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到上海開設「新月書店」，兩年下來因虧空太多，要招新股。邵洵美關閉自己的金屋書店，加入「新月」，後來又不得不一人獨資。《生活》雜誌與「創造社」的善後事務，邵洵美都出過力。
邵洵美當年辦出版的初衷是為自己出書，為朋友出書。他沒有食言，他的金屋書店、時代圖書公司及第一出版社，為徐志摩、郁達夫、胡適、沈從文、巴金、老捨、潘光旦、施蟄存、陶亢德、章克標、張若谷、滕固、朱維琪以及夏衍等一大批朋友出了書。當然也有遺憾，他的《自傳叢書》和《新詩庫》計劃沒有全部實現。
寬容魯迅在《准風月談》中，有一篇《登龍木拾遺》，是專門諷刺邵洵美的，文中說「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倖，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贅婿雖能被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即聲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於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為用』。但其為文人也，又必須是唯美派……」、「書中自有黃金屋早成古話，現在是『金中自有文學家』當令了。」在文末註釋曰：這是對邵洵美等人的諷刺。
魯迅在《准風月談》後記裡說：「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保』的孫婿，將污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做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閒，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魯迅之所以攻擊邵洵美，表面上是因為他娶了貴族小姐，而且用妻財辦書店，搞出版，交朋友。究其根本，還是因為邵洵美提倡詩歌唯美，是個唯美派，與魯迅先生提倡的關注現實的文學思想相悖，再加上與新月派有宿怨，而邵洵美與新月派關係甚睦。
面對魯迅的攻擊，邵洵美顯得非常大度，他沒有去和魯迅應戰，去打一場無聊的筆墨官司，只是私下裡表示：「他說我有錢，有錢也不是罪過；他老說我的詩不行，又不具體指出在什麼地方不行。」在《詩二十五首·自序》中，邵洵美寫道：「我寫新詩已有十五年以上的歷史，自信是十二分的認真；十五年來雖然因了幹著吉訶德先生式的工作，以致不能一心一意去侍奉詩神，可是龕前的供奉卻從沒有分秒的間斷，這是我最誠懇最驕傲的自由。」
義舉1938年9月，邵洵美與項美麗一起創辦了《自由譚》月刊（即CandidCommentChineseEdition（《直言評論》中文版），封面上「自由譚」三個大字，是邵洵美模仿顏體的手跡。畫面是一幅木刻——日本的飛機在轟炸，大地在燃燒，一頭牛被炸死在原野上，一個孩子手捂著臉在流淚，一位農民托著自己被日寇炸死的孩子，孩子的傷口還在滴血……這震撼心靈的血淚控訴，具有強烈的宣傳效果，也是歷史的真實記錄。邵洵美以各種化名為《自由譚》寫了許多富有戰鬥氣息的短論，揭批日寇的暴行和漢奸的無恥。他在一篇文章中吶喊道：「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賣國家與民族……憑了汪精衛在『艷電』前後的種種言論與舉動，可以相信他也一定做得出賣國賣民的勾當。」他還借《幾個賣掉靈魂的律師》揭出自己弟弟「邵式軍已就任偽蘇淞皖統稅局局長」一事，給世人以警示。同時，他又借《自由譚》向讀者推薦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稱它是一部「人人能瞭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頌，中外稱讚」的作品。
1938年，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在延安發表。中共地下黨員、香港《大公報》記者楊剛當時隱蔽在上海霞飛路項美麗家中，使項得以見到《論持久戰》。項美麗將該文譯成英文後，邵洵美立即將其在《直言評論》（《自由譚》英文版）上連載，並加按語：「近十年來，在中國的出版物中，沒有別的書比這一本更能吸引大眾的注意了。」在連載的同時，又出版了《論持久戰》單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澤東專門為英文版《論持久戰》寫了名為《抗戰與外援的關係》的序：「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邵洵美又親自將這篇序譯成英文，列在單行本前面。《論持久戰》英文版共印了500本，一部分由楊剛通過中共地下管道發行；另一部分由邵洵美在夜間開著汽車，與王永祿一道，將書塞到霞飛路、虹橋路一帶洋人寓所的信箱裡。
對待抗日，邵洵美是堅決的。他積極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復刊的《時代》上發表《容忍是罪惡》，呼籲「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進步。」他支持出版的《老捨幽默詩文集》中就有《救國難歌》、《長期抵抗》等經典作品。
他的五弟邵式軍做漢奸，他恨之入骨。邵式軍派人送來5000大洋，拉攏他為日本人做事，他嚴詞拒絕。1944年上海憲兵隊長岡村適三通過投日的熊劍東多次遊說邵洵美，企圖利用他與他在重慶的中國政府部門的老友聯繫，謀求「中日議和」。「邵洵美依然故我，出淤泥而不染」，（《辛報》記者陳福愉文）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堅守著民族氣節和做人的尊嚴。
左翼作家胡也頻、丁玲是一對革命夫妻。1931年共產黨員胡也頻突然被捕。丁玲、沈從文四方打聽無果，於是沈從文來找邵洵美幫忙。邵當即給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劉健群打電話，要求保釋胡也頻。劉不同意，兩人爭執了起來。劉是C.C（即陳立夫、陳果夫）的人，邵洵美的拜把兄弟張道藩也是C.C的幹將。況且邵畢竟是知名人士，是有影響的人物，劉不敢得罪，再三思考後向邵說出了真相：胡也頻已於幾天前被槍決。邵不信，劉便將處決胡的照片給邵看。邵又通知沈從文也來看照片。國民黨秘密槍殺胡也頻的消息由此公之於世。
當時胡、丁剛有小嬰，丁玲的生活處於絕境。她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托給母親照應，但身無分文。儘管沈從文籌到了一點款子，急公好義的徐志摩又幫丁玲把一部分書稿介紹給中華書局，但仍是杯水車薪。於是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給丁玲，並聲明不須還。沈從文這才得以陪丁玲回到湖南。
1933年5月，國民黨又秘密綁架了丁玲和潘梓年。邵洵美與蔡元培、楊杏佛、鄒韜奮等二十幾位上海文藝界知名人士聯名致電當局以示抗議。6月，邵洵美又和蔡元培、柳亞子、郁達夫、魯迅等19人聯名發表《為林惠元慘案呼冤宣言》。稍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被特務暗殺，邵洵美把這則凶訊和追悼會照片刊在《時代畫報》上，以示抗議……
在對外文化交流上，邵洵美也做出過不小的貢獻。1933年蕭伯納訪問上海，由世界筆會中國分會接待。當時邵洵美是分會的會計。分會沒有經濟來源，平時的花銷往往是邵洵美自掏腰包。那次在宋慶齡寓所設素宴招待蕭伯納（蕭不吃葷），就是邵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席上有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林語堂和邵洵美。所費46元大洋是邵洵美埋單的。
(83)婚事邵洵美與夫人盛佩玉原是姑表姐弟。邵洵美的母親是洋務派大官僚盛宣懷的四女兒。盛佩玉則是盛宣懷的孫女。他們這樣的大家庭，子女很多，不在一起居住，平時很少見面。邵洵美與盛佩玉這對表姐弟是在陪送盛宣懷的靈柩到蘇州安葬時才見面的。
安葬好盛宣懷之後，親戚們都到杭州散心，住在清泰第二旅館。邵洵美自從見到比自己年長一歲的盛佩玉之後，就陷入單相思。他在旅館的走廊上偷偷為盛佩玉拍了張照片，接著又寫了首《偶然想到的遺忘了的事情》，表露了他對盛佩玉的戀情。不久，又將他的本名「雲龍」改為「洵美」，意取《詩經·鄭風·有女同車》中的「佩玉鏘鏘，洵美且都」。這一舉動更表明他對盛佩玉的鍾情。
1923年邵洵美赴英留學前，乞求母親向盛家求婚。盛佩玉的母親徵得了她的同意，確定了這樁婚事。隨後，他們拍了一張合影，作為訂婚紀念。盛佩玉為邵洵美編織了一件白毛線背心。邵洵美為此寫了一首《白絨線馬甲》發表在《申報》上，作為對盛佩玉定情物的回報。在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選購精美的明信片，寫上幾句思念的短詩，寄給佩玉。回國後，又將這些短詩編成一本詩集《天堂與五月》出版，扉頁上印有「贈給佩玉」幾個字，使佩玉倍感愛的溫馨。
1925年初，邵洵美與盛佩玉訂婚後赴英國劍橋大學留學。他在經濟系就讀，但課外自學英國文學，醉心於英詩。留學期間，他結識了徐志摩、徐悲鴻、張道藩等朋友。
不到兩年，因家裡遭火災，經濟上吃緊，加之老祖母抱曾孫心切，邵洵美中止學業返國。
1927年，邵洵美與表姐盛佩玉結婚。婚禮在卡爾登飯店舉行，盛況空前。證婚人是震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婚後三朝友人來賀，有江小鶼、郁達夫、徐志摩、陸小曼、丁悚、劉海粟、錢瘦鐵等。他們的結婚照登在《上海畫報》（1927.1.21）的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學家邵洵美與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儷影」，還配發了《美玉婚淵記》一文，一時成為上海灘的時髦話題。
邵洵美與盛佩玉相濡以沫地走過了41年的生命旅程，直到1968年5月邵洵美在貧病交加的困境中永別人間。
奇緣美國著名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曾以《宋家三姐妹》一書享譽海內外，而她與中國著名詩人邵洵美的一段曠世奇緣，卻為世人所罕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