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賣不上價的。有家雜誌向朱湘索稿，他答應了，但要求四元一行。結果，那位索稿的編輯就不要他的詩了。有的雜誌發表了他的文章，長期不寄稿費，他也不催，更別說上門去討了，倒頭來只能是自己吃虧生悶氣。失業的生活很不安定，心境也因此很差，為了生計又不得不寫，寫了又無處發表，積下了數種詩稿，放在妻子的身邊，找不到出處，只能被束之高閣。
在失業的一年多時間裡，朱湘一直在京滬兩地間奔波，希望能謀到一份固定的職業，杭州、天津、武漢等地有他的同學和同事，他也去了。
1932年的秋天，朱湘來到武漢謀職，住在漢口碼頭旁邊一家三等小客棧裡，已是身無分文。他每天除了吃兩碗麵，便只擁著一床薄薄的氈子蒙頭睡覺。飯吃不飽，又付不掉房錢，走不成，住不得，真比死還難受。走投無路之際，朱湘想到了他在安徽大學的同事蘇雪林，她已從安大調到武漢大學，他便向她伸出了求助之手。手心向上借錢，對任何愛面子的人來說，都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情，尤其是對一向自視很高的詩人朱湘來說，更是令他感到羞恥的事。他在信中借口途中被竊，旅費無著，請求通融數十元。信發出後，朱湘彷彿盼救星似的，屢屢問茶房有沒有武大的人來找他。蘇雪林接信後到旅館一看，朱湘的容貌憔悴，服飾邋遢，她真不敢相信這就是那個當年在安大趾高氣揚的詩人。畢竟同事一場，蘇雪林沒有計較朱湘當初對她的不恭，如數付給他所需的路費。
第二年的10月，朱湘仍然沒有找到工作，他再一次來到武漢，又去武漢大學拜訪了蘇雪林，以求能找到一點讓他擔任的功課。武漢大學的教授由教授委員會聘請，私人引薦沒有多大用，再說當時也不是更換教授的時節，所以，朱湘的希望是無望的。
其實，朱湘有清華同學在武大任職，還有一個哥哥在武漢做官，若求他們，興許可以解救他於危難之中。不知什麼原因，他一直不去求他們幫忙，而只是去找幫不了他大忙的女士蘇雪林。這可能是他不願讓官場上的得意之人看到他的落難而因此更加得意。他以為，求蘇雪林這樣的文人，有一個「文」字相通，可以獲得同情和理解。朱湘的這種心境，在他給他的留美同學時在南開大學任教的柳無忌的信中，有過真實的坦露：
在這個各大學已經都開學了，上課了許久的時候，才來托你，不用你說，我還有不知道是太遲了之理麼？……我能不能教書，我們也同學過兩年，你無有不知道的。現在才來托你，自然是嫌遲；我不過是對於我自己盡一分的人事罷了。能否有位置，有鐘點，學校方面肯否找我去教，這些，不用你說，我也毫無把握；不過，既然生了，又並不是一個不能做事的人，也就總得要試一試。若是一條路也沒有，那時候，也便可以問心無愧了。
無故的，忽然向了你說出這一些感傷的話，未免太煞風景；你也是一個文人，想來或者不會嫌我饒舌。就此停下……倘若，不論有指望沒有，你能給我一個回信，那是我所極為盼望的。
類似這樣的信，朱湘連連地寄給他的同學和同事，但都無下文。
1933年10月6日，朱湘由北平南下路過天津，特意到南開去看望柳無忌。兩個老同學自從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分別以後，五年沒有見過面，雖有書來信往，略知各自的近況，但一見面，柳無忌仍然為朱湘的精神狀態吃了一驚。柳無忌留朱湘吃了一頓午飯，下午在英文系為他安排了一場演講，四十多位同學濟濟一堂，出於對文學的濃厚興趣，大家對他的演講報以極大的熱情。朱湘講的是中國新詩的派別、趨向及其成就，熱情洋溢地朗誦了好幾首個人的詩作，又當場回答了同學們諸多關於詩學問題的提問，產生了極好的效果，給南開英文系的學子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南開的這次演講，是朱湘在失業之後過得最愉快的一個下午，也是他生前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發揮他的才華。他是多麼渴望重返大學講壇，把他的學識奉獻於中國的教育，把他在詩歌藝術上探索多年的收穫奉獻於中國的文學，然而，偌大的中國，竟沒有他的一席生存之地，失業的痛苦正在一步步地把他逼向絕境。
朱湘的求職心情之切，那是外人所難以體驗到的。求不到職，飢餓每天都在威脅著朱湘。他窮得連飯都吃不飽，為了餬口，就接連地把妻子寄給他的棉袍、皮袍送進當鋪，他已經連御寒的衣服也沒有了。柳無忌找同事給朱湘湊了一點路費，朱湘由天津抵達南京，然後乘船去上海，錢又花光了。他搭上了船，卻沒有錢買船票，挨到上海以後，茶房不許他下船。他好說歹說，茶房才同意他把行李押在船上，跟他一齊上岸找錢來贖。朱湘帶著茶房來到趙景深家裡借錢，這才擺脫了一場無地自容的尷尬。天氣實在太冷，走出趙家，朱湘凍得受不了，又折回頭去向趙景深借了五元，買了一件棉袍。
一次次撲空，一次次失望，朱湘被失業的包袱壓得透不出氣來，他的精神漸漸接近崩潰的邊緣。
情殤朱湘三歲那年，母親因病離開了他；十一歲那年，父親也跟著離開人世。他是由哥哥養大的，卻因為彼此年紀相差太大有些隔閡。可想而知，他的童年該是多麼的孤寂，更別談凡人享有的慈母父愛了。後來，他便開始寫詩來表達自己的心情，並漸漸在當地文壇有了些名氣。這時，一位女子的出現，攪亂了朱湘平靜的讀書生活。她便是兩年後成了朱湘妻子的劉霓君。
其實，他倆是由雙方家長指腹為婚的，按理沒有感情基礎可言。從懂事起，朱湘便極力想擺脫這場包辦婚姻。父親去世後，他才在去清華上學的空當躲過了這次「劫難」。在北京，大哥前來探望他。兄弟兩人就一陣客套的寒暄起來，突然發現了站在角落裡的劉霓君。劉霓君大膽地望著朱湘，敘說著她在報紙上讀到的朱湘的詩歌，言語中流露出崇拜和愛意，但是朱湘打斷了她的話。因為，她已惹怒了他。
朱湘斷然離去，只留下旅館裡的劉霓君，獨自傷心哭泣。回到學校後的朱湘把擺脫這樁包辦婚姻的希望，寄托在了赴美留學上，他認為，離家遠了，時間長了，劉家便會自行解約。但就在這個時候，清華學堂裡貼出了開除朱湘的佈告，而此時距離留美僅剩半年的時間。他因為抵制學校早點名制度長達27次，受到這一處分，也是當時轟動一時的新聞。
離開清華，朱湘來到上海，不久，在大哥的口中得知劉霓君也來到了上海。大哥告訴朱湘，劉霓君的父親不久前去世，兄長獨佔了家產，她只能一個人跑到上海來找工作，希望自己能養活自己。這個信息激發了朱湘的同情心，他覺得不管婚事成與否，去看望一下劉霓君，也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3年冬日的一天，整個浦東在外灘西式建築群的映襯下，顯得破舊衰敗。朱湘穿過由幾間舊房構成的廠區，來到了離廠房不遠的一排工棚區，這是紗廠的洗衣房。一看劉霓君在這個洗衣房洗衣，還有低矮的廠房和各種氣體冒出來，他的心理開始發生變化。兩人見面，卻是長久的沉默。最後，劉霓君冷淡地對朱湘說了聲：謝謝你來看我。但朱湘卻一個勁地搖頭，她只好慢慢轉過身去，低著頭走回了洗衣房，消失在白騰騰的霧氣裡。
這一刻，朱湘在與劉霓君的婚姻問題上，開始動搖了。黃浦江的江水在寒風中靜靜地流淌，朱湘向劉霓君表示，願意接受這份由舊式婚姻演變而來的愛情，他在安慰劉霓君後，快步拉著她離開紗廠宿舍，並決定與對方結婚。從厭惡到同情，從同情到相愛，朱湘的情感世界發生了徹底地逆轉，以至於愛到至深。然而，這場戲劇式的婚姻，在若干年之後，因為生活的貧困而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結婚後第二年，朱湘留學美國，但因為無法忍受外國人對自己的歧視，頻頻轉學，先後在威斯康星州勞倫斯大學､芝加哥大學和俄亥俄大學學習英國文學等課程。
在這期間，朱湘給妻子劉霓君寫了100多封情意綿綿的書信，寄托自己的異國相思之苦。留學生活進入第三年後，因為經濟拮据，他未能完成學業，在1929年8月回國，回國後擔任安徽大學英國文學系主任，但不久後因為學校經費的問題被迫辭職。這時候，朱湘與劉霓君生下了兩人的第三個孩子，取名再沅。由於失業，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因為小兒子的夭折，劉霓君開始怨恨丈夫的無能，夫妻關係逐漸惡化。之後朱湘開始輾轉漂泊於北平、上海、長沙等地，由於性情孤傲，得罪了不少人，謀職四處碰壁，只能依靠寫詩賣文為生，可最後，連詩稿的發表都越來越困難。到了1933年的冬天，朱湘窮困到只剩一堆書籍和自己親手寫下的詩稿。
劉霓君見朱湘整日守著詩稿無事可做，便托朋友幫他找了一份工廠裡的臨時工作，但遭到了朱湘的拒絕。只會寫詩作文的朱湘，因為把詩歌看得與生命一樣重要，因而與曾經患難與共的妻子之間，矛盾越來越深。
從此，朱湘步入他生命中的最為淒慘的最後一段歲月。
從安慶到朱湘的老家太湖百草林只有百十公里路程，他的四哥朱文庚少時從湖南回老家，繼承了全部家產祖業，擁有數千畝良田，靠雇工收租過著小康的日子，生活相當安逸。在安大辭職以後，朱湘完全可以把太太劉霓君和孩子送回老家，靠四哥的幫助暫時過渡一下。這樣，他可以從容地再去謀職，即可減輕許多壓力，也可省去很多煩惱。然而，雖是同胞兄弟，他也不肯回去吃「嗟來之食」，而是把太太送回了湖南長沙的娘家。
作為孩子的父親和妻子的丈夫，朱湘很不稱職，嚴格地說，他不配享用這兩個名分。他最最鍾愛的是詩，而詩給他帶來的則是貧窮，從結婚到當教授，他都沒有給太太和孩子創造任何幸福，並且很少想到他們的饑寒溫飽。相反，太太和孩子卻因他受盡了人間的磨難。
留美之前，朱湘和霓君有一次生氣吵嘴，他失手打了她，她被逼無奈回了娘家。他還好，連忙賠禮，哀求她原諒，絕對是真誠的。到美國以後，他在信中向太太解釋了他發脾氣的原因：「我受了外面的氣，負了一屁股的債，又要籌款留學。」霓君原諒了他，帶著孩子在國內，無依無靠，四處漂流，時而寄居在她妹妹的婆家，時而在尼姑庵中借宿，娘兒們忍饑受寒供朱湘讀書。
其實，朱湘對霓君是懷著滿腔的深情的，他曾很動情地寫信向她表白：「回國以後，我要作一個一百分好的丈夫，要做一個一百分好的父親。」後來，他在美國寫給霓君的情書編為《海外寄霓君》，書中充滿了對家庭對朋友的愛，也充滿了對國家對人類的愛。怎奈他無力擺脫經濟的重壓，因為經濟，他提前回國了；回國以後，他在經濟上並沒有翻身，因而也就無法兌現他向霓君的承諾。
在安徽大學教書期間，霓君因事需回娘家幾日，把兒女們托付給朱湘照管。他最小的兒子大病了一場剛好，又才斷奶不幾天，朱湘每日強迫他吃香蕉一枚，吃不下也要填鴨式地填下去，結果，這個嬰兒因消化不良夭折了。這件事給霓君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創傷。舊傷未癒又添新傷，朱湘因一時義氣，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飯碗，徹底斷了經濟來源。失業後，他為了盡快謀個職業，南北奔走，四處漂流，今兒北京，明兒上海，行蹤不定。家裡入不敷出，老債未清，又添新債，他淪落到窮愁潦倒的地步，對妻小更是無力無暇顧及。霓君有苦無處訴，寄居在娘家忍氣吞聲，靠幫人做粗活維持她和孩子的生活。
貧賤夫妻百事哀。生活的清苦導致了家庭的不幸，謀職無望，家境淒慘，朱湘和霓君的感情已面臨嚴重的危機，離婚的話題無可避免地被提上了家庭的議事日程。
朱湘在求職的路上接連碰壁，及至絕望之時，他終於「明白」過來了：是詩歌和文章誤了他的前程，害了他和他的太太孩子。
「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點鐘之內都在想著作詩，生活裡的各種複雜的變化，我簡直是一點也沒有去理會；如今，總算是已經結清了總賬。」（《致柳無忌信》）
朱湘所要結清的「總賬」，就是要與寫詩和作文徹底決裂。在與柳無忌分手之際，朱湘一再叮囑他的老同學，叫他轉告他們的另外兩個同學羅念生和羅皚嵐，勸他們不要專寫文章。這不是一時的賭氣，而是痛苦的醒悟，因為他堅信：做文章誤了他的一生！
朱湘清醒地意識到，不能適應環境是他的致命弱點，他甚至對自己進行了徹底的否定。他認為他的生活只是一個失敗，一個笑話，「我真是一個畸零的人，既不曾作成一個書獃子，又不能作為一個懂世故的人。（《我的童年》）」當詩人感到自己不能超越現實，而現實又令他痛苦不堪之時，他便認定，選擇自殺這條路，是最好的解脫了。
1933年12月5日，在由上海開往南京的吉和輪上，朱湘倚著船舷，取出隨身攜帶的酒瓶，一邊飲酒，一邊吟誦著海涅的詩。輪船行至馬鞍山李白投江的採石磯下，朱湘縱身一跳，躍入長江，只濺起一圈凌亂的浪花，便被洶湧的江流吞沒……船主從朱湘遺在船上的一口皮箱和夾袍內發現了他的名片，還有他太太的地址，當即給他的家裡寫了一封信。於是，劉霓君在第三天接到了丈夫的噩耗，詩人投江自殺的新聞旋即登上了京滬等地的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