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就是懲罰
許地山
「這都什麼時候了，還埋頭在案上寫什麼？快同我到海邊去走走吧！」
丈走只管寫著，沒站起來，也沒抬頭對他妻子行個「注目笑」的禮。妻子跑到他身邊，要搶掉他手裡的筆，他才說：「對不起，你自己去吧。船明天一早就要開，今天晚上我得把這幾封信趕出來，十點鐘還要送到船上的郵箱去。」
「我要人伴著我到海邊去。」
「請七姨子陪你去。」
「七妹子說我嫁了，應當和你同行，她和別的同學先去了。我要你同我去。」
「我實在對不起你，今晚不能隨你出去。」他們爭執了許久，結果還是妻子獨自出去了。
丈夫低著頭忙他的事情，足足忙了四個鐘頭。那時已經十一點了，他沒有進去看看新婚的妻子回來了沒有，披起大衣大踏步地出門去。
他回來，到書房裡檢點一切後，才進入臥房，妻子已先睡了。他們約法，遲睡的人得親過先睡者的嘴才許上床。所以丈夫走到床前，依法親了妻子一下，妻子急用手在唇邊來回擦了幾下，那意思是她不接受這個吻。
丈夫不敢上床，呆呆地站在一邊一會兒，他走到窗前，兩手支著下頜，點點的淚滴在窗欞上，他說：「我從來沒受過這樣的懲罰……你的愛，到底在哪裡？」
「你說愛我，方才為什麼又懲罰我，使我孤零？」妻子說完隨即起來，安慰他說：「好人，不要當真，我和你鬧著玩哪。愛就是懲罰，我們能免掉嗎？」
摯友許地山1920年燕京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因為他是基督教徒，經常在禮拜日到教堂做義工。此時的老捨是個小學教師，於1922年受洗入基督教，也常去做義工。兩人因此相識，許地山說話直爽，尤其是愛說笑話，「村的雅的都有」，這就使老捨感到他平易近人，所以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做義工期間，老捨為了提高英文水準，到燕京大學跟埃文斯教授學習英文。埃文斯是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校外考官，對老捨的印象頗佳，舉薦他為東方學院教師。這樣，25歲的老捨，便於1924年9月，來到倫敦任教。
老捨在東方學院的酬金是每年250鎊，每月僅有20鎊，生活是較為艱苦的。他還要給母親寄些生活費用，這就顯得更為拮据了。老捨心情不好，就埋頭在小說堆裡，廣泛閱讀英文名著，到後來自己也覺得手癢癢的，想試試身手。
許地山見老捨迷上了小說，就鼓勵他寫。在許地山的影響和鼓勵下，1925年老捨用3便士一本的學生練習本寫成了《老張的哲學》。許地山對這部小說大為稱許，認為老捨寫得非常幽默詼諧，便將這部小說推薦給上海的鄭振鐸，發表在《小說月報》上。從此老捨一發而不可收，接二連三地發表了長篇《趙子曰》、《二馬》等作品，成為五四時期長篇小說創作最為光彩的明星。
許地山逝世後，老捨在《敬悼許地山先生》一文中痛惜地說：「以他的對種種學問好知喜問的態度，以他的對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對朋友提攜輔導的熱誠，以他的對金錢利益的淡薄，他絕不像個短壽的人。」
鄭振鐸和許地山的交往開始於五四運動之前幾個月，鄭振鐸就讀於北京鐵路管理學校，許地山正在燕京大學求學。課餘，他倆和在俄文專修學校讀書的瞿秋白，還有耿濟之、瞿世英等七八個青年經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圖書館裡借書看，彼此認識後，大家常在一起切磋學術，探討文藝，議論時事，無話不談。許地山豐富的社會閱歷和風趣橫生的談吐，使鄭振鐸印象很深；鄭振鐸為人誠懇、剛正、率真，也被許地山視為摯友。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鄭振鐸和許地山分別是各自學校的代表，又經常在一起開會，積極參加各種反帝、反封建的活動。11月間，他倆與瞿秋白、耿濟之、瞿世英等共同編輯《新社會》旬刊。這是一種青年讀物，最初幾期裡，有些談青年修養和介紹科學知識的文章，但逐漸增多的是討論社會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論著。鄭振鐸先後發表了《我們今後的社會改造運動》、《萬惡的社會》等文章，許地山也發表了《女子的服飾》、《十九世紀兩大社會學家底女子觀》等文章。《新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他們決定提高刊物的學術性，為紀念國際勞動節30週年，連續3期都辦成「勞動號」，鄭振鐸寫了《什麼是勞動問題》等文章，許地山寫了《勞動底究竟》等文章，他們讚頌勞動者的創造和智慧，提出「各業工人，能夠組織工會，互相聯絡，做歐洲式的大規模罷工」等希望……這3期「勞動號」出刊後，北洋軍閥政府驚恐萬分，在1920年5月派武裝警察查封了《新社會》。
鄭振鐸和許地山志同道合，共同為發展新文學而努力，他們都曾致力於兒童文學。鄭振鐸寫的兒童詩《早與晚》、《黎明的微風》、《春遊》等6首，就是由許地山譜曲後發表的。許地山又介紹其二哥敦谷（畫家）為鄭振鐸主編的《兒童世界》創作插圖。鄭振鐸與許地山對於印度著名作家、詩人泰戈爾（1861—1941）的詩都有共同的興趣。據鄭振鐸回憶，在北平時，有一天傍晚，他到許地山宿舍去，在書架上翻出一本日本翻譯版的《泰戈爾詩集》，讀得很高興。許地山看到他這麼喜歡泰戈爾的詩，便和他談起泰戈爾的生平和詩。那時，許地山正在譯泰戈爾的《吉檀迦利》，便把泰戈爾的《新月集》送給鄭振鐸，建議他翻譯。鄭振鐸翻譯《新月集》後，譯文還經許地山校讀。
後來，許地山熱心於哲學、宗教史的研究，鄭振鐸則鑽研中國文學史。雖然彼此的愛好已有所不同，但仍互相支持，互相幫助。1925年，許地山在英國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學院從事研究工作，撰寫長篇論文《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底點點滴滴》時，論及中國古典戲劇受到印度伊蘭文學的影響，需要有關資料，就寫信要求鄭振鐸幫助。鄭振鐸為他搜集了不少中國古籍上的材料，並為該文作了修訂後發表於由他主編的《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上）。鄭振鐸研究中國文學史時，需要牛津大學圖書館珍藏的敦煌卷子資料，因該館不准任何人攜帶紙筆入內輯錄，許地山就入內讀熟，然後出來憑記憶記下來，再寄給鄭振鐸。所以，鄭振鐸完成《中國俗文學史》的著述，其中也有許地山的一份勞績。
鄭振鐸在上海時，曾為國家搶購和保存了大批善本書。1937年「八·一三」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局勢日益惡化。鄭振鐸擔心上海不安全，打算把這批書暫時寄存到香港，幾經聯繫，別人都不敢承擔其責。這時，許地山正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主任教授，同時還任中英文化協會主席，鄭振鐸寫信和他聯繫，他立刻答應。這批三千多部的價值連城的元明本書、抄校本書，都是由鄭振鐸寄到香港大學圖書館，由許地山收下。對許地山這種勇敢負責的行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績，鄭振鐸一直感激在心。
鄭振鐸珍視許地山的友情並對他懷著敬意，1941年8月，許地山因勞累致心臟病突發逝於香港，鄭振鐸在上海聞訊十分悲痛，抗戰勝利後特撰文悼之。1958年6月，新版《許地山選集》付印之際，鄭振鐸還為該書寫了序言，回憶與許地山20多年的深厚友誼，指出：「在一九二0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二十多年裡，他的創作無疑地是中國現代文學上的耀眼光輝。我們談到這個時期的文學時，不能忽略這樣一位有天才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