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益友周作人與陳獨秀、李大釗等，都有過較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運動時，便得到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等人支持，其中尤以李大釗為著。周作人回憶說，《新青年》同人相當不少，除二三人時常見面外，別的都不容易找。在第一院即紅樓的，只有作為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在上班時必定在那裡，所以找他最適宜，他沒有架子，令人可親，平日所談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閒話。周作人說，李大釗的「雅儒」，不失謙謙君子，故而感到親切，稱之為「畏友守常」。周的日記多處記有李大釗和新村運動，如「守常函介李君來，屬為紹介往新村」；「訪守常，以新村紹介函交徐彥之君」等。李大釗還和周作人共同發起「工讀互助團」。
1927年4月7日，李大釗為奉系軍閥逮捕，接著便慘遭殺害。李大釗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周作人的腦海中已成為不滅的定格。可是，當時的《順天時報》卻發表文章說，李大釗「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來教導一般後進，至少可以終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卻做了主義的犧牲」等等。友人已歿，還橫遭非議，他義憤至極，發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維護李大釗的英名，指出，李大釗是「以身殉主義」，本「沒有什麼悔恨」可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李大釗「身後蕭條乃若此」，正是其「自甘澹泊」的明證，其高風亮節定可啟示後人，怎容狗苟蠅營之輩說三道四！
李大釗就義後，他不怕戴「紅帽子」，與北大教授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等人參與後事的處理。李大釗被捕時，其長子李葆華已是共青團員，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將其藏在自己家達一個多月。後來，他又和沈尹默等籌劃，讓李葆華化名楊震，送往日本留學，以避風頭。李葆華對此記憶終生：「周作人先生的確是在張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讓我住在他家裡，掩護了我一個多月，他又與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學習。他是很熱情的。」
周作人在任偽教育督辦時期，還多次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1939年，冀北暴動失敗後，李大釗的次女李炎華及其婿侯輔庭、幼子李光華來到北平。周作人十分清楚他們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顧，全力掩護。1940年，李星華和李光華在他的幫助下，離開北平前往延安。
李大釗遇害後家境窘困，其遺屬要求變賣其所遺書籍，周作人受李家之托，為此奔波，先後與胡適、蔣夢麟、錢玄同等相商，極力幫助李之遺屬渡過難關。1932年，李大釗的族侄李樂光在清華任助教時，秘密搜集李大釗遺作，編為《李大釗全集》。李樂光被捕後，李大釗的文稿由李星華交與周作人，希望能夠早日出版。
歷經風雨變故，1939年4月，北新書局終於出版《守常全集》，遺憾的是所出僅是原書稿的一半。周作人在《從四月六日談起》一文中，這樣提到這部書稿：「遺文散見於各雜誌報章，後經其族侄搜集，編為四卷，歷兵火盜賊之劫，未曾毀，將來或許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雲。」
周作人一直保存原書稿的後半部分，全國解放後，交予北京圖書館，《守常全集》才以4卷本出版。
(19)情事周作人情竇初開是在14歲那年。第一個夢中情人是大概比他小一歲的楊三姑。當時為了陪侍獄中的祖父，他跟祖父的姨太太寄寓在杭州花牌樓，隔壁一家姓姚。楊三姑便是鄰居姚老太太的乾女兒，尖面龐，黑眼珠，瘦小身材。周作人臨摹陸潤癢的字帖時，楊三姑常抱著一隻名叫「三花」的大貓，含情脈脈地在一旁觀看。她的出現使少年周作人親近喜悅，於是便在不知不覺間振作起精神，用盡不知從哪裡來的力氣去練字。就這樣，楊三姑成為了周作人「對於異性的愛慕的第一人了」。
半年後，楊三姑患霍亂夭折。聽到噩耗，周作人不禁黯然神傷，後來到杭州，經過楊三姑住過的清波門，仍然感到一種特別的親近。1946年，62歲的周作人因漢奸罪被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在押期間作《往昔詩30首》，其中還追憶起這位初戀的對象。
周作人再次萌生男女之情是在庚子事變之前，大約15歲的時候，地點在紹興小皋埠的娛園。娛園的老主人是清代舉人，詩人兼畫家，是周作人大舅父魯怡堂的岳父。魯怡堂晚年就寄居在娛園的西廂房。娛園內有一座微雲樓，還有水池，是當地文人墨客宴集夜飲的地方，在地方文獻中多有記錄。庚子事變（1900年）之前，魯怡堂的獨生子成親，周作人前往參加婚禮。當時姨表姑表同時聚集了21人，女的7人。其中有一人跟周作人同年同月生，周作人稱她為酈表姐。在交往中，周作人對她產生了單相思。但他也知道，這位姑娘從小已定親，不容他有非分之想。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時，周作人跟一些小兄弟溜進她房中拿東西吃，無意中看見她的一件雪青紡綢衫，不禁拿著跳起舞來，感到非常得意。令周作人痛惜的是，酈表姐婚後也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張早年的照片在周作人母親那裡。
周作人的第三個夢中情人是日本姑娘乾榮子。1906年夏秋之間，魯迅奉母命完婚之後將周作人帶到日本，寄宿在東京本鄉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周作人在伏見館第一個遇見的人就是館主人的妹妹乾榮子。她當時16歲，兼做伏見館的女傭（日本稱作下女），替客人搬運行李，端茶倒水。周作人嫌惡纏足，最喜見女人的天足，所以乾榮子兩隻白如雪的光腳在榻榻米上走來走去，給周作人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乾榮子在周作人潛意識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晚年周作人在夢境中還多次跟她相見，並在日記中留下了記錄。更讓周作人狼狽的是，他對乾榮子的這種單相思招來了妻子的猜忌，引發了一場接一場的家庭風波，使他陷入了「壽則多辱」的困境。
周作人的妻子是一位日本女人，名叫羽太信子，1888年7月生，1962年4月死，享年74歲。周作人是在1906年的夏秋之際跟隨魯迅去日本的，1908年4月8日遷居東京本鄉西片町十番地呂字7號，亦稱「伍捨」。這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房子大，而入住的只有包括周氏兄弟在內的5個中國留學生。為了照料這5個單身男子漢的生活，特請羽太信子來到這裡做雜務（即跟乾榮子一樣的「下女」）。據日本東京警方檔案，周作人跟羽太信子於1909年3月18日（陰曆二月二十七日）登記結婚。這就是說，從初見到成婚，周作人只花了10個多月時間，感情可謂是發展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