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小漁 第33章 失眠人的艷遇 (1)
    我在尋找一個人。他究竟是誰我無法知道;相貌、年齡、職業,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裡,否則我不可能與他親近起來。我是在半年前發現這個人的,就是說我與他逐步瞭解、親近已有半年。所以現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誰。在此之前,我得讓你們知道我是誰。

    我是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女人,剛拿到藝術學位,這座五十層的公寓樓上沒人認得我——一個佔據最小一隅的、出出進進掛著誰也不惹的微笑的東方女人。我教一點書,時而到餐館打打工,還在美術用品商店干半個售貨員。我的收入五花八門,但我一天也不拖欠房錢。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份辛勞與寂寞,抑或還有點獨享的快樂。

    此外,我還是個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歲這年,我不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為到美國來這個症不會跟我來。像是淨光一個人來的,跟從娘的產道裡爬出來一樣淨光,沒錢、沒履歷,一切好的惡的附屬全被丟在海關狹狹的甬道那邊。到美國的第一覺我睡得熟透、我便以為失眠也被成功地遺棄在海關那頭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臉,看見一大攤黑色在白床單上。我不認識我的頭髮,但我認識我的失眠。就是這個情形,我的無數輾轉驚擾了它們,它們逐漸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們開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樣,它回來了就不會再走。這個回歸,就是晚期。輾轉越來越急促,我得頻繁地扯開漸漸絞緊的黑髮。之後我開開燈,對了,就從那夜,我必須睡在明明白白的燈光裡,不想那些漆黑的頭髮再往我頸子上爬。

    凌晨三點,我放棄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溫存和耐性,離開了床。床的一步開外是窗子,打開來,捂在我臉上濃稠的冷中有異國的陌生。還有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敏感。我發覺了它——挺遠一座樓上,在與我相仿的高度,有口窗亮著。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輾轉得瘋狂和疲憊都到極致時,我會突然想:哎,去看看那個窗,還亮不亮著。它亮著,一夜夜亮下去了。我開始想,這是個不平凡的對稱,一個秘密的與我的對稱。

    如果我把它講給任何人聽,講到此,人不會再聽下去。人會躲開一個無聊透頂的女人遠些。包括我曾經的室友們。半年前,我即興地給自己找到了這個獨房公寓,在五十層樓頂,月租五百。就那麼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聲、搖滾、國語肥皂劇、煎炸食物的「絲啦絲啦」,以及廚房裡的蟑螂。按亮燈的一剎,我聽得見它們一哄而散。還有地板上的霉斑,它們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個人都沒意識到自己在蹺腳,因為蹺腳是在完成功課、看肥皂劇甚至吃飯中進行的。搬家前,我告訴同胞們我睡不著覺。聽說我花五百塊去買覺,我的同胞對此表示出溫和的蔑視。他們來美留學有些年數了,已形成一個階級,我的行為,是種階級背叛。從大陸中國來的人,都懂得它的嚴重。

    「現在你睡著覺了?」李海瀾在校門口碰到我問。李海瀾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學藝術,先我入學一年,卻到現在還沒畢業。過去他一直勸我別畢業,一畢業就是失業。獎學金好歹管一口飯。「搬到那麼貴的房子裡,該睡得跟屍首一樣了吧?那麼高,什麼還吵得著你?」

    我們走進學校咖啡室,他從一隻塑料袋裡掏了一大鋼精鍋冷面吃起來,一點也不怕嚇著這些美國學生。有人對他瞪眼,他就將鍋杵出去:「來點吧?請?」李海瀾什麼都不怕,在課堂蹺著腳發的宏論使他在教授眼裡形象優異,思想也優異,因此拿最高獎學金。

    我已經趁他的臉在鋼精鍋上俯仰,翻著小日曆卡,數那些被紅筆圈住的數字。有二十八個紅圈。「整整二十八天沒睡覺了。」徹底無眠的二十八個晝夜,李海瀾認為稱得上是個事件了。他聽說連續五十天無睡眠,人一定會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幾天了。

    「你不睡你幹什麼?」李海瀾問我。他要是能夠不睡他一定開卡車去,都說開卡車開得闊。要不他就畫五十元一張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個社會階層都有銷路。「你寫小說?」我搖頭。寫小說跟畫花卉不一樣,不是你拿了筆,鋪上紙它就出得來的。狀態不對。那種狀態下去寫會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寫你幹什麼呢?」 「就那樣……你說我能幹什麼,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瀾說我在冷嘲。我臉虛腫,眼袋低垂,我還能有勁去冷嘲誰。

    「你就是太孤獨了!」他把鋼精鍋「噹啷」一聲扔進塑料袋,他的課要開始了。「聽我的,找個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獨了,不然我也不會和聲聲(他女朋友)搬到一塊兒。你到最擁擠的地鐵上看看,每張臉都被孤獨弄得一模一樣!」他站起身:「我們是這樣的緊密相處,卻又彼此孤獨得要死。哪個詩人這樣說的。」他走走又回來告訴我:「找個男朋友!」

    結果李海瀾把事情想得這麼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對他暗示的那口窗:一個物體一種感覺的存在不會絕對孤立,說不定哪兒就暗暗有個對稱。一個長明的窗對稱另一個長明的窗,一個無眠的夜對稱另一個無眠的夜。

    我得去找這個人。

    「電話,姓名,郵政編碼都沒有?」廁所裡碰到個女警察,漆黑臉蛋,血紅肥厚的嘴唇,真誇張得漂亮極了。她告訴我地址、電話、姓名都沒有,這個人基本上是沒有的。

    我坐在馬桶上換下教書的窄裙,套上餐館的長褲、紅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說:「你去看過心理醫生嗎?」

    我「嘩」一下拉開馬桶隔間的門,清醒而堅定地說:「有這個人的。」

    怎麼會沒這個人呢?一夜、兩夜,三夜,芝加哥那麼多窗泯了燃,燃了泯,它卻始終亮在那兒。亮得並不肯定,像靈性和知覺。

    我不想和人再講起它。好比我從不把我最愛的書借給人,人若不懂,書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認真地悄悄地去尋找,首先要緊的是電話號碼。在某個凌晨,我撥通電話,淡說一個:「哈羅」。都會在那一霎感動:原來連孤獨自身都不是孤立的,總有一分對稱、相伴的孤獨。

    電話公司一個蒼老的聲音說:沒有郵政編碼、姓名,就等於什麼也沒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臉色,步子快樂地下樓去。

    我向守門的老爺子問起一幢高度與這座相仿的公寓樓。

    「附近?據我所知,這一帶沒有第二幢這樣高的公寓。要麼是辦公樓?」老爺子說。

    我肯定它是公寓樓,說完我推開死沉的玻璃門。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爺子在我身後抬槓道。

    我朝我認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卻沒見那樓。它是比想像的遠許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綠樹都舊了。茸似的雨有點嗆人,我怕走壞這雙好牌子網球鞋,決定乘幾站街車。車上只有七八個乘客,其中一個居然還叫得出我名字。

    「不認識我啦?我是虹虹啊,我們在陳老闆店裡一塊做過啊!來,坐啊!」

    我記起虹虹來。這個腹上鼓了半隻球的孕婦曾經不這麼醜,一個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廚房夥計說她的美是頭等,任何殘羹他都撈出渣兒攢在一起給她帶回家。後來虹虹開始向他借錢,再後來飯店丟了一大筆錢,我們都被拉去做測謊試驗。終於來了嗚嗚叫的警車,那個年輕的墨西哥老鄉閃手將一勺滾油潑在自己腳上。他被架上警車時,虹虹在廁所裡化妝。

    「我先生星期日還上班!有掙錢的時間,沒花錢的時間!」虹虹兩手插在胳肢窩下,胳膊擱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萬別抽出手,亮個大鑽石出來,偏偏就是顆大鑽石;隨虹虹手勢,它劃來劃去像顆流星。我又想,虹虹千萬別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麼價房子,開什麼牌子車。馬上地,虹虹歎氣說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還想,虹虹千萬別一擲千金請我一頓,我卻果然被拽進一家豪華館子。最後我想,虹虹你饒了我,千萬別提「上你那兒看看。」

    「你住哪兒。」虹虹在付賬後問。

    「離這兒挺遠。」

    「走,我叫輛計程車送你回去,順便上你那兒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銳氣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窮歸窮,並不如她預期的狼狽。電話閒許久了,偶爾鈴響,我撲上去,會先嗆一口灰塵。裡面越來越少傳出我熟悉的聲音:親熱的罵,有關買到一件便宜東西的叨叨。誰也不明白每個人怎麼就變得孤寡了,不易取悅了,儘管一有人主張聚會,仍是翻天覆地的鬧。就像現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開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裡幹嘛得有個虹虹。我會在我實在睡不著時打個電話找她解悶嗎?我不會。到美國長了,每個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萬別,虹虹的苦楚是對洋菜館的仇恨,若我與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聾子的對話,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這窗外,要是有樹就棒了。」虹虹評論。

    我訕訕說,這是五十層,有這麼高的樹嗎?我希望虹虹千萬別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遠鏡。虹虹的眼已經叼住了它們。她向我斜起眼笑,眼神輕佻,意思說,我還以為只有男單身漢才玩這勾當。虹虹端起望遠鏡,臉作著怪。這時天黑了,雨尖裡幾乎所有燈都亮著。

    望遠鏡從未幫我把那口窗看清晰些。我想證實那盞燈下並非拱著一幫牌鬼子,八隻表情複雜的手從東西南北伸來,桌角撂著來路清白的鈔票——他們有的是力氣血汗,賺錢不比搶錢難。他們一天天活著,每天都是個開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這樣,從遙遠的國度傻乎乎,高高興興地就來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個地圖上的街名,扎進一家家餐館,拿準備在舌尖上的英語問:「您這兒要人嗎?」

    聽到個「要」字時,頓時想,什麼什麼都有了著落。而等我拿著藝術學位走出最艱辛的日子,我發覺自己的一點天賦早已死了。或許天賦是必須死的東西,它的死換來了多種多樣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懷疑我伏在案上,讓筆在無數格子上爬的手藝是天賦。

    虹虹在十點左右離開的。我送她到樓下,在計程車駛來的瞬間,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麼辦?我在找一個人!」

    「啊?!」虹虹說。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會,堅決地對我說:「決不要吃安眠藥!」然後車把這個虹虹帶走了。

    李海瀾押著我到了學校的學生咨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詢。李海瀾說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輕了,不找醫生,卻上天入地一樣找「一個人」,在李海瀾看,得好好治了。李海瀾有四年沒看牙醫了,起碼起碼,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時,你看得見他萎縮到牙根發黑的牙齦。又萎縮得不統一,參差著,牙更是長長短短。我們都不能再窮困下去了。李海瀾嘴角還翹著牙籤,對豐衣足食、定時看牙醫的美國學生和教授來說,他窮出了風格、樣式;窮出了自我宣言,這些正是搞藝術者頂要追求的。

    李海瀾走後,我發現了他。他也在等著咨詢什麼。我不好意思再問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訴了我。那時他領我辦入學登記手續。一年中他給我買過兩杯咖啡,教我使用圖書館的藏書顯微機,讚美過我的英語、外套、頭髮,還有其他。

    我們都沒問過對方的年齡。

    「你來做什麼?」我問。

    「你呢?」他看我笑。

    我們同時發覺各自的咨詢挺見鬼的。他約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兒呢?我喜歡他在過街時下意識地拉拉我手,過後又有意識地趕緊鬆開。我還喜歡他在一遇到乞丐時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邊。再就是他的一點點神經質,溫雅、無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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