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快發現小伙子把她領到一個錯誤的地方，因為她只在紙上寫了「火車」兩個字，而沒有寫「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兩條鐵路交會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貨車通過，貨車在這裡突然減速，幾個坐在蘆葦溝邊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們向她招呼，叫喚：上來呀！上來呀！她奔跑起來，孩子們伸出四五雙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車她問：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們相互看看，還是不明白她到底問什麼。她覺得自己的話一點毛病也沒有，他們卻聽不懂，信心減退下去。呼呼的大風裡，她把句子在嘴裡重新組裝，用小了一倍的聲音問：去的玉山？其中一個男孩為大家做了主，朝她點點頭。他們看上去有點掃興，用牛勁拽上來一個話也講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裝的全是西瓜。孩子們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鶴在內的七八個人的屋頂和鋪蓋。這時多鶴才明白火車為什麼到了那一段減速：它剛剛通過了一段被雨水沖垮正在修復的路段。多鶴伏臥在西瓜上，身體左右滾動，從油布縫隙看見修路工地燈火通明。張儉在早晨看著她時想幹什麼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體。他伏在陽台欄杆上抽煙，她在他身後打開窗子，他就是不回頭。她看他什麼時候回頭。終於不行了，他回頭看了她一眼，隔著兩米的距離，嘴唇已經親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後一次。
多鶴竟讓輕輕滾動的西瓜給晃睡著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裡去了。回過頭，七八個孩子全不見了，不少西瓜隨他們一塊兒下了車。火車紮在無盡的黑夜裡，往更深的夜色裡躦著，她不知道時間、地點。但她知道，什麼都幫了張儉的忙，讓他得逞了，讓他分開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國、代浪村、死去的每一個竹內家的骨血終於被分開了。
西瓜車在毒太陽裡開開停停，在大雨裡也開開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車，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車上。一連幾天的西瓜餐，她渾身都讓紅色、黃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風吹散的長頭髮又被西瓜汁粘住，成了一件頭髮結成的蓑衣。她腦子裡全是呼呼的風聲，是火車和黑暗摩擦出來的聲響。那聲響灌進皮肉、血管，隨著兩行淚橫飛。她伏在一個個冰涼、滾動的西瓜上，任這些無信的、不負責的球體把她拋到左拋到右。多年前她被裝在麻袋裡，被土匪擱在奔跑的馬背上，她也不比這時更絕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紋。
那個躺在路邊生孩子的阿紋。阿紋長髮披散，臉色如蠟，嘴唇煞白，就這樣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兩條血淋淋的腿，一個還在冒熱氣的血孩子。她是走著走著就完成了分娩的。嬰兒眼看著就不動了，長長的臍帶打了好幾個彎，瓜蔓一般連著未熟的瓜。阿紋不要人們靠近，一邊齜牙咧嘴一邊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別過來！別殺我！我一會兒就跟上！別殺我——我還沒找到我丈夫和兒子呢！」她的手掌滿是血污，向人們一下一下地揮舞，要從她身邊過去很久人們才悟到，她那齜牙咧嘴原來是笑容。她笑著向人們討饒：「別殺了我，我還沒有找到我丈夫和兒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頭，一上一下地揮動，給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嗓音撕布一樣……
不體面的阿紋。就因為要找她的孩子。
於是這樣一個不體面的多鶴出現在南來北往的旅客眼前，披著頭髮結成的黑蓑衣，餿臭的連衣裙上一片綠蒼蠅。
那個蒼蠅如雲的車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達這個站之前火車被換過幾次車頭。迎面而來的樓、房屋、密集的電線桿讓她知道這是個大地方，比她住過的兩個城市都大。西瓜一車皮一車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這一車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臉洗手當便盆的西瓜有幾十個。跟那七八個孩子下車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個西瓜的賬也會記到她頭上。你有證據說你沒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個西瓜嗎？你有證據沒有跟沿線的盜匪裡應外合把西瓜拋下去，回頭再跟他們分贓嗎？多鶴不瞭解中國的法律怎樣制裁這樣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會輕饒這樣的事。
她看準一個空子，從車上爬下來，等正在卸前一輛車的工人們反應過來，她已經成了他們眼裡一條披頭散髮、骯髒的花影子，在一大團蒸汽裡一閃而逝。蒸汽發自一列剛剛停靠的客車，她從客車輪子間爬過，車肚皮上掛著迢迢千里的黑色塵土又蹭在她泡透紅色、黃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帶紅點、綠點、黃點的花連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當中，人們不顧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頭。
前幾天的西瓜餐這時發作了。她被腸道內突然的衝擊力弄得渾身發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層雞皮疙瘩。她會用中國話打聽廁所，但人們終於聽懂她的話之後給的回答卻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調、吐字，和氣地對她一遍又一遍地講著什麼。她覺得腸子裡的咕咕響動一定讓他們聽見了。她捂著肚子，半佝著腰，一動也不敢動。
人群中終於有一個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沒有草紙。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開茅坑的隔門，遞給她一張印滿人臉的紙。紙的背後還有石灰，是剛從牆上撕下來的。人臉上畫著紅叉，對著自己的終極下場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點辦法，絕不會把這樣帶臉的紙作那樣的用途。
等她頭重腳輕地走出廁所，兩個戴口罩的人朝她走來。她蹲在茅坑上的時間足夠那個女人推測她是怎麼回事了。那女人一邊用多鶴完全不懂的話對戴口罩的人大聲說著，一邊指著多鶴。兩個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們中的男人用音調奇怪的中國話說多鶴病得不輕，得跟他走。他們中的女人說車站醫療室不遠，走幾步就到。
兩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鶴發現自己已經開始跟他們走了。
醫療室的長椅上躺著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還有兩個人躺在白色帶輪子的床上。多鶴被帶進來，戴口罩的女人對一個躺著的男人說了句什麼。男人縮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讓多鶴坐在剛剛擱過男人赤腳的地方。多鶴剛坐下，那男人的腳又回來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從裡屋拿來一根體溫計，放在多鶴嘴裡。這根體溫計讓多鶴安全起來。她到張家這些年，每次發燒，體溫計就是一個手掌。小環或張儉的（過去是張站長或二孩媽的）手掌在她額頭上按一按，體溫就測出來了。自從離開代浪村，她的嘴還是第一次接觸這冰涼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閉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氣味裡：那氣味就是她對於鈴木醫生的記憶。戴口罩的男人這時走出來，翻開多鶴的眼皮，仔細地看，手指也像鈴木醫生那麼輕盈靈巧。
根據體溫計的測量結果，她的體溫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個護士，這時走上來，說是要抽血。她一邊在多鶴胳膊上擦酒精、系膠皮管、扎針頭，一邊用她那一口總有點偏差的中國話告訴多鶴，正在流行的血吸蟲病很厲害，從東邊來的火車總會帶來幾個病重的。
多鶴對他們的話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種可怕的疾病。她問護士什麼叫血吸蟲。
護士看著她，好像沒聽懂。
她想她的話有那麼難懂嗎？她會不會把句子講顛倒了？她硬硬頭皮又問了一次，這次換了一種句法。
護士反問她是哪裡人。
多鶴不講話了。
護士抽了血，拿了一個硬皮夾子，上面鋪著一張表格。她說這是病歷，必須填寫。要填的項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員、婚姻狀況……多鶴拿起筆，又放下。不知為什麼，她哭起來。填什麼也不準確。代浪村的家是多鶴唯一記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從那一刻起，這些項目就沒法填了。從那顆手榴彈落在媽媽、弟弟、妹妹身邊之後，她怎麼填寫「家庭成員」？從張儉把她丟棄在江邊礁石上，從她的乳房因為沒人吮吸而脹成兩隻鐵球，從她斷了跟丫頭之間的私密對話，她兩臂間空去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員」四個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讀、最不願去理解的四個字——四個中國、日本共用的字。
女護士先站在她身邊看她哭，過一會兒，她蹲下來，想從她兩隻捧住臉的手縫裡找她的眼睛。再過一會兒，男醫生來了，問她到底怎麼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個病人全停下了哼唧，聽她哭。
她哭得氣也喘不上來，幾次噎住了，一點聲音也沒有，醫生和護士以為她哭完了，剛開口問她「家住哪裡，有證件嗎」？她一口氣捯過來，疏通開，又接著哭下去。哭得她渾身筋骨疏開又抽緊，男醫生兩隻焦慮顛動的腳，在她淚水淹沒的視野裡，成了一對不可認識的異物。
她哭盡了最後一把力氣，靠在椅子腿上。醫生和護士小聲嘀咕她什麼，她不在乎，在乎她也聽不懂。他們之間講的話跟這裡人一樣，冒出許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於張儉和小環的中國話。
他們改用先前的語言同她談話：家裡出了什麼事？家裡還有人嗎？碰到壞人了？她的樣子讓他們懷疑她遭受了人身襲擊。她是死裡逃生逃出來的嗎？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們理解她——誰受了過度的刺激都一時不願開口。
他們給她打了一針，等他們拔出針頭，兩個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經一層虛光，再一眨眼，他們跟燈光不太亮的空間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來已是早晨。兩個乳房把她脹醒了。她看看周圍，發現她已經不在原先那間醫療室，而在一間病房裡。窗外在下雨。病房還有三張空床，她不明白她為什麼享受單間的特權。身上的衣服被換過了，現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著紅十字和某某醫院字號的衣褲。她的花連衣裙被團在對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塊錢，她不知五塊錢到底是多大一筆財產，但那是她眼下僅有的財產。
五塊錢竟然還在那個帶荷葉邊的布包裡，和裙子一樣帶著黏黏的潮濕和西瓜的餿味。她把五塊錢和連衣裙都塞到自己枕頭下。
似乎是她的動作引來一個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領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見過的，過年過節到居民樓來，站在樓下，跟趴在公共陽台上的家屬孩子們講「提高警惕，防止敵人趁機破壞，看見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時報告」。
這個警察二十多歲，一邊打量她一邊把手裡的硬殼帽戴到頭上。他問她是不是好一點。他的話又跟那個男醫生和那個女護士不同，又是一種音調。因此他講到第三遍時她才點點頭，接著給他鞠了躬。
「你暫時先養病吧，啊？」警察說。
這回他講到第二遍她就點頭了，點完頭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麼客氣。」警察皺起眉頭，有點嫌煩的意思，同時他做了個手勢。她是懂他的表情和手勢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
「等你病好了，我們再談。」
然後警察又做了個手勢，請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著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還是敵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條條細細的裂紋，有的地方石膏脫皮了。警察和她談完話會拿她怎麼辦？
為什麼會是一個警察？是一個常常到樓下宣講「碰見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時報告」的警察？那麼，就是昨天的男醫生和女護士給她打了安眠針之後向警察報告了。她是一個可疑的人。難怪她單獨住一間病房。可疑的人威脅正常人的安全。
一個年紀很輕的護士推著小車進來，從屋角拉過一根鐵架子，又從車上拿起一瓶藥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幾秒鐘，再回到藥水瓶上。她在多鶴手臂上極其認真地紮了三四個眼，終於成功地紮了進去。兩個小時後，輸液結束了，多鶴爬到床尾，看到那裡掛了一個牌子：姓名：？性別：女，年齡：？籍貫：？病因：急性胃腸炎。
這是一個充滿疑問的病人。這個病人給看起來了。門外的警察有槍嗎？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這個門，沿著走廊飛奔時，一顆子彈就會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嗎？這條走廊有七八米長，從小護士推車走來的聲音，能大致測出它的長度。上廁所呢？就在床下便盆裡解決。不行，不習慣便盆，必須去廁所。習慣不習慣，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許連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顯得可疑。從窗子看出去，白楊樹的高度讓她明白病房在二樓。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時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雙涼鞋，鞋面是用白布自製的，在鞋匠鋪上了輪胎底，走路一點聲響也沒有。可是它們不見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沒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開一團餿臭的連衣裙，飛快地換下身上的病員服，再一次摸摸小包裡的鈔票。
最難的是悄無聲響地打開玻璃窗，甚至難過躍到白楊樹上再順著樹幹溜下去——多鶴兩隻微微內翻的腳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長上樹。代浪村村委會門口有四根木桿供孩子們爬，多鶴常常贏男孩子們。這樓房老舊，木頭都變了形，開窗時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響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