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實推斷，周作人新婚之後的一段時光應該還是開心的，所以他在詩中寫下了「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一類的句子。但結婚歸國之後家庭就時起風波，主要是因為羽太信子患歇斯底里症，稍不如意便會大發脾氣。到了晚年，遇到「三年困難」時期，物質供應匱乏，再加上乾榮子頻入周作人的夢境，羽太信子心生猜忌，懷疑周作人1934年7月11日至8月28日東遊日本時曾與乾榮子幽會，遂冷嘲熱諷，如噩夢昏囈，不堪入耳。事實上，周作人此次東遊是跟羽太信子同行，一貫懼內的周作人不大可能有越軌之舉，更何況他並不知道乾榮子的下落，也已表示「無心再去找她」。
被共同生活了半個世紀的妻子懷疑辱罵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寫日記發牢騷就成為周作人宣洩的爆發口。早在解放初期，周作人跟妻子發生衝突之後就在日記中留下了「甚不愉快」一類記載，後來經常「不快」。到了1960年家庭危機似乎達到了頂峰，致使周作人「精神動搖」，「終日不快」，無法工作，惟祈速死。在矛盾劇烈時，周作人曾發出感慨：「臨老打架，俾死後免得想念，大是好事。」但待妻子一旦作古，周作人仍不免有所追思，因為羽太信子之所以猜忌暴戾，不可理喻，的確跟她的宿疾有關。更何況她平素信佛，崇拜觀音，不但長年照顧周作人的飲食起居，而且也幫鄰里做過一些好事，既不是「聖女」，也不是「惡魔」、「冤孽」。
(20)評說周作人曾說，他的心裡住著兩個鬼：「紳士鬼」和「流氓鬼」，它們「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秘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煙地走了。」
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寫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學生運動，其文筆辛辣犀利，絲毫不輸乃兄魯迅。但他出作品集時，卻不收錄此類文章。孫郁說：「（這）大約又是『紳士鬼』起作用吧？這是一個矛盾的人，一個被精神困擾的痛苦的靈魂。」
周作人說：「我寫文章平常所最為羨慕的有兩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點都沒有做作，說得恰到好處；其二是深刻潑辣，抓到事件的核心，彷彿把指甲狠狠地掐進肉裡去。」
曹聚仁評價周作人的文風，「可用龍井茶來打比，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口裡，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前人評詩，以『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來說明神韻，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韻』」。
郁達夫說：「周作人的文體，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繁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份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
舒蕪說：「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半，不瞭解周作人，就不可能瞭解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
周建人說哥哥周作人：「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順，不固執己見，很好相處，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制和掌握。從八道灣製造的兄弟失和事情中，表演得很充分。這似乎純係家庭內部矛盾問題，卻包裹著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他從這一點上和魯迅分了手，以後的道路也就越走越遠了。」
徐志摩說周作人：「他是個博學的人；他隨手引證，左右逢源；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樣。」
馮雪峰對周建人說，他看過周作人的《談龍集》等文章，認為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
錢玄同在《新青年》發表《關於新文學的三件要事》一文中說：「周啟明君翻譯外國小說，照原文直譯，不敢稍以己變更。他既不願用那『達詣』的辦法，借外國人學中國人說話的調子；尤不屑像那『清室舉人』的辦法，叫外國文人都變成蒲松齡的不通徒弟，我以為他在中國近年的翻譯界中，是開新紀元的。」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說，中國的文學革命，在建設方面，有兩件事可記，一是「白話詩的試驗」，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後者以「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盡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倣傚，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
學生廢名說，他和俞平伯談到周作人時，二人認為，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一個躬行君子。他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他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的態度。俞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歷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兩人都回答不了。廢名認為，大概只有「漸近自然」四個字能形容周作人。
曹聚仁說：「我對於啟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日始；他的每一種散文集必比以前一種更醇厚深切，更合我個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勝業，只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張中行談論老師周作人：「在我的師輩裡，讀書多，知識豐富，周氏應該排在第一位。這最明顯地表現在他的文章裡，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蒼蠅之微，他幾乎無所不談。」
錢理群說：「有一點周作人是確實做到的：對於自己寫下的歷史的每一頁，他都沒有半點懺悔之意。他也同時拒絕了將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蠱惑，只是像一個『走了許多路程』的『旅人』，平靜地，甚至有幾分淡然地，講著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終於把評價留給了歷史與後人，保存了一個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朱光潛說：「周先生自己說是紹興人，沒有擺脫『師爺氣』。他和魯迅是弟兄，所以作風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師爺派的詩人。魯迅先生是師爺派的小說家，所以師爺氣在《雨天的書》裡只是冷，在《華蓋集》裡便不免冷而酷了。」
林語堂說周氏兄弟：「周氏兄弟，趨兩極端。魯迅極熱，作人極冷。兩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熱。……每逢語絲茶話，兩位都常來……作人不大說話，而泰然自若，說話聲調是低微的，與其文一樣，永不高喊。魯迅則詼諧百出。」
舒蕪說：「如果不僅從周作人的後期歷史來看，而是從他的整個歷史來看，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悲劇，是知識分子命運的悲劇。中國知識分子肩負著中國文化傳統，在國家命運突然面臨著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時，每個人都有一個命運的問題：或是不能克服文化傳統中的消極核心而失敗，一切文章學問，功績成就同歸於盡，這就是周作人的悲劇；或是畢生同這個消極核心戰鬥，魯迅就是這樣譜出了勝利的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