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名的第一部講義是《新詩講義》，也是建國前唯一一部存留的講義。1934年，廢名在北大講教「新文藝試作·散文習作」，次年開講「現代文藝」。「現代文藝」課廢名決定從新詩講起，這是我國第一部新詩講義，廢名由此成為第一個在大學課堂上以新詩史的角度講解新詩的人。
1939年秋天，廢名舉家遷回老家黃梅金家寨，被邀任設在金家寨的第二小學教員，教國語和自然。他以此為「試驗田」，主張反舊教育。他要學生「限讀白話文，限寫白話文」，「作文重寫實際，寫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實際材料，不主張要小學生寫議論文」。廢名的寫實主張在這裡得到了一定的實踐。廢名還自編新詩教材，選取郭沫若、冰心、魯迅、泰戈爾等人和他自己的詩作。他還教小學生寫童詩，啟人性靈。
1940年2月，黃梅縣長陳宗猷親自調任廢名至黃梅縣中，任英語教師。廢名花費大部分時間忙於課蒙，自編不少鄉土教材。當時廢名很受一些學生歡迎，「平時學者風度，平易近人，他很喜歡跟學生聊天。傍晚，他每一出來散步，總有許多學生圍著他，喜歡聽他講當代文學界文人逸事，學生心裡對他懷有無限崇敬！」他還喜同學生講《論語》、《莊子》、泰戈爾、魯迅、葉聖陶、朱自清、陳學昭等人的作品。廢名的得意門生翟一民在《永不消逝的「聲音」》中回憶廢名講課神態，惟妙惟肖：「雖然他的嗓音沙啞，但朗誦起詩來卻是充滿深情，抑揚頓挫，輕重緩急，剛直迂迴，盡能繪聲繪色地表達出來，真是耐人尋味，讓人陶醉，使我們就像是觀賞風景秀麗的山水畫和傾聽一曲清新的田園之歌一樣，在潛移默化中感悟高尚的情操」，「同學們常湊在一起風趣地稱道先生講國語課真可謂『精美至極，妙不可言』，或有幽默者背後稱之為『妙善先生』」。當時新文學在黃梅近乎荒地，是廢名培養起許多學生對新文學的興趣。
廢名從事教育還不拘於地，「馮師（廢名原名馮文炳）經常把野外當做教學的大課堂，帶領學生們就樹陰下席地圍坐講授，不拘形式，使教育生活化、趣味化，超凡脫俗。他說自然萬物皆學問，青山綠水隨處即文章，學生們陶醉於大自然的懷抱裡，真是如沐春風、如浴瀚海。」
廢名和學生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人格、文格感染了一批有志學生。廢名在縣中任教達5年之久，七、八、九三班畢業請他作「同學錄序」，他大都樂意為之，「以作別後相思之資」。
抗戰勝利後，在俞平伯、朱光潛、湯用彤的力薦下，廢名應胡適之聘回到北京大學擔任副教授，不久升任教授。這一期間，廢名留下的講稿主要是《新詩講義》的續四章。此前，他的《新詩講義》十二章已經結集命名為《談新詩》出版。這續四章和前十二章後合集成一書於1984年出版。這部《談新詩》成為《廢名講詩》的「廢名講新詩」的主幹部分。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廢名調任東北人民大學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這一期間廢名留下的講義、講稿有：《古代的人民文藝——〈詩經〉講稿》、《杜詩講稿》（包括《杜詩稿續》）、《杜甫論》、《杜甫詩論（未完）》、《新民歌講稿》、《跟青年談魯迅》、《魯迅研究》、《美學講義》等8部之多。
1947年北京大學的大一國文課，是每月要求每個學生寫一篇作文，交給老師，由老師批改，在批改後要在課堂上發回給每位同學，並且要講評。廢名有次發文，在發到一個學生的文章時，他說：「你的文章像下雨的雨點，東一點西一點亂七八糟。」當他發到一位女同學的文章時說：「你的文章寫得很好，真像我的文章。」
關於廢名在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治學和講課情況，從他學生的回憶文字中可以略見一二：
「後來，我們陸續聆聽到他的專題課『魯迅小說』、『杜詩』、『中國古典美學』。一次，班長讓我和另一位同學去他家取講義稿，再送學校印刷。進了他家，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倆怔住了：馮老師戴著墨鏡，正低頭坐在椅子上，一手在胸前托塊木板，一手在木板夾的稿紙上吃力地寫字。原來，他的視力已很微弱，必須透過那特製墨鏡中間的小孔，才能勉強看東西、寫字。我倆站在那裡無言地注視著馮老師，心裡又感動又難過，馮老師發給我們的一摞摞講義，竟是這樣一字一字寫出來的啊！」
——鄭啟幕：《遙遠的鐘聲——記馮文炳老師》
「馮老師被聘為系主任，現代文學教研室唯一的教授，一開學便給我們講魯迅專題。雖然印了講義，他並不照本宣科，而是講自己的心得，開門見山就分析魯迅代表作品《阿Q正傳》。論點新穎、頗富魅力。如說未莊不是農村，阿Q這個典型也不只是農民，當時引起了一陣爭論。但是，馮老師依舊堅持自己的論點，並且從作品形象分析入手，條分縷析，周密論證。他說，學術研究，貴在有獨到見解，切忌人云亦云。大學裡要發揚學術民主，可以各抒己見。這不多的幾句話語，馮老師說得很中肯，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也許這是他幾十年來治學生涯的心得吧，也許是他帶來的最高學府近百年來形成的民主校風吧。」
——蕭善因：《廢名：治學貴有創見》
狂狷廢名講課的風格全然不同，他不大在意學生是在聽還是不在聽，也不管學生聽得懂聽不懂，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
廢名一次講魯迅的《狂人日記》，一開頭他就說：「對《狂人日記》的理解，我比魯迅先生自己瞭解得更深刻。」學生們一時愕然。有一次，廢名講寫作要煉句，他舉出他的小說《橋》中的一段描寫炎熱的夏日，兩個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長的路，忽然「走近柳蔭，彷彿再也不能往前一步。而且，四海八荒同一雲！世上難有涼意了。當然，大樹不過一把傘，畫影為地，日頭爭不入」。他說：「你們看，這『日頭爭不入』真是神來之筆，真是世上唯有涼意了。寫文章就要能寫出這樣的句子才叫大手筆。」
1948年，熊十力和廢名都住在原沙灘北大校辦松公府的後院，門對門。熊十力寫《新唯識論》批評了佛教，而廢名信仰佛教，兩人常常因此辯論。他們的每次辯論都是聲音越辯越高，前院的人員都可以聽到，有時甚至動手動腳。這日兩人均穿單衣褲，又大辯起來，聲音也是越來越大，可忽然萬籟俱靜，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後院看。一看，原來熊馮二人互相卡住對方的脖子，都發不出聲音了。這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
同仁胡適在北大三次任職期間，廢名恰好在北大讀書和教書。他們既是師生，也稱得上是北大同仁。廢名進入北大預科讀書時，就對胡適主編的《努力週報》產生了興趣。他將自己創作的一些新詩和短篇小說，投給《努力週報》。胡適很重視培養青年人，為廢名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由此，他們開始了書信往來，建立了師生之誼。1924年1月胡適在《讀書雜誌》上刊登籌辦《努力月刊》的預告，廢名見到這個「預告」，馬上給胡適寫信表示祝賀，並寄上一篇小說。遺憾的是，這份《努力月刊》沒有辦成，但胡適還是將廢名的小說推薦給陳源主編的《現代評論》發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