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略許地山（1893—1941），原名許贊坤，字地山，筆名落華生。生於台灣台南，甲午之戰後全家遷居福建龍溪（漳州）。幼年隨父在廣東讀書，中學畢業後因家境衰落，到漳州第二師範教書，1913年赴緬甸仰光中學任教，1916年回國。次年入燕京大學，得文學學士學位後再入宗教學院，得神學學士學位。1923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次年到英國牛津大學研習。他對宗教史有精深研究，也下工夫鑽研過印度哲學、人類學、民俗學，掌握梵文、希臘文和中國古代的金文、甲骨文，是著名學者。
1919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曾與鄭振鐸、瞿秋白共同編輯《新社會旬刊》。是我國最早的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第一篇短篇小說《命命鳥》，發表於1921年1月《小說月報》，以虔誠的宗教感情塑造了一對青年男女因愛情受阻而厭世。希望轉生「極樂國土」，以求解脫。小說以獨特的宗教神秘色彩和藝術風格在讀者中引起很大的反應。收入第一本小說集《綴網勞蛛》中的早期作品大都表現對宗法禮教和封建習俗的不滿，同時也流露出濃厚的宗教觀念和虛無思想。著名的散文小品集《空山靈雨》也反映了他早期思想的「雜沓紛紜」。有主題明確內容深刻的佳作，也有宣揚佛教思想的篇章。
1935年赴香港大學任教，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新文學學會理事等職。抗戰爆發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這幾年寫的作品，主題和風格都有轉變，結合現實日益緊密。1934年的小說《春桃》塑造了一個勞動婦女潑辣而善良的形象。1940年的《鐵魚底腮》寫了一個舊知識分子學無所用的苦悶心情及悲慘遭遇。這些現實主義作品和他逝世後編輯出版的《雜感集》都顯示出他的人生態度的積極變化。在抗日戰爭的洪流中，他積極參加進步文化活動，教學任務又十分繁重，終因勞累過度，不幸因心臟病逝於香港。
才情許地山一生與世無爭，熱愛和平，性格溫和、天真、樂觀、幽默。當時他的形象是這樣的：總穿著自己設計的「長僅過膝，對襟不翻領的棉布大杉「，手帶白玉戒指，留長長尖尖的指甲，蓄長髮，留三撇胡，在當時被笑稱頗似莎翁。經常滿面笑容，據說在朋友眼裡，幾乎都總是咧著嘴巴笑嘻嘻。而對著即使是與其知識觀念不相苟合而怒氣沖沖相辯論的學生，也是極和藹地說，沒事哇，沒事哇，你慢慢地談。
許地山在香港大學任教時，一次，按約定時間去接購物的妻子，妻子因購物砍價而遲到，他幽默地諒解：「你浪費我許多時間，可是又為我節省很多金錢，到底我沒有吃虧。」
「當他遇到朋友的時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們說怎樣，他總不駁回。去到東倫敦買黃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國飯吃？好！去逛動物園？好，玩撲克牌？好！他似乎永遠沒有憂鬱，永遠不會說『不』。」好友老捨如此回憶許地山。
郁達夫說，許地山「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老是講不上幾句話後，就去找小孩子拋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對他當時這一種小孩脾氣，覺得很是奇怪；可是後來聽老捨他們談起了他，才知道這一種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
許地山在宗教研究中對佛學很投入，並表現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如終年茹素，偶爾吃葷；雖然留學西洋多年，可他從不穿西服，夏天是麻布長衫、白通帽，冬天是棉袍大褂、黑呢帽。就這樣，他因為一年四季愛穿黃對襟棉大衫，留長髮蓄山羊鬍須，天天練習像鐘鼎文一樣的梵文，師生們稱之為「三怪才子」；又因其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同學們喊他做「許真人」。
許地山有許多驚人的才華，他不僅研究服裝，還會自己做衣服；他善於培植花木、佈置庭院，經他的手插於瓶中的花枝別具韻味；他搜集古錢，加以考證；他捕蝴蝶，製作標本；他還知音律，彈一手好琵琶；他帶領他的孩子們養猴子、小狗和家禽，還為孩子們創製一種有歷史內容的六國棋；他會說廈門話、廣州話、北京話，懂英文、德文、梵文等外國文字；能辨識金文、甲骨文，
沈從文評價許地山，說他能「把基督教的愛慾、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與古舊情緒，毫不牽強地糅合在一處」。
許地山和老捨在倫敦時，有一次出去一整天才回來，進門便笑，還不住地用手摸著剛剛刮過的臉。老捨問他笑什麼，他說，教理髮匠掙去了兩鎊多！天啦，理一個發才八便士，再加刮臉也不過一先令，怎麼會花去兩鎊多呢？原來是理髮匠問他什麼，他就答應什麼。理髮師碰到這麼好說話的人，於是把所有項目全做一遍，不花去兩鎊多才怪呢。
許地山去世時，有人歎道：「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談話伴侶，中年人失掉了熱忱的同志，少年人失掉了開心的先生，孩子們失掉了淘氣的老伯。」
熾情許地山和夫人林月森結婚很早，1920年，剛生下女兒不久的林月森在赴京途中病逝於上海。許地山和妻子感情很深，他把她安葬在靜安寺的墳場裡，常常一清早獨自走到妻子墳前，放上一束鮮花，默默地站立一會，回味他們生前的往事與趣談。對妻子的懷念成為他乾燥的心靈氣候裡僅有的無聲春雨。於是，便有了這首充滿熾情的詞——《心有事》：
「心有事，無計問天。／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我獨對著空山，眉更不展／我魂飄蕩，有如出岫殘煙。／想起前事，我淚就如珠脫串。／獨有空山為我下雨漣漣。／我淚珠如急雨，急雨猶如水晶箭；／箭折，珠沉，隔作山溪泉。／做人總有多少哀和怨；／積怨成淚，淚又成川！／今日淚、雨交匯入海，海漲就要沉沒赤縣；／累得那只抱恨的精衛拚命去填／呀，精衛！你這樣做，最經歷萬劫也不能遂願。／不如咒海成冰，使它像鐵一樣堅。／那時節，我要和你相依戀，／各人才對立著，沉默無言。」
愛妻去世本來讓許地山心如死灰。但若干年後，一個青春嫵媚的女子闖進了他的生活，令其死灰復燃。生活就是這般奇妙，失去的以為不會再來；它卻不期然以另一副面貌出現。周俟松，北京師範大學的高材生。她在中學時讀到許地山的作品，心生仰慕。在「五四」的遊行隊伍中，周俟松第一次見到許地山，又為其演講所傾倒。
第二次見面，是在接待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歡迎會上，許地山忙前忙後，十分活躍。周俟松遠遠地看著他，目不轉睛。不久，周俟松考入北京師大數學系，她有一天去與她家同在石附馬大街的熊佛西家做客，意外地碰到許地山，他們說了很多話，像一對老朋友。許地山淵博的學問和生動的談吐使周家的女學生再也按捺不住。
許地山見過幾次周俟松後，也陷入情網，他鼓足勇氣於1928年12月19日給周俟松寫了第一封情書。「自識蘭儀，心已默契。故每瞻玉度，則愉慰之情甚於饑療渴止」，「是縈迴於苦思甜夢間，未能解脫絲毫，既案上寶書亦為君掩盡矣」。相思連書都看不進去了，這對一介書生，該是何等的折磨。好在苦思必有甜夢。周俟松不顧父母反對，決意與許地山結婚。
翌年五一勞動節九時，許、周在北京「來今雨軒」舉行婚禮。當年的文學研究會就是在這裡成立的。前來祝賀的嘉賓有蔡元培、陳垣、熊佛西、朱君允、田漢、周作人等。新房設在周家二進院，從洞房後窗可以看到後花園的八角木屋和野趣橫生的丁香樹、棗樹，旖旎之至。周俟松在那天的日記上注了四個字：風和日朗。
婚後，這對新人恩愛有加。周俟松特別喜歡看故事，許地山寫不了那麼多，就專門為她翻譯孟加拉和印度的民間故事。他們經常討論到深夜，夫唱婦隨，紅袖添香，享盡人間福祉。我們來讀一段許地山那時翻譯的德國民歌，庶幾可以寫照他的心情：
「夏夜底月初升，在沉寂的山頂；遠處顫音低微，是夜鶯的幽鳴。唱罷，快樂的夜鶯！在銀光裡唱罷，這如夢的夏夜，我們不能聽見別的聲。西天一片雲彩，黑暗像要降臨。停住罷！別走近來遮片刻底愛光陰，停住罷！」
有一天，住在山東濟南的老捨忽然收到許地山的電報，電文是：「×日×時到站接黑衫女。」老捨鄭重其事地按時趕到車站，接到的所謂「黑衫女」竟是身著黑色旗袍的周俟松。她在一所學校任校長，前往濟南出差。許地山的風趣讓老捨笑得閉不上嘴，亦足見許地山當時的輕快與喜悅。
黑暗雖然沒有降臨，陰影卻像宿命似地飄然而至。陰影來自於光環的消失和激情的退去。在周俟松眼裡，許地山不知不覺由著名作家變成不修邊幅、隨意亂扔東西的邋遢鬼，變成重友輕家、應酬太多的傖夫俗客。而周俟松呢，慢慢地，紅粉褪色，淑女成妖，先是嘮叨，爾後是牢騷，都不見效，終於演化成河東獅吼。許地山可沒有陳季常那樣的耐性，他是演講出身的，吵起架來也是出口成章，全然把閨房重地當作了北京街頭。在夫妻生活中，對抗一旦產生了慣性，那任何細枝末節都可能觸發一場「戰爭」。1933年秋，兩人驚濤駭浪般大吵後，許地山不辭而別，遠赴印度考察學習去了。
大半年過去，身在異鄉的許地山發現自己無法忘掉周俟松，無法拋卻他們之間那一段氤氳情義。他多麼希望能回到從前那些個無猜無忌、耳鬢廝磨的日子裡去，但矛盾和憎怨是明擺著的，它們像一座座山阻隔著這對夫婦。許地山知道，要搬掉這些山，必須靠他們自己；否則這些山就會無情地讓他們恩斷義絕。突然，他想到，為什麼不在兩個人之間立一個公約呢？那該叫什麼公約呢？對，以愛情的名義，就叫「愛情公約」！
於是，他提筆給周俟松寫了一封充滿悔意和深情的信，並附上自己擬定的解決雙方矛盾的「愛情公約」：
一、夫婦間，凡事互相忍耐。
二、如意見不和，在大聲說話以前，各自離開一會兒。
三、各自以誠相待。
四、每日工作完畢，夫婦當互給肉體和精神的愉快。
五、一方不快時，他方當使之忘卻。
六、上床前，當互省日間未了之事及明日當做之事。
周俟松讀了許地山的信和公約，淚如雨下。她檢省自己的種種不是，想起對許地山無時不在的牽掛，她給許地山回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他早日回家。
許地山迫不及待地回到家裡，兩人執手相見，恍如夢中，竟說不出話來。周俟松把許地山領到臥室，向他指了指牆上，許地山抬頭看見那裡高高掛著的，正是他們的「愛情公約」。夫婦倆抱頭痛哭，從此他們生活中便永遠沒有了陰霾。
周俟松是一個堅強的女性。1941年，年僅49歲的許地山因勞累突然倒地身亡，8歲的女兒許燕吉號啕大哭。周俟松抹乾眼淚，拍著女兒的背說：「孩子，不要怕，還有媽媽呢！」周俟松活了九十多歲，她默默地為丈夫編書、寫文章，像一隻春蠶，綿綿不絕地吐露著自己的不盡哀思與無邊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