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後，蔡元培參加了魯迅治喪委員會，舉行葬禮時，親自執紼送葬。《魯迅全集》編纂好後，蔡元培致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請求送審時開放綠燈。蔡元培為這部全集寫了序言。序言中對魯迅的創作和學問推崇備至。這些評價出於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之口，更讓人感到其分量之重，情感之真，至今看來仍令人感動不已。許廣平對蔡元培為魯迅所做的一切極為感激和崇敬，她曾撰文說：“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內傳頌，魯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魯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豈徒私人之感幸。”
(5)忘年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革命文藝事業的重要奠基人。1931年初，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殘酷打擊，被排擠出中共中央領導之後，開始轉入文化戰線，與魯迅、茅盾等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結成了忘年之交。
其實，瞿秋白與魯迅的交往時間並不長，如果從1931年5月瞿秋白與魯迅經馮雪峰中間聯絡相識算起，他們的交往只有四年的時間。可是從魯迅書贈給瞿秋白的那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對聯看，他們的友誼卻是非常深摯，非同一般的。
1931年5月的一天，馮雪峰給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送去左聯機關刊物《前哨》的“紀念戰死者專號”。瞿秋白讀了這本由魯迅等編輯的刊物十分贊賞。特別是讀了魯迅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文，不由得擊節稱贊說：“寫得好，究竟是魯迅！”瞿秋白雖然沒有與魯迅見過面，但對魯迅的文章非常喜歡讀，認為他的文章犀利、潑辣，很有戰斗力。事後馮雪峰與魯迅談起瞿秋白，說他在蘇聯學習過，懂得俄文，魯迅當即讓馮雪峰請瞿秋白將《鐵流》俄文的序文翻譯出來。隨後，魯迅又請瞿秋白翻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1931年9月，魯迅譯的法捷耶夫名著《毀滅》出版後，瞿秋白給魯迅寫信，對魯迅譯文中的幾個問題提出了看法，並說：“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你說話的時候，和自己商量一樣。”
後來，瞿秋白住到上海市紫霞路馮雪峰的朋友家裡。他和魯迅的聯系就由馮雪峰承擔。馮雪峰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別去瞿秋白和魯迅的住處一次，傳遞“左聯”與革命文學運動的情況，請示或討論一些問題。瞿秋白除了指導和參與“左聯”的一些活動外，還為“左聯”公開發行的《北斗》、《文藝新聞》和秘密刊物《文學導報》寫雜文，或翻譯介紹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及蘇聯的文學作品。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馮雪峰陪同拜訪了魯迅。他們一見如故，傾心而談，話緣投機，至晚始別。此後，他們經常見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甚至共同商討由瞿秋白執筆成文，用魯迅的筆名發表。如編入《魯迅全集》的《王道詩話》、《曲的解放》、《出賣靈魂的秘訣》等多篇作品，就是瞿秋白執筆的雜文。1933年4月瞿秋白編輯了《魯迅雜感選集》，在他寫的序言中對魯迅思想的形成、發展與特點，以及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作用和弱點，都作了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評價。魯迅對他的直率批評和鼓勵非常滿意。
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魯迅的處境很艱難，但他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先後在1932年11月、1933年2月、7月及9月，四次接待瞿秋白夫婦到家裡避難。這對處於地下狀態的左翼文化領導者的瞿秋白，無疑是極好的保護。1934年1月初，瞿秋白奉命到江西中央蘇區。臨行前，他來魯迅家辭行。他們徹夜長談，依依惜別。不料第二年的6月瞿秋白被反動派殺害。為此魯迅抱病搜集、抄寫、編排、校閱瞿秋白的譯稿，編輯成《海上述林》兩卷出版，作為悼念瞿秋白的禮物。
(6)雙雄魯迅與胡適都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路先鋒，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並立雙雄。
魯迅在教育部任職時，他的同鄉好友、《新青年》編輯錢玄同經常到魯迅的住處來，將《新青年》拿給他看，並希望他能寫點文章。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讀到胡適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他對胡適提出文學革命的氣魄和膽識十分敬佩。1918年1月《新青年》改組，魯迅、胡適都應邀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在《新青年》改組會上，魯迅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和胡適等人。他們成了同一戰線上的盟友。最初，他們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發表文章相互配合。當胡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將批判的鋒芒直指封建禮教時，魯迅則與之相呼應，創作了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以更為激烈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
魯迅與胡適同為北京大學教授，在學術領域經常互相切磋，互通信息。胡適研究《紅樓夢》提出作者“自敘傳”一說，得到魯迅的充分肯定。魯迅寫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引用過胡適考證過的資料。胡適早就有寫作中國小說史的想法，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後，他給與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
雖然魯迅對胡適倡導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持有異議，但真正形成魯迅與胡適分歧的原因還在於對國民黨的看法上，魯迅面對國民黨的黑暗與強權，所采取的態度是“黑暗至極，無理可說”，只有反抗。而胡適也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不滿，但他卻標榜美國式民主，冀望通過“負責任的言論”來引導政體走上民主化軌道。這種分歧，突出地表現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工作上。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胡適被選舉為北平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當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向國民黨提出“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時，胡適則公開發表文章予以批評。宋慶齡、魯迅對胡適的言論提出質疑，胡適仍然固執己見。1933年6月18日，積極參加同盟活動的楊杏佛被特務在上海暗殺，兩天後魯迅冒著生命危險毅然出席楊杏佛的入殮儀式。而當魯迅為楊杏佛遇害而伸張正義的時候，胡適對昔日的學生和朋友之死，始終未置一詞。鑒此，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只得將胡適除名，由此魯迅與胡適也就徹底分道揚鑣了。
盡管魯迅與胡適成為不同立場的代言人，可是胡適對魯迅在白話文學上的成績，一直是持肯定態度的。魯迅逝世後，武漢大學教授蘇雪林指責魯迅，污蔑魯迅，極力貶低魯迅的價值和影響。胡適聞知立即給蘇雪林去信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蘇雪林還翻出舊賬說，曾有人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了日本鹽谷溫的著作，熟知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的胡適，在給她的信中寫道：“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這種客觀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7)慈愛許廣平回憶：一次，上課時，前排的幾個學生說：“周先生，天氣真好哪！”魯迅不答。又有人說：“周先生，樹枝吐芽哪！”還是不答。“周先生，課堂空氣沒有外面好哪！”終於，他笑了笑。學生受了鼓勵，說：“書聽不下去哪！”他說：“那麼下課！”馬上有學生接口道：“不要下課，要去參觀。”這時全體學生都說要去，於是魯迅便帶著他們去參觀故宮了。
常維鈞回憶：講課時，為了讓學生更好理解，魯迅還在黑板上畫畫，或以肢體語言表達。一次，為了解釋《酉陽雜俎》中的故事，他仰著面，弓著腰，身子向後仰，結果身體一彎曲就晃起來，腳下也站立不穩，他自語道：“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學生們見此情形，很是感動。
擔任《奔流》、《語絲》編輯時，魯迅每天都收到五花八門的稿件：有自己寫了不願再看，讓魯迅仔細修改的；有翻譯錯誤百出，不能登載，抱怨不斷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這些稿件，魯迅都用心加以編輯，設法登載。如果是譯稿，但凡能對照原文的，魯迅便自己對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魯迅便向人打聽，修改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