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略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壽，字星杓，號起孟、啟明、知堂、苦茶庵老人，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一生用過90多個筆名，常用筆名有獨應、周逴、周遐壽、仲密等，紹興人。魯迅二弟。9歲以前在家中私塾開蒙，11歲入三味書屋，後去杭州陪侍獄中祖父並授讀一年半，遍讀史書與筆記小說。光緒二十七年秋，進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管輪科，開始翻譯英文小說。光緒三十二年夏，隨魯迅東渡日本，先後進東京法政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曾與魯迅創辦《新生》雜誌，未果；合譯出版《域外小說集》，並開始創作小說和自學多種外文。宣統元年六月，在東京與羽太信子結婚。
辛亥革命前夕歸國，先後任紹興省立第五中學英文教員、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教育司視學，兼任《紹興教育會月刊》及《若社》雜誌編輯，還常在《越鐸日報》發表反封建的政論和翻譯外電通訊。在任紹興教育會長期間，著手進行教材改革並開始研究兒童文學。在五四時期，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參加《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編輯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編輯主任，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學論文，以及新詩《小河》、《微明》、《畫家》、《愛與憎》等優秀作品，在新文化運動中起過積極而重要的作用。五四運動後，先後在燕京大學、孔德學校、中日學院、女子學院等校任教。1922年11月，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4年冬，與林語堂等創辦《語絲》週刊。1930年8月，主編《駱駝草》。抗日戰爭開始後，滯留北平。1939年元旦，遇刺未亡，隨即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國民政府委員和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院長、東亞文化協會會長等職，又以汪偽政府要員身份訪問日本和「滿洲國」。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釋出獄。
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從事著譯工作。曾先後翻譯了《俄羅斯民間故事》、《日本狂言選》、《希臘擬曲》、《伊索寓言》等9部，與人合譯了《阿里斯托芬喜劇集》、《歐裡庇得斯悲劇集》（共3集）、《石川啄木詩歌集》、《平家物語》等6部。一生著譯頗豐，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瓜豆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也回憶和撰寫了大量有關魯迅的圖書和文章，主要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等。1965年9月，所寫最後一部30多萬字的回憶錄《知堂回想錄》，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
(14)淡漠1897年正月，周作人陪祖父的妾潘姨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賄賂案被光緒皇帝欽判斬監候、羈押在杭州府獄裡的祖父周福清。在杭州時，周作人住在花牌樓，被「拘在小樓裡邊」，「生活夠單調氣悶」。這段生活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灣的院子裡有一棵大杏樹，開花的時候，周作人每天從樹下經過，卻不知道花開了。魯迅因此說周「視而不見」，他曾感慨：「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林語堂說，魯迅極熱，周作人極冷。1944年，林在西安遇到沈兼士，相約登華山。路上，沈對林說，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長官時，日本人將抗日青年關在北大紅樓，夜半挨打號哭之聲，慘不忍聞，周作人竟裝癡作聾，視若無睹。沈兼士邊說邊流淚，林語堂不禁感慨：「熱可怕，冷尤可怕！」
周黎庵記載，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到9月底，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肅奸運動，逮捕了許多人。在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經常到琉璃廠逛舊書鋪，鎮靜自若，一點沒有風雨欲來的恐懼情緒。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學生鄧雲鄉到周的辦公室請其寫稿子，周當時正準備赴南京應付漢奸訴訟，他對鄧的冒失並不氣惱，只是輕鬆地說：「現在不是寫文章的時候，將來一定給你寫。」
王士菁回憶，周作人即使談到激動人心的事或應該深刻反省的事時，也不激動，「仍若無其事，甚至有點麻木不仁」。談到李大釗去世後掩護李的子女、保護李的文稿之事，他並不激動，「好像在敘述和自己並無多大關係的往事」；偶爾談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糟了』，並無惋惜，也並無自責，好像談的是別人的事情一樣」。
妻子羽太信子去世後，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雖然稍覺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於我也適宜。擬俟稍靜定後可以多做點翻譯工作也。」
(15)反目魯迅本名周樹人，與周作人、周建人是同胞兄弟。1919年2月，魯迅在北京八道灣買了一所大四合院，將母親接來，與周氏兄弟三人同住。當時，魯迅的母親年邁，夫人朱安不識字，魯迅提出由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家務。魯迅作為大哥，主動將每月收入，除留些零用錢外，都如數交給羽太信子掌管。
這種安排本來是出於對羽太信子的信任，可是她一朝權在手，便變得肆無忌憚起來。她花錢大手大腳，講排場，擺闊氣，絲毫不考慮這些錢是大哥的血汗錢。因而魯迅的經濟負擔越來越重。
周建人是經羽太信子搭橋，與她的妹妹結婚的。因為有著這層關係，羽太信子將自己的妹妹和妹夫當傭人一樣對待，指使他們幹這幹那，一點兒也不尊重。魯迅知道周建人老實，不甘心他在這個家裡受人支配，就給蔡元培寫信，請求幫助給周建人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找個職位。這是魯迅出於對弟弟的關心，迫不得已而為之。
羽太信子變相擠走了周建人還不滿足，她還想獨佔這所四合院。於是便設定陰謀向魯迅開刀了。1922年7月的一天，羽太信子又哭又鬧地對周作人說，魯迅從後窗戶偷看她洗浴！周作人本來就是對羽太信子言聽計從，唯唯諾諾，聽到她的訴說，也不細問根究，就氣呼呼地給魯迅寫了封信，信中寫道：「以後你不要到後院來！」魯迅接到此信十分詫異，親兄弟在前後院住，怎麼忽然寫起信來了？他想問個明白，可是周作人卻拒絕與他見面，更不用說弄明白原委了。無奈，魯迅一家就搬出了八道灣，他母親也跟著他一家搬出去住。這樣，羽太信子就獨霸了八道灣這所四合院，達到了她的目的。其實，羽太信子誣蔑魯迅偷看她洗浴，完全是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的陷害，八道灣後院的房屋，北窗戶很高，外有洩水溝，溝外還栽種著花卉，是根本無法靠近窗戶往屋裡看的。
(16)良知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周作人正在日本探親。5月12日，他得知這一消息就匆匆回國。5月28日回到北京。6月3日，他即和劉半農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義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問因聲援大學生被北洋政府拘捕的中小學生，被軍警拒絕，未能見到。6月4日下午，參加北大教職員會議，討論營救被捕學生的事。那時，北大文科院紅樓外已經駐兵五棚，而周作人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好像一點也不在乎。6月5日，他路遇大隊軍警包圍演講學生。當夜，他就在燈下寫下《前門遇馬隊記》，憤怒譴責軍警的所作所為。6月14日，他在得知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後，就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義到警察廳看望。
1926年「三·一八」的第二天（3月19日），時為女師大教授的周作人就以無比悲憤的心情寫下了《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發表在3月21日的《京報》副刊），他控訴「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殘殺，比五卅上海事件更為野蠻，其責任除政府當局段祺瑞、章士釗、賈德耀諸人直接負擔，我們要求依法懲辦外，對於國民軍的首領也不能屈為諒解。」第三天（3月20日），他在《京報副刊》發表《對於大殘殺的感想》，痛感「就是在滿清，自我有知以來，不曾聽見北京有過這種殘殺」。3月22日，他在《京報副刊》發表《可哀與可怕》，「我固然哀劉楊二君之橫死，但我也怕天下有不知哀矜之情的男女」。這一天他又寫下《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發表在3月29日的《語絲》72期），再次譴責「這回執政府的大殘殺」，他說：「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紀念死者。」他引《心中》一文說：「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捨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而無所愛惜。」他的文字是平穩而不是激烈的，但對死者的追念，對政府的譴責、抗議則和他的兄弟魯迅並沒有什麼兩樣。
4月2日他在《京報副刊》發表《恕府衛》，指出恕府衛的理由：一，他們無知識；二，他們是奉命的。尤其要譴責的是那些「使用明槍暗箭，替段政府出力」的知識階級、名人學者和新聞記者，「這種醜態是五四時代所沒有的」。
4月5日他在《語絲》73期發表《新中國的女子》，對犧牲的學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表示「最可佩服的是女學生們的勇敢」，稱她們是「新中國的女子」。
不足一個月，製造「三·一八」慘案的段祺瑞政府就垮了，另一個軍閥張作霖進了北京，《京報》被封，邵飄萍先生於4月26日遇害，北京瀰漫著一片肅殺之氣，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受到嚴峻的挑戰。周作人在5月24日發表的《閒話四則》（《語絲》80期）中說：「三月十八日以來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跡，結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這是對的，因為這是惟一適當的對付法。」這些話雖然沒有魯迅「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來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時刻也沒有沉默，5月31日，他還在《語絲》81期發表《死法》一文，為生命的失去感到痛苦，他說：「槍斃，這在現代文明裡總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三月十八日為中法大學學生胡錫爵君在執政府被害，學校裡開追悼會的時候，我送去一副對聯，文曰：『什麼世界，還講愛國？如此死法，抵沙成仙！』這末一聯實在是我衷心的頌辭」。
6月28日，離「三·一八」一百天，周作人寫下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發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報·副刊》。他說：「正如五四是解放運動的開頭一樣，這『三·一八』乃是壓迫反動的開始。」
(17)恩師章太炎是浙江餘杭人，本名章炳麟，號太炎。他是我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經學家。早年參加過康有為的「強學會」，積極參與維新運動。戊戌政變後逃往日本。1906年在日本參加同盟會，任《民報》主筆。
當時周作人正在日本留學，又恰好與章太炎的女婿龔未生同學，便通過他的引見結識了這位自己很敬佩的同鄉。
章太炎在主持《民報》之餘，還在神田大成中學開辦國學班，給留學生們講授中國的傳統文化。後來應魯迅等人的要求，又在《民報》報館另開一班，給魯迅、周作人、許壽裳、錢玄同、朱希祖等八位留學生講《說文解字》、《莊子》、《楚辭》、《爾雅義疏》等國學文化。章太炎講課深入淺出，詼諧生動，將很枯燥的文字學講得很有趣味，談笑風生，莊諧雜出，如同與家人或朋友談天一般。課餘休息時，太炎先生常說些閒話，有時也發妙論，使滿座皆驚。自然使學生們深受感染。
1909年春夏之交，魯迅和周作人接到了他們的老師章太炎的來信，告訴他們印度梵師來講學，他已經為他倆交了學費，希望他們參加學習梵文。後因學習的難度很大，他們都沒有堅持下來，但章太炎治學「儒佛兼收」、「兼收並蓄」的精神卻給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與啟示，對他很有激勵作用。在1926年的《謝本師》中他寫道：「雖然有些先哲做過我思想的導師，但真是授過業，啟發過我的思想，可以稱作我的師者，實在只有先生一人」，「給予我不少的益處，是我所十分感謝的」。
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後，就投入了新文化運動，成為有力的倡導者之一。可是章太炎卻在五四運動落潮後漸入頹唐，退居書齋，致力於著述及講學。他在上海發起成立亞洲國學會，淡泊於日益壯大的新文化運動。1922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為筆名在《晨報副刊》發表《思想界的傾向》的文章，告誡人們警惕「國粹主義」的「勃興」，很委婉地對章太炎倡導國學提出了異議。由此，他們間的感情出現了裂痕，彼此的聯繫逐漸減少。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周作人逐漸與時代前進的步伐相背離。又與章太炎的思想趨近一致。1932年的春天，章太炎造訪北平時，周作人再度執弟子禮，熱情款待章太炎。
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作《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以紀念。文章讚頌太炎先生「不辭以外道為師，此種博大精進的精神，實為凡人所不及，足為後學之模範者也」，給予這位恩師很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