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樂趣
我們只有知道一個國家人民生活的樂趣，才會真正瞭解這個國家，正如我們只有知道一個人怎樣利用閒暇時光，才會真正瞭解這個人一樣。只有當一個人歇下他手頭不得不幹的事情，開始做他所喜歡做的事情時，他的個性才會顯露出來。只有當社會與公務的壓力消失，金錢、名譽和野心的刺激離去，精神可以隨心所欲地遊蕩之時，我們才會看到一個內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生活是艱苦的，政治是骯髒的，商業是卑鄙的，因而，通過一個人的社會生活狀況去判斷一個人，通常是不公平的。我發現我們有不少政治上的惡棍在其他方面卻是十分可愛的人，許許多多無能而又誇誇其談的大學校長在家裡卻是絕頂的好人。同理，我認為玩耍時的中國人要比干正經事情時的中國人可愛得多。中國人在政治上是荒謬的，在社會上是幼稚的，但他們在閒暇時卻是最聰明最理智的。他們有著如此之多的閒暇和悠閒的樂趣，這有關他們生活的一章，就是為願意接近他們並與之共同生活的讀者而作的。這裡，中國人才是真正的自己，並且發揮得最好，因為只有在生活上他們才會顯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親切、友好與溫和。
既然有了足夠的閒暇，中國人有什麼不能做呢？他們食蟹、品茗、嘗泉、唱戲、放風箏、踢毽子、比草的長勢、糊紙盒、猜謎、搓麻將、賭博、典當衣物、煨人參、看鬥雞、逗小孩、澆花、種菜、嫁接果樹、下棋、沐浴、閒聊、養鳥、午睡、大吃二喝、猜拳、看手相、談狐狸精、看戲、敲鑼打鼓、吹笛、練書法、嚼鴨肫、醃蘿蔔、捏胡桃、放鷹、喂鴿子、與裁縫吵架、去朝聖、拜訪寺廟、登山、看賽舟、鬥牛、服春藥、抽鴉片、閒蕩街頭、看飛機、罵日本人、圍觀白人、感到納悶兒、批評政治家、念佛、練深呼吸、舉行佛教聚會、請教算命先生、捉蟋蟀、嗑瓜子、賭月餅、辦燈會、焚淨香、吃麵條、射文虎、養瓶花、送禮祝壽、互相磕頭、生孩子、睡大覺。
這是因為中國人總是那麼親切、和藹、活潑、愉快，那麼富有情趣，又是那麼會玩兒。儘管現代中國受過教育的人們總是脾氣很壞，悲觀厭世，失去了一切價值觀念，但大多數人還是保持著親切、和藹、活潑、愉快的性格，少數人還保持著自己的情趣和玩耍的技巧。這也是自然的，因為情趣來自傳統。人們被教會欣賞美的事物，不是通過書本，而是通過社會實例，通過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會裡的生活，工業時代人們的精神無論如何是醜陋的，而某些中國人的精神——他們把自己的社會傳統中一切美好的東西都拋棄掉，而瘋狂地去追求西方的東西，可自己又不具備西方的傳統，他們的精神更為醜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園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國式園林，卻為一個猶太人所擁有。所有的中國人都醉心於什麼網球場、幾何狀的花床、整齊的柵欄，修剪成圓形或圓錐形的樹木，以及按英語字母模樣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國，但上海卻是現代中國往何處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們嘴裡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澀的味道，就像中國人用豬油做的西式奶油糕點那樣。它刺激了我們的神經，就像中國的樂隊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進，基督的士兵們」一樣。傳統和趣味需要時間來互相適應。
古代的中國人是有他們自己的情趣的。我們可以從漂亮的古書裝幀、精美的信箋、古老的瓷器、偉大的繪畫和一切未受現代影響的古玩中看到這些情趣的痕跡。人們在撫玩著漂亮的舊書、欣賞著文人的信箋時，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國人對優雅、和諧和悅目色彩的鑒賞力。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著鴨蛋青的長袍，女人穿紫紅色的衣裳，那時的雙縐也是真正的雙縐，上好的紅色印泥尚有市場。而現在整個絲綢工業都在最近宣告倒閉，因為人造絲是如此便宜，如此便於洗滌，三十二元錢一盎司的紅色印泥也沒有了市場，因為它已被橡皮圖章的紫色印油所取代。
古代的親切和藹在中國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極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國人精神的產品，閒暇生活的樂趣是其永恆的主題。小品文的題材包括品茗的藝術，圖章的刻制及其工藝和石質的欣賞，盆花的栽培，還有如何照料蘭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謁古代美人的墳墓，月下賦詩，以及在高山上欣賞暴風雨——其風格總是那麼悠閒、親切而文雅，其誠摯謙遜猶如與密友在爐邊交談，其形散神聚猶如隱士的衣著，其筆鋒犀利而筆調柔和，猶如陳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著這樣一個人的精神：他對宇宙萬物和自己都十分滿意；他財產不多，情感卻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經驗和世俗的智慧，卻又非常幼稚；他有滿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對外部世界無動於衷；他有一種憤世嫉俗般的滿足，一種明智的無為；他熱愛簡樸而舒適的物質生活。這種溫和的精神在《水滸傳》的序言裡表述得最為明顯，這篇序文偽托給該書作者，實乃十七世紀一位批評家金聖歎所作。這篇序文在風格和內容上都是中國小品文的最佳典範，讀起來像是一篇專論「悠閒安逸」的文章。使人感到驚訝的是，這篇文章竟被用作小說的序言。
在中國，人們對一切藝術的藝術，即生活的藝術，懂得很多。一個較為年輕的文明國家可能會致力於進步；然而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度，自然在人生的歷程上見多識廣，她所感興趣的只是如何過好生活。就中國而言，由於有了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把人當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類幸福當作一切知識的終結，於是，強調生活的藝術就是更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沒有人文主義，一個古老的文明也一定會有一個不同的價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麼是「持久的生活樂趣」，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東西，比如飲食、房屋、花園、女人和友誼。這就是生活的本質，這就是為什麼像巴黎和維也納這樣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廚師、上等的酒、漂亮的女人和美妙的音樂。人類的智慧發展到某個階段之後便感到無路可走了，於是便不願意再去研究什麼問題，而是像奧瑪開陽那樣沉湎於世俗生活的樂趣之中了。於是，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樣像中國人那樣吃，如何像他們那樣享受生活，那末，在我們眼裡，這個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在李笠翁（十七世紀）的著作中，有一個重要部分專門研究生活的樂趣，是中國人生活藝術的袖珍指南，從住宅與庭園、屋內裝飾、界壁分隔到婦女的梳妝、美容、施粉黛、烹調的藝術和美食的導引，富人窮人尋求樂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悶的途徑，性生活的節制，疾病的防治，最後是從感覺上把藥物分成三類：「本性酷好之藥」、「其人急需之藥」和「一生鍾愛之藥」。這一章包含了比醫科大學的藥學課程更多的用藥知識。這個享樂主義的戲劇家和偉大的喜劇詩人，寫出了自己心中之言。我們在這裡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他對生活藝術的透徹見解，這也是中國精神的本質。
李笠翁在對花草樹木及其欣賞藝術作了認真細緻而充滿人情味的研究之後，對柳樹作了如下論述：
柳貴乎垂，不垂則可無柳。柳條貴長，不長則無裊娜之致，徒垂無益也。此樹為納蟬之所，諸鳥亦集。長夏不寂寞，得時聞鼓吹者，是樹皆有功，而高柳為最。總之種樹非止娛目，兼為悅耳。目有時而不娛，以在臥榻之上也；耳則無時不悅。鳥聲之最可愛者，不在人之坐時，而偏在睡時。鳥音宜曉聽，人皆知之；而其獨直於曉之故，人則未之察也。鳥之防弋，無時不然。卯辰以後，是人皆起，人起而鳥不自安矣。慮患之念一生，雖欲鳴而不得，欲亦必無好音，此其不宜於晝也。曉則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數亦寥寥，鳥無防患之心，自能畢其能事。且捫舌一夜，技癢於心，至此皆思調弄，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是也，此其獨宜於曉也。莊子非魚，能知魚之樂；笠翁非鳥，能識鳥之情。凡屬鳴禽，皆當以予為知己。種樹之樂多端，而其不便於雅人者亦有一節：枝葉繁冗，不漏月光。隔嬋娟而不使見者，此其無心之過，不足責也。然匪樹木無心，人無心耳。使於種植之初，預防及此，留一線之餘天，以待月輪出沒，則晝夜均受其利矣。
在婦女的服飾問題上，他也有自己明智的見解：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今試取鮮衣一襲，令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於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色為仇乎？……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粗者愈形其嬌。……然當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即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鼎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
李笠翁接下去討論了黑色的偉大價值。這是他最喜歡的顏色，它是多麼適合於各種年齡、各種膚色，在窮人可以久穿而不顯其髒，在富人則可在裡面穿著美麗的色彩，一旦有風一吹，裡面的色彩便可顯露出來，留給人們很大的想像餘地。
此外，在「睡」這一節裡，有一段漂亮的文字論述午睡的藝術：
然而午睡之樂，倍於黃昏，三時皆所不宜，而獨宜於長夏。非私之也，長夏之一日，可抵殘冬二日，長夏之一夜，不敵殘冬之半夜，使止息於夜，而不息於晝，是以一分之逸，敵四分之勞，精力幾何，其能此？況暑氣鑠金，當之未有不倦者。倦極而眠，猶饑之得食，渴之得飲，養生之計，未有善於此者。午餐之後，略逾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後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覓睡，覓睡得睡，其為睡也不甜。必先處於有事，事末畢而忽倦，睡鄉之民自來招我。桃源、天台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愛舊詩中，有「手倦拋書午夢長」一句。手書而眠，意不在睡；拋書而寢，則又意不在書，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唯此得之。
只有當人類瞭解並實行了李笠翁所描寫的那種睡眠的藝術，人類才可以說自己是真正開化的、文明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