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說：「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是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保持著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易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梁實秋說：「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洩憤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
孔另境說：「先生有兩個超於常人的特點，其一是恩怨觀念十分著重，只要這個人被他罵過，他會永遠記住，像陳源教授，事情已經隔十多年了，但他還常常要帶到他」，無論是談天還是寫文章；要是這個人確實和他有感情，即使這人現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罵他，倘有人提及此人，他只是笑。「先生另外的一個特點是重氣節，嫉惡如仇」，他對沒有氣節的人從不饒恕。某文學家被捕後，魯迅盡最大努力去營救，但這人後來變節，立即平安無事，魯迅得知後非常生氣，從此再不願有人提及此人一個字。魯迅最佩服至死不屈的人，如瞿秋白，所以後來盡心盡力為瞿編撰《海上述林》。
許廣平說：「你的弊病，就是對一些人太過深惡痛絕，簡直不願同在一地呼吸，而對一些人則期望太殷，於是不惜赴湯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種為殊遇而淡漠處之，或以尋常人者對你，則你感覺天鵝絨了。這原因，是由於你的感覺太銳敏太熱情，其實世界上你所深惡痛絕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頭，還不是一樣嗎，而你把十字街頭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藝術之宮』，這不能不說是小說家，取材失策，如果明瞭凡有小說材料，都是空中樓閣，自然心平氣和了。」
1944年，昆明文藝界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八週年晚會，聞一多也去參加。聞是「新月派」詩人，曾罵過魯迅，他不僅不避嫌疑來參加，且發表了坦誠的演說。他先向魯迅的畫像深鞠一躬，然後說：「魯迅對！他以前罵我們清高，是對的；他罵我們是京派，當時我們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對的……時間越久，越覺得魯迅偉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國的大學教授，至少我個人，向魯迅先生深深地懺悔！」然後，他指著魯迅畫像旁懸掛的對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說：「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聖人，就憑這兩句話，他就當之無愧！」
魯迅去世後，與他曾有論戰、且從未謀面的郭沫若盛讚魯迅，曾寫下三副輓聯，其中一聯云：「孔子之前，無數孔子，孔子之後，一無孔子；魯迅之前，一無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
老捨說：「還有人也許說，魯迅先生的後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閉戶寫作，不問外面的事，也許能寫出比阿Q更偉大的東西，豈不更好？是的，魯迅先生也許能那樣地寫出更偉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為魯迅先生了。」
郁達夫在《魯迅的偉大》中說：「如問中國自新文化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面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逸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淒厲的風味。」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撰序，他稱「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徑獨闢，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林語堂評魯迅：「魯迅所持非丈二長矛，亦非青龍大刀，乃煉鋼寶劍，名宇宙鋒。是劍也，斬石如棉，其鋒不挫，刺人殺狗，骨骼盡解。於是魯迅把玩不釋，以為嬉樂，東砍西刨，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復相同，故魯迅有時或類魯智深。」
晚年的王瑤如此評價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4)婚戀朱安是魯迅的原配夫人，他們是1906年7月26日在紹興結婚的。朱安是紹興城裡人，比魯迅年長三歲，是個心地善良，恪守婦道，沒有文化的姑娘。魯迅本來不同意這樁婚事，可是她母親卻堅持成全此親事，幾次催他回國成親。魯迅總是拖延、搪塞。這一年的7月，魯迅的母親給他拍電報稱：「母病速歸。」魯迅只好立即回國。不料，他到家的第二天，母親就為他舉行了婚禮。
魯迅覺得母命難違，只好聽之任之。在婚禮上，魯迅面色陰沉，聽從擺佈，並沒有什麼反抗的舉動，她母親以為兒子認可了這門婚事。晚上入洞房時，由他的童年朋友周冠五和衍太太的兒子明山扶著魯迅上樓，見到揭開蓋頭的朱安，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說，在洞房裡靜靜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魯迅睡在她母親的屋裡，母親多次要他回到自己的屋裡去，他都婉辭拒絕了。第四天就東渡日本，直到1909年8月才回國。
魯迅回國後，先後在杭州師範學校、紹興浙江省五中和紹興師範學校，擔任教務長、學監和校長。此間，他住在學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擔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之後，聘任魯迅到教育部工作。魯迅自此離家。留下朱安陪著魯母苦度生涯。1919年魯迅在北京八道灣買下一所宅院，將母親、朱安和兩個弟弟全家接來居住。後因與周作人反目，魯迅搬到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此間，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著魯母生活，也管理著家務。
朱安是受封建禮教影響很深的女子，她與魯迅相敬如賓，魯迅把生活費用交給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為魯家做飯菜，縫洗衣服，每天晚上為魯迅鋪好被褥。儘管魯迅不同意她這樣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時，兩人為了盡量不碰面，不說話，她準備了一隻箱子，將魯迅換下的衣服洗好放在裡邊，讓魯迅取用。這就使得單身的魯迅始終能穿上洗乾淨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時，魯迅也很關心她，陪伴她到醫院治療。魯迅還定期為朱安的娘家寄錢。這對沒有愛情，卻又無法擺脫封建桎梏的婚姻，就這樣延續了30年之久。
1927年10月，魯迅在上海與許廣平同居。朱安安於天命，對魯迅與許廣平的同居，並無怨恨，而且還對許廣平以妹相稱。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後，朱安給周建人寫信，要他轉告許廣平：歡迎許廣平母子到北京和她一起居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養遺孤」。1947年朱安孤獨地辭別人世。
許廣平是魯迅在北京女高師（後更名為北京女子師大）兼課時認識的女學生。她祖籍福建，生於廣東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隸女子師範學校，1922年畢業後進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讀書。
當年的北京女高師校長是許壽裳，他與北大校長蔡元培是同鄉，因之兩所學校的聯繫較多。女高師聘請了北大的資深教授來兼課，北大的一些活動，女高師的師生也可以參加。魯迅是在許廣平讀二年級時，到女高師講《中國小說史略》的。當時的魯迅已經發表了小說《狂人日記》，在青年學生中很有影響。女高師的學生們聽說魯迅給他們講課，都很仰慕，特別是女孩子們更想看看他是怎樣一個人。不料，前來給她們上課的卻是一位個頭不高，表情嚴肅，衣著陳舊的人。學生們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嚴峻的面孔又有些懼怕。他以濃重的紹興口音的「官話」講課，常在講義之外講些大家聞所未聞的事，講得很幽默，逗得滿堂大笑而他自己卻不笑。
許廣平是個好學的學生，每次聽課她都坐在第一排。認認真真地聽課和記筆記，有時有了不懂的問題，還敢於向老師提問。課間休息時，她還主動去擦黑板，也常與老師說幾句話。特別是對於魯迅淵博的學識，精闢的見解，更是從心底裡敬仰。因此魯迅對這個勤學好問的女生也頗有好感。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楊蔭榆擔任女子師大校長後，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學生們的不滿。在1925年3月11日，女師大發生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思想激進的許廣平是學潮中的骨幹。面對學校複雜的形勢和面臨畢業的選擇，許廣平陷入思想苦悶之中。畢業後何去何從，心裡苦悶，無法解脫。她想把心中的苦悶說給自己敬重的老師，以便求得他的指導。她就大膽地給魯迅寫了封信，述說了學校狀況、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悶，並且要求老師給予「無時地界限」的指導。不料魯迅在收到她來信的當天，就給她寫了回信。這讓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給魯迅寫信的她激動不已。接著，他們在一個月裡就互相往還了六封信。儘管每週聽課時能見到魯迅，可是他們覺得通信便於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1925年4月12日，許廣平約了同窗好友林卓鳳一起到西三條胡同的魯迅家拜訪，許廣平見到魯迅在家裡很忙碌。除了備課、上課和在教育部辦公外，還要寫文章，編《莽原》，校稿子，看清樣。許廣平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便力所能及地幫著魯迅幹些雜事。這樣，課餘時間她到西三條胡同去的次數就逐漸多了起來。每次去魯家，她不僅從生活上關心魯迅，幫助他處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瑣事，而且還勸導他多休息，少吸煙，戒掉飲酒。這種關懷自然使魯迅對她的情誼逐漸加深。在1925年10月20日這一天，許廣平在魯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魯迅坐在書桌邊的籐椅上，許廣平坐在魯迅書桌旁的床頭。他們談得很投緣，談得激動之時，許廣平順手抓住了魯迅扶在籐椅上的手，魯迅反手就緊緊地握住了許廣平的手。這時兩顆心都很激烈地跳動著，魯迅順手將許廣平攬在懷裡，如饑似渴地吮著對方的香唇。
1925年5月9日，女子師大校長楊蔭榆宣佈開除許廣平等六位學生自治會職員，激起了廣大師生的義憤，馬裕藻、沈尹默、魯迅等教授聯名抗議，校內反對楊蔭榆的情緒更加高漲。
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政府列出通緝名單，魯迅被列入其中。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緝，魯迅於同年8月來到廈門大學任教。而許廣平則回到家鄉，在廣州女子師範學校任職。兩地分隔使他們間的通信更加頻繁，更加強化了他們的感情系念。1927年1月，魯迅到廣州的中山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慘案」發生後，魯迅因校方營救被捕學生不順利憤而辭職，同年的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來到上海，46歲的魯迅與29歲的許廣平開始了他們的同居生活。
(5)提掖我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與魯迅同是浙江紹興人，他們兩家還是世交。1904年蔡元培組織光復會時，魯迅經朋友陶成章介紹加入，蔡元培對這個小老鄉很器重。他的提掖幾乎是重寫了魯迅的人生歷史。1912年初蔡元培被孫中山任命為教育總長。他接任後就廣納人才，發函請許壽裳薦舉的魯迅來教育部就職。後來教育部遷往北京，教育部次長趁機網羅親信，欲將魯迅除名。蔡元培察覺後任命魯迅為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1916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後，聘請魯迅講授中國小說史，還請他為北大設計校徽，並沿用至今。此外，魯迅被聘為中國大學特約著作員和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也都是蔡元培推薦的。
魯迅對蔡元培很尊敬，不管當面還是書信，總是恭敬地以「先生」稱之。魯迅稱為「先生」的，除了章太炎之外，就是蔡元培了。蔡元培發現魯迅喜歡抄古碑，搜集金石拓片，就將自己收藏的《贊三寶福業碑》、《高歸彥造像》、《豐樂七帝二寺邑義等造像》和《蘇軾等仿像老題記》拓片贈送給他。
蔡元培與魯迅的關係密切到愛屋及烏的程度。他對魯迅的弟兄也很關心。蔡元培得知周作人來到北京，就聘為北大人文科教授。周建人因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排擠，蔡元培就將周建人薦舉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
蔡元培對魯迅思想的影響，最主要的還是他執掌北京大學後，倡導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北大精神」。蔡元培聘任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隨之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遷移北京，使得這所瀰漫著陳舊氣息的最高學府，開始呈現勃勃生機。為魯迅思想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背景，使他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白話小說，得以由《新青年》面世。蔡元培倡導的「北大精神」哺育了魯迅，為魯迅的大展宏圖提供了廣闊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