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他們一同到上海，一起住進薩波賽路的一座公寓。丁玲與胡也頻住二樓，沈從文住三樓。他們共同創辦「紅黑書店」，出版《紅黑》週刊。1930年「紅黑書店」因債務問題倒閉。為了籌集資金償還債務，胡也頻去濟南教書。第二年，因胡也頻宣傳革命思想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上海龍華。當時，丁玲帶著剛出生的孩子，處境很艱難。沈從文陪同她將孩子送到湖南常德的母親處，由母親撫養。此間，沈從文對丁玲熱情相助，關懷備至。不料這年的秋天，丁玲卻與馮達同居了，沈從文心中非常惱火。此後他與丁玲就失去了聯繫。儘管如此，在丁玲1933年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後，沈從文連續發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蹤》的文章，譴責了國民黨政府綁架、陷害作家的不法行徑。還曾托請胡適通過當年的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營救丁玲，但未能奏效。
1933年社會上傳聞丁玲被害後，沈從文寫了《記丁玲》及《記丁玲續集》。此書於1939年9月在上海出版時，丁玲已經在黨組織的營救下，於1936年9月來到延安。在陝北的丁玲對沈從文的這兩本書一無所知。直到1978年的冬季，一位日本友人將這兩本書拿給丁玲看，丁玲覺得沈從文在書裡對胡也頻等左翼作家的評價有失公允，違背了歷史的真實；她還對沈從文以低級趣味描繪他們的生活非常惱怒，沈從文在他的文章裡說，他和丁玲、胡也頻曾經同住一處，朝夕相伴，給人一種混淆的概念。丁玲認為用含混的語言混淆視聽，這無異於往她的身上潑污水。後來丁玲還聽說她被捕後，沈從文膽小怕事，不敢出面營救她的傳聞。從而得出沈從文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岸上品評在洶湧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高貴紳士」的結論。這種傷害沈從文的感情之言，挫傷了她與沈從文幾十年的情誼，由誤解而反目，導致兩位老友在晚年分道揚鑣。
親情沈從文是畫家黃永玉的表叔，年齡比黃永玉大21歲。他們被稱作是湘西飛出的兩隻「金鳳凰」。
黃永玉是常德人，他的父親黃玉書畢業於常德師範，在男小學當校長，曾以通草作畫捧回巴拿馬賽會銅獎；母親楊光蕙畢業於桃源省立二師，在女小學當校長。父母在讀書時學的都是音樂和美術，對黃永玉的未來發展留下了遺傳基因。在黃永玉1924年8月出生後不久，他家就搬到鳳凰縣居住，從此黃永玉與他的表叔沈從文成了名副其實的鄉黨。
黃永玉第一次見到沈從文是在他讀小學時。有一天他正與幾個夥伴瘋跑，忽然有個夥伴告訴他，他家從北平來了客人。祖母告訴他這是他的二表叔沈從文。沈從文摸摸他的頭，將他攬在懷裡，很喜歡這個小表侄。少不更事的黃永玉聽說這位表叔在北平當教授，寫文章，並沒有怎麼在意，過一會兒，便跑去與小夥伴玩耍去了。
黃永玉從16歲開始以繪畫與木刻為生，到處漂泊。在福建德化山區做小工時，老闆見他頭髮太長了，給他一塊錢讓他去理髮，可是他在書攤上見到一本表叔寫的《昆明冬景》，便花了七角錢買了下來。他讀著表叔寫的書，對表叔的才華滋生了無限仰慕的感情。
1946年他才開始與表叔沈從文通信。這些信有談藝術知識的，有談藝術欣賞的，對黃永玉的未來發展大有補益。本來黃永玉名字中的「玉」是「裕」，是沈從文說他的名像個賣布的，建議他改為現在用的「玉」字的，意思是永遠繼承父親黃玉書的藝術才華。沈從文曾在一封信中向黃永玉介紹了自己的人生體驗：一是充滿著愛去對待人民和土地。二是摔倒了，不要停下來哀歎，要趕快爬起來往前走。三是永遠地擁抱自己的工作不放。這樣的教誨成了黃永玉的座右銘，也成了指導他前進的一盞明燈。
1950年沈從文動員在香港的黃永玉回北京參加工作。1953年黃永玉回到北京到中央美院任教。叔侄都住在北京，彼此的聯繫多，也經常走動。「文革」開始後，他們叔侄倆都成了審查對象。有一次在大街上他們邂逅了。沈從文怕連累表侄，裝作沒有看見，便走了過去。畢竟黃永玉年輕些，膽子大些，他借擦身而過的瞬間對表叔低聲說：「要從容對付呀！」這句話表達了親屬間的惦念與安慰，對沈從文也是個很大的鼓勵。
(75)情誼與巴金巴金在《懷念從文》中寫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個。這是真話。」這句質樸無華、發自心底的話，反映出巴金與沈從文五十多年的真摯友誼和無限情深。
巴金與沈從文相識於1932年的冬天。當時正在青島大學教書的沈從文，收到張允和、張兆和姐妹發來的電報，告訴他婚事已獲父母的應允。她們的父母當時住在上海，想見一見這個未來的乘龍快婿，於是沈從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間，沈從文遇見了在南京主編《創作月刊》的陳曼鐸。陳曼鐸是來上海找巴金約稿的，他就約巴金和沈從文一起，到一家俄國人開的西餐館聚餐。素昧平生的巴金和沈從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讀過對方的作品，因此一見如故。交談中巴金得知沈從文有本短篇小說集，想找個出版社出版。飯後，巴金帶著沈從文到閘北的新中國書局，將沈從文的小說集交給這個書局的老闆，並且預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間，巴金還幫助沈從文挑選了拜見未來的岳父母的禮物。沈從文想買幾套外文書作為見面禮，可是又擔心自己買不好，就請巴金幫忙。巴金不負所望，帶著沈從文到書店精心挑選了幾套俄羅斯的文學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訶夫小說集》，印製精美，又是權威譯本，沈從文的未婚妻張兆和非常喜歡，這對成全沈從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園水榭舉行了一次宴會，宣佈他們結婚。前來赴宴的除了張家姐妹外，就是沈從文的文學界的朋友們。巴金得知他們結婚的消息，馬上給他們發了賀電，祝福他們「幸福無量」。不久，巴金來到北平時，住在達子營沈從文家裡。儘管沈從文新婚燕爾剛剛一個多月，但他們夫婦對巴金這個好朋友卻是相敬如賓。他倆都在醞釀著新的作品，捨不得花時間閒聊，就分頭搞起了創作。北方的秋天氣候宜人，沈從文將書房讓給巴金創作《霧·雨·電》中的插曲《雷》，而自己卻在院子裡的樹陰下寫自己的《邊城》。不久，沈從文的大姐前來看望他們新婚夫婦，巴金才搬離沈家。
抗戰結束以後，伴隨著兩種命運的決戰，沈從文的靈魂出現了迷亂。他「游離」於國共兩黨政治之外的「中間路線」，倡導自由主義的文藝追求。他寫了大量的政論雜文，其觀點出現了一些「極端」傾向。巴金為他的前途擔憂，就通過朋友傳話，勸導沈從文應該將主要精力用在小說創作上。遺憾的是沈從文沒能夠聽從老朋友的勸告。1949年北平解放後，他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於是在3月28日這一天，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割破了血管，以便尋求解脫。幸好他的妻弟及時發現，挽救了他的生命。從此以後沈從文家門庭冷落，很少與朋友往來。
1949年7月，巴金應邀到北平出席首屆文代會，他多次在會議的休息時間到沈從文家拜訪。同年9月，巴金出席第一次政協會議時，也到沈家去看望他。在沈從文最為消沉與寂寞的時候，巴金的友誼給了他極大的安慰與支持。即使是在「文革」時期，巴金和沈從文都自身難保時，仍然惦念著對方。「文革」結束後，他們的往來就更多了。可見他們的友誼是經得起挫折考驗的。
與胡適沈從文一向以「鄉下人」自稱。1923年他剛剛闖北平時，的確是個「鄉下人」，可是，自從1929年經徐志摩推薦，被中國公學聘為講師之後，他在胡適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下，逐漸成為現代紳士派的自由主義文人。
本來，沈從文不會教書，可是在他與好友胡也頻和丁玲到上海辦刊物《紅黑》時，因資金周轉難以為繼，經營一年不僅沒有盈利，反倒將本金也賠了進去。為了謀生和償還債務，他們三人只有分頭找工作賺錢。於是沈從文經徐志摩舉薦，認識了擔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被聘為大學一年級現代文學課講師。接到胡適的聘書後，沈從文接連給胡適寫了兩封信，談到自己不會教書，並表示，如果學生們不滿意隨時可以撤換。胡適對他極為重視，儘管第一堂課沈從文被「掛」在了課堂上，可是胡適並沒有怪罪他。
在中國公學期間，胡適成了沈從文的知心朋友，事無鉅細，沈從文都樂意與胡適請教和商議。當時，他花錢沒有計劃，經濟拮据了，就寫信給胡適要求預支工薪，還要求幫助他的妹妹暫緩交納學費，胡適都給予滿足。在教課時，有一個女學生引起了沈從文的注意。這個女生就是年僅18歲的張兆和。在沈從文與張兆和有了個別接觸之後，他覺得口頭表達不出他心底的感情，就給張兆和寫了封表示愛意的信。張兆和沒有回應，沈從文痛苦萬分，便找到胡適，提出幾個離開公學的理由，其中一個就是他陷於愛情的漩渦，愛上一個女生。胡適勸他不要走，他會為他「做一切可做的事。」
不久，校園裡沸沸揚揚地傳說沈從文求愛不成想自殺。這個傳言傳到張兆和的耳朵裡，她很害怕，便拿著沈從文寫給她的情書，去找校長胡適。胡適仔細地聽了張兆和的敘說之後，首先表示沈從文是個天才，是中國最有希望的小說家。當胡適得知張兆和並不愛沈從文時，胡適希望她能與沈從文做個朋友，還勸說給沈從文寫封婉轉的回信。最後胡適答應勸勸沈從文。由於胡適的協調，張兆和給沈從文寫了回信，從此他們開始了通信。經過三年多的愛情拉練，沈從文終於贏得了張兆和的愛情。
1930年5月，胡適聯合羅隆基、梁實秋等人在《新月》上發表文章，批評國民黨政府，引起了當局的不滿，胡適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務。胡適離開後，沈從文也覺得失去了靠山，同年秋天也辭職離開中國公學。此後的十幾年間，胡適與沈從文雖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們的通信聯繫一直未斷，直到1948年12月胡適離開北平，不久又去美國，他們天各一方，再也沒有機會通信和會面了。
慈師1939年至1947年沈從文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授，沈從文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他上課「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譁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
西南聯大的教室很簡陋，土牆土地鐵皮屋頂（後來連鐵皮屋頂也賣了，換成茅草屋頂），教室裡只有一張講桌和幾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課時，先到的男同學佔據了扶手椅，後到的三位女同學沒有座位，只能站著聽課。沈從文看不過去，把講台上的講桌扛下來，放倒在地，請這三位女同學坐下聽課。
每次上課，沈從文總是夾著一大摞書走進教室，學生們從他手中接過仔細批改後的習作和特意為他們找的書，他們的心中就只能充滿了感動。為讓學生省點事，沈先生總是不怕自己多費神，多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讓學生自己去找，作為老師，指明方向也就算盡職了。而沈從文卻自己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成了，捲成卷，上課時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是夾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學生們接過沈從文費心找來、精心抄寫的資料，內心感動之餘，又平添了幾分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