連連點頭，說：「兄弟還有點事，各位繼續發表高見，兄弟早退一步，失陪，失陪。」說著鞠了個躬，就溜了。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一個頭目紅頭漲臉地說：「諸位言之過激了。我衷心擁護汪副總裁的訓示。和平之路未絕，吾人當盡力爭取……」蕭軍忍無可忍，便刷地站起來，拉著蕭紅和錫金說：「我們走！」到門口時，又回頭對那個正在口沫橫飛的國民黨頭目罵了一聲：「狗叫！」全場一片嘩笑。
由於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國民黨當局把蕭軍作為迫害的對象。又是恫嚇，又是拉攏，但蕭軍照舊我行我素，完全置之不理。於是，國民黨當局動手了。十二月十日，蕭軍的住地來了一群不速之客。領頭的一個人相當客氣地對蕭軍說：「蕭先生，有幾位熟朋友請您去吃飯，蔣錫金先生已經先到了，這是蔣先生給您的便條。」蕭軍接過條子一看，發現字跡雖似，但並沒有什麼請客吃飯的事，只是錫金的一個簽名。蕭軍判斷錫金已被他們綁架了，不由怒火中燒，把便條撕個粉碎，冷笑說：「諸位太不高明了。
要抓人，就掏槍吧，何必玩這種騙人的把戲！」「哪裡，哪裡，」為首的特務滿臉尷尬地笑，仍想把戲演下去，「蕭先生別誤會，大家無非交個朋友嘛！」「滾，你們這些狗東西……」蕭軍厲聲大喝。「你他媽別不識抬舉……」又一個小特務罵罵咧咧擠上來，蕭軍不待他說完，劈面猛擊了他一拳，這傢伙踉踉蹌蹌倒退了五六步，摔倒在地上……特務們立即喧鬧起來，一擁而上同蕭軍廝打，這正中蕭軍下懷。蕭軍就是要把事情鬧得公開化。果然，正在格鬥當中，當地警察分局的警察趕來了，他們只當打架鬥毆，把雙方一股腦兒都帶到警察局。雖然把蕭軍拘留起來，但由於事情弄得盡人皆知，特務也不好下手了。胡風、蕭紅等趕快把情況報告了「八路軍辦事處」。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親自出面據理交涉。國民黨當局迫於形勢，只得把蕭軍和錫金都釋放了。
蕭軍後來回憶當時自己的自衛措施是：武器——牛耳尖刀一把，經常置於衣袋中。資本——腦袋一顆。方法——「兩手換」：要麼，你殺了我，或把我送進監牢；否則就讓我工作下去。蕭軍這種獨特的鬥爭方式，雖曾被人譏之為「耍流氓」……然而，其中也包含著對敵人鬥爭的大無畏精神。
伴侶1938年4月28日上午，蘭州炭市街49號院裡，站著兩個男青年，一個戴著一頂灰呢帽，穿一件深紅色皮大衣；另一個穿一件淺色風衣，手裡還拄著一根手杖。他們四下裡打量著，不停地打問著：「吳先生在這兒住嗎？這兒有姓吳的嗎？」他們這一喊，喊來了一段愛情，而這段愛情又是那樣的美麗與堅貞。
這兩位男青年就是戲曲家塞克和作家蕭軍。他們的喊聲驚動了對面堂屋裡住著的一位少女，她掀開窗簾一看，沒想到這一看，少女的心扉就同房門一樣洞開了。這位少女就是抗戰時期活躍在蘭州的王氏姊妹藝術團中，出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的王德芬。
當時國難當頭，一些進步的愛國青年將個人的命運與祖國的興衰存亡相依相系，他們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驅逐敵寇，追求民族解放的滾滾洪流之中。
青年作家吳渤受王德芬的父親、榆中縣縣長王蓬秋之邀，來蘭州進行文藝宣傳。吳渤為了增強蘭州進步文藝運動的領導力量，又寫信邀請在西安的蕭軍、塞克，以及音樂家王洛賓和他的妻子羅珊，舞檯燈光專家朱星南等一同來到蘭州。
蕭軍想不到會在遙遠的大西北找到了自己的愛情歸宿。正如他當時給王德芬的情書中表白的：「只要我一接近你，就感到一種眼睛看不見的溫柔包圍了我，真的會變成一個孩子了，像一隻羔羊似的伏貼在你的懷中，任著你撫摸吧，我會在這撫摸中睡得香甜而美麗！愛的！」
其實王德芬這不是第一次見到蕭軍，王德芬第一次見蕭軍還是在上海，那是她和她的姐姐德謙乘電車準備看望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在電車裡碰到了蕭軍，王德芬看到的蕭軍是這樣的：「在兩節車廂之間的過道旁的座位上，坐著一個年輕人，濃黑的頭髮，棕紅的臉色，雖然有點瘦，但很結實，很像個游泳健將。上身穿著白色短袖針織網球衫，下身是白色西式長褲，腳穿一雙尖頭皮鞋。他一條腿架在另一條腿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著一張報紙。」
當時30歲的蕭軍正是風華正茂的年齡，又是當時極為「熱銷」的《八月的鄉村》的作者、魯迅先生的學生。所以對於18歲的、情竇初開的王德芬還是具有「誘惑力」和「殺傷力」的。
「情人眼中出西施」。自己所鍾情的人往往會散發著吸引人的魅力，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那麼的得體。蕭軍來到蘭州的第二天，就送給了王德芬一個雅致的淺灰帶綠仿龍泉窯大開片花瓶，瓶頸上纏繞著幾道鮮艷的朱紅色串珠，瓶內還插著一長一短兩枝刺梅。歷經半個多世紀，王德芬已是一個耄耋老人時，回憶這些，對於那串朱紅色的珠子仍充滿了深深地愛戀：「那是小姑娘最喜愛的一種橢圓形小珠子。」並有點感動地寫道：「四、五月份正是刺梅、芍葯、丁香、牡丹……盛開的季節，蘭州街上賣各種花的很多，蕭軍真是一個有心人啊，他怎麼知道我愛花呢？」王德芬一顆平靜、矜持的少女之心就這樣被蕭軍投下了一顆石子，激起了漣漪，並一道道地蕩漾開去……
蕭軍來到蘭州後的第五天，就約王德芬出去「散步」，於是王德芬帶著四歲的小妹王德瑩，他們一行三人，沿著炭市街一路溜溜躂達穿過了黃河鐵橋，爬上了白塔山，在一個小茶館裡，他們買了一壺茶、一碟白瓜子和一碟黑瓜子，將瓜子一樣分一些給小妹妹，「她就端著小碟坐到連著欄杆的長凳上嗑去了……」
蕭軍與王德芬雖同住一個院內，近在咫尺，但他們依然書信不斷。
從雙方稱呼上就可知道二人愛戀之深，蕭軍在信中稱王德芬為「我的孩子」，落款為「你的小傻子」；而王德芬寫給蕭軍的信卻是既無稱呼，也沒落尾，而直呼為「你」，但是在信中也稱其為「沒出息的」。可見二人在詼諧中充滿了深深地愛戀。
然而，蕭軍與王德芬的相愛遭到了王德芬父母的強烈反對，王德芬是這樣說的：「因為他是個離過婚的人，年齡比我大12歲，我的條件比他好多了，我的父母肯定不會同意這種婚姻。」因此王家父母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讓自己的女兒下嫁給這樣一個離過婚的且居無定所的人。
於是王家向蕭軍這位不受歡迎的不速之客下了「逐客令」，蕭軍無奈地搬出了王家，王德芬也被父母「軟禁」在了家中，再不讓踏出家門半步。可是姐姐王德謙卻當起了「紅娘」，暗中為他們傳遞著書信。
經過他們「頑強地、不懈地努力和鬥爭」，沒過多久，在1938年6月2日這天的《民國日報》上，刊載出了王蓬秋刊登的「小女德芬於本年5月30日已與蕭軍君訂婚，因國難時期一切從簡，祈諸親友見諒是幸」的訂婚啟事。
從此，他們相依相偎、攜手走在了漫漫人生風雨路上。他們先從蘭州到西安，從西安又輾轉到達成都，然後又從重慶赴延安。又先後到過張家口、齊齊哈爾、哈爾濱和佳木斯、富拉爾基等地。後又來到瀋陽、撫順，最後定居在了北京。他們的足跡可以看出是從西北到西南、又從西南到了東北，其間的艱難困苦是可想而知。當然生活中的苦和難還算不了什麼。最讓人難以承受的是心靈上的苦，一次次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並沒有將他們擊垮，而是歷難彌堅。「文革」中，身陷囹圄的蕭軍冒著生命危險傳出一封信給他的孩子們，信是這樣寫的：「好好關心你們的母親！她的身體多病，又沒經過什麼風浪的折磨，她天真的猶如一個孩子！……她是這世界上唯一能諒解我的人。儘管我們思想常難一致；我們的生活習慣、為人作風———各不相同，但我們卻是不可分解的一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